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不如兽?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背后的现实逻辑

文\越向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让罗翔老师关于“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刑罚”的意见再次受到热议。有一位车老师从法学和执法的角度提出了反对意见，罗翔老师今天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答辩，却未能正面反驳车老师提出的一个关键论点：提高量刑后，当地执法工作者的处境更难。在现在不重罚买家的情况下，他们还有动力去配合解救，甚至“伸张正义”，一旦量刑提高，买家和拐卖者一样要被判重刑乃至死刑，则基层干部不愿意为了一个外地人而与父老乡亲结下深仇大恨。有人说那就异地审判，但事实上这不是审判一个环节的事情，总不能把这些地区的公检法系统加基础党组织全部换成外省人员吧？

车老师强调执法难度的话其实有道理，但没有说透。法条为什么这样定？纯粹从当代人的视角去理解，或是纯粹从法学的逻辑去理解，其实是理解不了的。

1997年10月开始施行的刑法第241条与一切历史事物一样，要么主要行动者（在此是有权制定法律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要么不同行动方之间力量博弈的结果。

我们一项项来看：

为什么买国家保护动物比买妇女儿童判刑更重？难道熊猫比人还金贵？抱歉，在当时的“那些人”看来是这样的。首先，从稀缺性上看，熊猫、老虎、金丝猴等在那时已濒临灭绝。妇女、儿童（对“那些人”而言）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稀缺性。其次，从资产属性上看，国家保护动物直接就是国有资产，而人的“国有”属性则间接得多，要经过生产、纳税、兵役等一系列环节之后才能成为国家的“资产”。

为什么涉枪案件是买卖同罪？因为枪支的购买者很有可能要用这些枪械继续实施犯罪。

而且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枪支购买者直接破坏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就算张三买枪纯粹是为了防身或收藏，对政权同样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这两条都极大地推高了治理成本，所以必须严惩。

相比之下，购买妇女的人通常不会在社会上实施其他犯罪，主要的后续犯罪行为都在家内。如果当地有此习俗，且妇女的亲人难以找过来，则政府治理成本并不会被推高。用官话说，就是“社会危害性”较小。甚至，由于当地单身汉、无赖有“家”了，治理成本下降都有可能。

成本，成本，你是不是在将人物化？

不是我要“物化”国民，而是政治机器就是这样看的，林则徐上折子禁烟时怎么说的？为什么能触动道光皇帝，就是因为他给皇帝算了帐，指出外来鸦片泛滥将导致十年后国家的财税和兵源（血税）全无。

吴思对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贡献，就是明明白白地说出了一个道理：在实践中，其实人命是有价格的，而且“低端人口”的价格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既然在实际操作中有价，未必就不能与在实际操作中同样有价的动物和枪支相提并论。

抽象地考虑“人的尊严”有意义吗？有意义，但仅限于书斋里。书斋之外，一切东西都有它的价格（price），即获取它的代价（price）。

当政府发现某个社会群体对破坏了自己的治理时，就会“重视起来”。该群体中那些“出头”的个体会受到打击，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则会收获“赎买”。

而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呢？如果没有被曝光，她们能被任何人伤害，她们谁也伤害不了，她们的议价能力能获得的赎买就是一碗猪食。

这个思路的解释力可以扩展：

为什么家暴不受重视，为什么打伤了陌生人要坐牢，而打伤了配偶却常常没事？因为打伤路人会提高治理成本。

……

丰县一事悬念无多，各级政府在数十亿点击的“舆情海啸”影响下已经动员起来，所以大概率会有一个令公众得到安抚的结果。但历年积累下的数万案例，以及未来还有可能再发生的案件，该怎么办呢？

修法可能是必要的，怎么修，留给车老师和罗老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去争辩。

对政府而言，目前大幅减少同类事件最“简单”的办法，是允许媒体自由报道这类事件（您读懂上文就知道这可能性很小）。

对平民而言，如果想助一臂之力，就是让掌握立法者权者明白拐卖事件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足够大，现在与当初制定刑法241条时的年代已经不同了，大家已经如此珍视一位素不相识者的尊严，以至于这类事件给舆情和宣传方面带来的麻烦，已经超过了认真处理此类事件所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