距离核武器第一次被用于实战已经整整77年了，“在历经大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从1945年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的蘑菇云当中学到了什么？……人类正在玩弄一把上了膛的枪。”8月6日在广岛参加纪念仪式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如是说。与叠遇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的60年代初相比，现在大家的核焦虑减轻了很多。我的父辈、祖辈，以及那个年代的美国人，都在自己家附近挖过防空洞。现在这些地方有的成了“人防商场”兼“避暑胜地”，有的则成了旅游景点。但事实是：我们在未来极有可能度过一段比美苏对抗更加惊心动魄的核武时代。在今后的十余年内，世界上的核大国很可能会从冷战时代以来的两强对峙，变成美国、俄国和中国三峰耸立。与此同时，反弹道导弹条约、中导条约等等冷战时代美苏管控核武危机的“基石”早已陆续崩解。今年年初，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发表声明：核战争“打不得”。这似乎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安全，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再看，这更像是“五大流氓”在预见世道崩坏时先商量好一个底线。众所周知，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战略核平衡建立在“相互确保毁灭”（MAD）的基础之上。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疯狂”（Mad），美苏签订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冷和平”基石的协定。就像两个运动的球体总能形成某种平衡一样，在明白难有最终胜利者的情况下，与唯一的对手达成某种战略平衡是相对容易的事情。如果将这场“地球毁灭游戏”的玩家增加到三人，会出现什么情况？有可能，它们之间的力量平衡会像三体运动一样永远无法形成稳定态。首先，这会增加任意两个核大国签订双边核裁军协定的难度。道理很明显，在第三方具有毁灭性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双边协议的意义大幅下降，一国难以通过它获得安全，反而还可能被捆住手脚。必须强调一下，这里说的双边适用于任意两国，因为在“一击致命”和“核捆绑”可能性存在的情况下，核超级大国之间不可能有真正“背靠背”的同盟。其次，由于需要跨越数倍于双边协议的“信任鸿沟”，事实上使得达成三边协议变得更加不可能。如果借用以冷战逻辑为底色的小说《三体》里的概念，三边协商会增加“猜疑链”的分支。因为任何核力量的首要目的都是威慑，而威慑是一个基于实力的心理问题。比如，中国研制出了新型的核武器载具，则不仅要思考美国会怎么研判（如果达成协议，中方是否可能在这方面自我限制），还要同时思考俄国会如何研判，以及俄国会如何分析美国对此事的研判。只要三方“猜疑链”的任何一个分支上无法实现信任（哪怕是有限信任，即“信任，但要核验”），即无法构建三边协议。在理论模型里，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解释了为什么两个理性的人在无法沟通的情形下，会陷入到对双方都不利的“纳什均衡”之中。如果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思维实验的前提（使其更贴近现实），假设囚犯之间有较深的了解并且具备有限的沟通渠道，会如何？那么两名囚徒通过合作共同保持沉默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然后，如果还有第三名入狱的同伙时，又会怎样？这时候，每一名囚犯都保持沉默的可能性显然会降低，因为风险都大大增加了，另外两个同伙中只要有一人选择背叛“集体安全”，自己就将受重罚。你信得过张三，信得过李四吗？换句话说，出现新“纳什均衡”可能性又增大了。再次，同样与信任稀薄有关：误判的可能性会成倍增加。美苏冷战时代，对双方而言核战争的对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确定的，美苏相互间对彼此的行动习惯相对熟悉。饶是如此，据BBC的介绍，“自核武出现以来，人类至少22次曾与核大战擦肩而过。”其中包括古巴导弹危机期间（1962年10月25日晚），一头黑熊摸进了美国沃尔克空军基地，直接导致一名过度紧张的值守人员在慌乱之间触发了“末日警报”——只是因为反应够快的军官将卡车开上跑道，才阻止了装载弹的轰炸机起飞。而现在则增加了新的排列组合，出现了更多可能导致冲突的理由和事态。人类还从来没有建立过核危机的三方沟通机制。如前所述，多边互信是最大的难关。在危机时刻，甚至主动沟通的尝试也会暴露己方的一部分想法，影响己方的威慑强度。各国已针对这一新形势进行了思考。比如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按：今天在小宇宙录了一份音频，正好把文字稿合集整理在这里。我在疫情期间听了上百个小时的播客，觉得其中的“灵活度”更大，读者互动更方便，而且特别适合在散步或睡前听。我的小宇宙账号也叫【越向书】。《说杜金》这个系列看的人不多，却自有寄托在其中。杜金只不过阴霾来临前的一缕不祥游云，我自己想比较完整地了解他，却找不到相应的中文资料。俄罗斯方向的专业学者可能觉得这个人不大值得说，听说过此人的一般读者不见得知道其学术的源流，于是我正巧说一说，盼诸位指正。杜金是个奇人。你说他是个学者，他醉心于政治，以至于要亲自组党参加竞选。你说他是个政治家，他却大谈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这类让选民挠头的问题。你说他是个哲学家，他却要强调血性和神秘主义这样不能用逻辑去思考的东西。你说他要复辟苏联，他会把共产革命贬得一文不值。你说他反布尔什维克，他却说他要站在“斯大林和苏联”一边。你说他亲华，他要把中国的北方疆土划出来给俄罗斯充当缓冲地带。你说他反华，他又坚定地鼓吹“中俄引领的新世界”，赞许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杂志说他是“普京的大脑”，土耳其报刊称他是“俄罗斯的基辛格”，但他其实远离克里姆林宫决策圈，而且普京也从未承认或这位所谓“国师”对自己政策有任何影响。但今年2月24日爆发的这场战争，却又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学说很可能表达了普京内心中的一部分想法。……似乎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热爱俄罗斯。然而，俄国若是真依从了他的战略，走向的将是复兴还是毁灭？

【今天先写到这里，刚才领导喊我去当大白了，如果诸位还想看本号聊聊杜金，可以用点赞、留言，以及（更好是）赞赏的方式告诉我，下次见😊】

文\越向昨天，当普京宣布战略核威慑武器进入战备状态的消息传来，几乎从不打听国际局势的妻子似乎有些焦虑，她问我：“这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吗？要扔核弹了？总不会扔到中国吧？你一个搞冷战史的，快给我说说看。”考虑到她平时总讥笑我是个穷书生，我决定让她更焦虑一点，给她普及一些冷战常识：“你知道啥叫‘核捆绑’吗？”“啥捆绑，绑啥？”“你觉得如果爆发核战争，并不会有人打中国是吗？”“为什么不是？我们又没有参战！”“好，那你想想看，如果俄罗斯与北约互相扔核弹，都把对方炸回了石器时代，接下来会怎么样？”“还能怎么样？说不定我们中国会出去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分发一些食品给难民。”“战后秩序一片混乱，你觉得，如果中国军队不到当地去，我们怎么去救援？”“中国军队到当地建立秩序……那不是成了占领了……”“好，就算中国军队老老实实留在国内。那么在核爆之后，交战国区域内的民众本来就十不存一，其幸存者还会因为火灾、饥饿和辐射等次生灾害继续死亡，不久之后就会形成大片的无人区。到时候中国人进到里面去恢复生产，重新开垦，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不管有人没人，在那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什么武装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这样做。”“照你这么说，难不成俄罗斯与北约打核战争还成了中国的一个机会？”“人家会留给你这个机会吗？”“……”“核捆绑的意思就是说，某国一旦决心用战略核打击毁灭对手，就要下决心毁灭所有临近的工业化国家。大家一起重回石器时代，一起重新发展，而绝不能保留一个可以在战后主宰世界的工业国。”“那我们能不能事先声明我们绝不会侵占别国领土，哪怕成了无人区也不去啊！”“谁信？”“……”

斗熊这项残忍的游戏在沙皇时代屡遭禁止，却屡禁不止，直到20世纪才逐渐销声匿迹。如今，真可谓“屠熊勇士反成熊”。听拜登最近的数次讲话，显然准备将乌克兰变成“欧洲的阿富汗”，让“北极熊”在这里把血流尽。

文/越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生灵涂炭，同情的人不少，看笑话的人更多。看笑话的人最常说的就是：乌克兰被西方忽悠瘸了，亲欧亲美，却不懂得亲近强大的俄罗斯，现在被“大帝”修理纯属咎由自取。按他们的意见，乌克兰只有站在俄罗斯一边反美，方可保平安。还有一些我非常尊敬的国际关系学专家认为，乌克兰应该主动中立化，成为像奥地利那样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威胁的中立国，这样虽进不了北约，得不到北约的安全保证，却有可能加入欧盟，融入欧洲共同市场。我同意，“中立化”确实是乌克兰的最佳选择。但是，这两种设想和其他一些新冒出来的“国际问题专家”的设想一样，总有种不对劲的感觉。似乎乌克兰有一位能左右一切的君王，而专家们能在旁边低语：“主公，山人有一妙计……”乌克兰人都是小孩子吗？他们是否有权利选择本国的发展道路？依照乌克兰现在实行的代议民主制，总统一个人并不能“说了算”。许多人可能还没搞清楚，各类媒体上频繁出现的“北约东扩”这个词究竟什么意思。在乌克兰这个个案上，北约并没有主动寻求东扩，因为东扩本身并不一定符合北约的利益。北约对俄罗斯是威胁，俄罗斯对北约也是重大威胁，东扩意味着新的责任和新的负担，而承担这种责任很可能已经超出了北约的能力。事实上，自2014年“广场革命”以来，一直是乌克兰政府主动要求加入北约，而北约一再犹豫推脱。人们可以说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但人们不能去否定乌克兰人拥有自主选择加入北约的权利。同样，北约不接纳乌克兰很可能更有利于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但北约至少有权利自主选择是否接纳一个国家的申请。但如果像普京要求的那样，让北约公开承诺绝不接受乌克兰，那岂不是让克里姆林宫教北约怎么做事？换个视角看，如果俄罗斯觉得受到了威胁，那么乌克兰同样可以说自己受到了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可不可以要求俄罗斯“退避三舍”，在临近乌克兰边界的俄国领土上实施“去军事化”呢？乌克兰能不能以俄罗斯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为由，让上海合作组织拒绝俄罗斯入会呢？后面这两个问题一听就十分可笑。然而它们之所以显得可笑，是因为其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国与国之间究竟是否真的平等？各国“主权平等”，是《联合国宪章》序言和第二条中所强调的原则。中国在阐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说得更加具体：“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然而，这个原则只是战后国际秩序这颗大树的枝丫上的“花朵”（一种理想），而非根基（根基是昨天写的：任何国家不得以武力改变其受到广泛承认的边界）。既然是“花朵”，寒冬到来时就难免零落成泥。现实中，国与国之间，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因其“大小、贫富、强弱”不同，是不平等的（但这事实并不妨碍我们将尊严平等当作一个原则，将机会平等当作一个目标）。由于这种不平等，小国、弱国的自由权利会受到更大的限制。理论上，古巴完全有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导弹的自由，但美国根本不可能允许它这么干。如果乌克兰人能理解这一点，主动放弃加入北约的请求，或是承诺即使加入也不部署任何北约武器，这都是理智的选项。在国际社会，真有大国欺负你时，是没地方可以报警的。乌克兰如今遭了侵略，在向联合国安理会申诉时，只能尴尬地发现坐在轮值国主席位置上的正是加害自己的俄罗斯。许多看笑话的中国人看到这一幕更是乐不可支，编出“堂下何人，竟敢状告本官”的段子。其实，即便俄罗斯并非轮值，结局并无多大区别。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桩案子，就是伊朗于1946年1月状告苏联不愿意按期从伊朗境内撤军，当时的轮值主席国是中国，又能怎么办呢，最后还是只能由伊朗与苏联双边协商解决问题。

关于乌克兰危机，我的一位同事问了一个好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包括剧变后的前东欧国家）在建立代议制之后通常都会反俄，而只有在政治强人的控制下才会亲俄？答案有很多，今天只谈其中一个：因为西方有钱。小说《三体》借一位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口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你们【超级大国】每天都在进行核试验，这事儿对你们来说就像玩电子游戏那么方便，但我们就不行了，我们没有超级计算机，只能试真的，干同样的事，惹人讨厌的总是穷人。”1840年托克维尔曾神奇地预言，美俄这两个民族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世界的两大霸主（冷战开始后，欧洲的学者们估计是抱着崇拜的心情来读这段话的）。但其实自托克维尔说完这番预言之后的近两百年时间里，美国的经济实力几乎总是压着俄罗斯一头（后来就不止“一头”了）。最明显的，就是这两个国家真的成为世界各一半的霸主之后的表现：苏联红军在1945年开入德国之后奸淫掳掠，人心丧尽。将德国人的财富抢夺一空之后，又想让东德人跟着自己混，也不问自己有没有一点当大哥的样子。与吃相难看的苏联人相比，美国人就体面多了，进入德国后军纪相对严明，不是其士兵道德感真比红军战士高多少，而是其后勤保障要充分得多。士兵们不但不愁吃喝，还有美金和尼龙袜用来解决其他需求。在国家层面，苏联无情地向德国人催逼赔款，恨不得把地皮刮掉一层。美国不但自己不要一分钱赔款，还向德国提供救济品，同时还劝法国也不要去逼德国——需要多少钱向大哥张口就好（后来法国所要的6亿多美元的赔款皆由美国支付）。这才让美利坚帝国成了所谓的“被邀请的帝国”，西欧人都盼着这位财神爷来自己国家驻军，许多东欧人只要有机会都愿意改换门庭。苏联总是谴责美国鼓动东欧国家人民反苏，但美国觉得自己很清白，我们只是给这些人以自由选择的机会。然而，人们都会选择富裕的那一边。这就让自由与亲苏（亲俄）构成了一对矛盾。冷战结束之后，这情形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战略”其实是一种绞杀战，不用冒险，先为己之不可胜，等待敌人犯错误，即使敌人不犯错，拖下去也是稳赢。这就好像围棋比赛里李昌镐执黑还被让了几个子，那就对不起，他为什么还要进行有风险的厮杀，就这么一步步下，对手最终只能投子认负。苏联则不同，一旦计划经济被证明没有那么神奇，那么越拖下去差距越大，稳扎稳打不行，就上奇谋诡计，结果动作更是变形。冷战中的几次危机都是美国以大面上的优势逼苏联，导致苏联感觉到如果不能出奇谋、争先手，就会被美国耗死。所以苏联多次选择了“俄罗斯轮盘赌”模式，逼美国展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屠龙之战，没有从容不迫、运筹帷幄，只有一招定生死的决斗，让美国相对雄厚的资源优势派不上用场。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两次柏林危机，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特性。此次乌克兰危机，我们仿佛又看见了相似的情景。

文/越向今天本来与朋友说好了，要发一篇与希腊内战相关的书评，没想到却见证了人类的内战。爱因斯坦说他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打，今天中午我差点要说，We

新闻和新闻评论确实是易碎品。一日之间，昨天文稿中的许多话已没有必要再说了。丰县事件的运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只待明主出场，借粮官之头。……

licet【如果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那正是非常幸福的时刻】。

文\越向“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让罗翔老师关于“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刑罚”的意见再次受到热议。有一位车老师从法学和执法的角度提出了反对意见，罗翔老师今天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答辩，却未能正面反驳车老师提出的一个关键论点：提高量刑后，当地执法工作者的处境更难。在现在不重罚买家的情况下，他们还有动力去配合解救，甚至“伸张正义”，一旦量刑提高，买家和拐卖者一样要被判重刑乃至死刑，则基层干部不愿意为了一个外地人而与父老乡亲结下深仇大恨。有人说那就异地审判，但事实上这不是审判一个环节的事情，总不能把这些地区的公检法系统加基础党组织全部换成外省人员吧？车老师强调执法难度的话其实有道理，但没有说透。法条为什么这样定？纯粹从当代人的视角去理解，或是纯粹从法学的逻辑去理解，其实是理解不了的。1997年10月开始施行的刑法第241条与一切历史事物一样，要么主要行动者（在此是有权制定法律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要么不同行动方之间力量博弈的结果。我们一项项来看：为什么买国家保护动物比买妇女儿童判刑更重？难道熊猫比人还金贵？抱歉，在当时的“那些人”看来是这样的。首先，从稀缺性上看，熊猫、老虎、金丝猴等在那时已濒临灭绝。妇女、儿童（对“那些人”而言）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稀缺性。其次，从资产属性上看，国家保护动物直接就是国有资产，而人的“国有”属性则间接得多，要经过生产、纳税、兵役等一系列环节之后才能成为国家的“资产”。为什么涉枪案件是买卖同罪？因为枪支的购买者很有可能要用这些枪械继续实施犯罪。而且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枪支购买者直接破坏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就算张三买枪纯粹是为了防身或收藏，对政权同样造成了潜在的威胁。这两条都极大地推高了治理成本，所以必须严惩。相比之下，购买妇女的人通常不会在社会上实施其他犯罪，主要的后续犯罪行为都在家内。如果当地有此习俗，且妇女的亲人难以找过来，则政府治理成本并不会被推高。用官话说，就是“社会危害性”较小。甚至，由于当地单身汉、无赖有“家”了，治理成本下降都有可能。成本，成本，你是不是在将人物化？不是我要“物化”国民，而是政治机器就是这样看的，林则徐上折子禁烟时怎么说的？为什么能触动道光皇帝，就是因为他给皇帝算了帐，指出外来鸦片泛滥将导致十年后国家的财税和兵源（血税）全无。吴思对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贡献，就是明明白白地说出了一个道理：在实践中，其实人命是有价格的，而且“低端人口”的价格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既然在实际操作中有价，未必就不能与在实际操作中同样有价的动物和枪支相提并论。抽象地考虑“人的尊严”有意义吗？有意义，但仅限于书斋里。书斋之外，一切东西都有它的价格（price），即获取它的代价（price）。当政府发现某个社会群体对破坏了自己的治理时，就会“重视起来”。该群体中那些“出头”的个体会受到打击，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则会收获“赎买”。而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呢？如果没有被曝光，她们能被任何人伤害，她们谁也伤害不了，她们的议价能力能获得的赎买就是一碗猪食。这个思路的解释力可以扩展：为什么家暴不受重视，为什么打伤了陌生人要坐牢，而打伤了配偶却常常没事？因为打伤路人会提高治理成本。……丰县一事悬念无多，各级政府在数十亿点击的“舆情海啸”影响下已经动员起来，所以大概率会有一个令公众得到安抚的结果。但历年积累下的数万案例，以及未来还有可能再发生的案件，该怎么办呢？修法可能是必要的，怎么修，留给车老师和罗老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去争辩。对政府而言，目前大幅减少同类事件最“简单”的办法，是允许媒体自由报道这类事件（您读懂上文就知道这可能性很小）。对平民而言，如果想助一臂之力，就是让掌握立法者权者明白拐卖事件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足够大，现在与当初制定刑法241条时的年代已经不同了，大家已经如此珍视一位素不相识者的尊严，以至于这类事件给舆情和宣传方面带来的麻烦，已经超过了认真处理此类事件所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