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东西最遭人嫉恨

进入封闭式管理之后，上海的部分小区出现了食品紧张。

于是我听到有些上海居民感叹：“真没想到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上海”。上海人也就随口这么一说，其实主要是说给身边的亲友听的，表达一下惊诧。但上海人可能不会察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会对外地人造成多大的刺激：怎么，上海人吃不到东西就很奇怪，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挨饿就比较正常？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一位欧洲评论员感叹：“真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欧洲”。这种语调让不少国内读者感到不快。同样，欧洲人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冒犯了那么多人。如果你在欧洲住上一段时间，会发觉这是一个常用句式，甚至可以看作一种话语“后缀”。每当欧盟范围内出现了某些违反人权的行径后，电视上总会有政治家、主持人或节目嘉宾称：“在欧洲范围内发生这种事情是不可接受的……”有时你还会听见，说这些话的就是你身边的师友。十年前，作为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我在柏林听到这样的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难道你们觉得，这些事发生在其他地方就更可接受一些吗？欧洲就是碰不得的伊甸园，其他地方就活该成为蛮荒之地？

其实，我了解这些长期相处过的师友，他们跟感叹身在上海居然也会挨饿的上海人一样，并没有要故意贬低外地人或外国人的意思。心理优越感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最深的那部分会让自己根本察觉不到。

二战结束后70多年的和平发展，特别是7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的持续繁荣（仅被2008年的金融海啸短暂打断）一再放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非西方国家的人时常感觉被西方国家从两个方向上侮辱：一种是特朗普那样口无遮拦的人，动辄说某国是“粪坑国家”，还有白人至上主义者视整个第三世界的人为“劣等民族”；另一种是西方的部分进步主义者，他们同情非西方国家，却常常无法真正理解这些国家人民的“痛点”所在，往往陈义过高，却又拿不出相应的资源和方法去解困，于是被斥为“白左”和“指手画脚的教师爷”。正如网友吴平所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非西方民族长期承受了一种或隐或现的世界二等公民的感受”。

落后国家的青年眼见着西方国家垄断了大部分财富和获取财富的渠道，还要听那些声称关心自己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说教，而当他们真想去西方生活时，却又被海关挡在门外。这就是我们今日全球化的一大悖论：资本和信息都全球化了，但人口流动依然被民族国家的界限阻碍。这重障碍比任何学说都更加有力地型塑着全球青年们的大脑。

于是，与生在发达国家而拥抱“世界主义”的人不同，那些出生在第三世界却想成为“世界公民”的人而不得的人，免不了遭遇本国同胞的耻笑。

这种身份区格其实不仅仅停留于国境线的两侧。与“今夜我们都是汶川人”、“今夜我们都是武汉人”不一样的是，“今夜我们都是上海人”这句话对外地人而言是喊不出口的（“今夜我们都是北京人”也一样）。其实，倒回20年，你要一个武汉之外的湖北人喊一句“今夜我们都武汉人”也很难张开嘴。因为它已不再是一种“同情”，反而如同了一种“高攀”。北京户口和上海户口，正如同发达国家的绿卡一样，构成了某种带有溢价的身份区格，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沪漂、北漂们的择业、择偶。而且这种压力是一出生就拥有上海、北京户口的人所体会不到的——直到某一天他们想申请绿卡。

从新冠疫情发生直到两个月前，上海的防疫工作引国人赞许。以至于不少人开始夸赞上海市治理的各个方面，形成了所谓的“沪吹”之风。但“这样好的地方”却不是你想留下就能留下来的，看得见，吃不着，你想想上海之外的国人看“沪吹”是个什么心情。最终留下来的沪漂们，或许也可以加入“沪吹”的行列，却也同时被送上一顶“凤凰男”或“凤凰女”的帽子，明褒暗贬。

非西方看西方也好，外地看上海也好，这种边缘仰视中心的“羡慕嫉妒恨”一直在发酵。

怪不得今日亚历山大·杜金的学说能大行其道。

最初，我真搞不懂红彤彤的“观察者网”怎么会青睐这位既反华又反共的俄罗斯政治评论家，翻了他的书之后才明白，原来他的这套东西，为这个世界提供了80年来（或180年来）最新颖和自洽的反西方理论。

看来有些人真的是觉得“天下苦西方久矣”……

【今天先写到这里，刚才领导喊我去当大白了，如果诸位还想看本号聊聊杜金，可以用点赞、留言，以及（更好是）赞赏的方式告诉我，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