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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战略研究》∣“大华语”多人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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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从“华语”专名逐步发展出“大华语”概念，是中国语言界的创举。目前，对这一概念的关注已经从语言界延伸到哲学界，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总是肯定和否定并行，当下和未来交叉。认识的差异和角度的不同有关，争论的激烈与态度的分化有关。但这种情况实质证明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
虽然对这一概念的真正意义目前还不能做出最终结论，但有几点不容忽视：第一，海外华语的未来发展趋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海外华语的发展趋势和海外华语社区的演变趋向，以及海外华人的发展方向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语言又是这种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对于“大华语”的关注，实质上包含着语言和社会双重侧面的关注。第二，对海外华语和华人发展趋势的关注，由海外华人学者自身转变为中国大陆本土学者，意味着关注的角度和依托发生重要变化。角度的变化，强调的是海外华语、华人的发展变化与中国大陆发展变化的内在共生关系，以及二者互动过程的战略方向；依托的变化意味着，海外华语、华人的发展变化已经不是内生的、自动的，而是中国的大陆发展变化在发挥关键作用。对华语的演进线索以及依据这种演进线索立足于上述新的角度和依托提出的“大华语”概念，承载着上述两点意义。
今年4 月，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语言战略研究》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大华语战略研讨会”，邀约国内语言界、哲学界、文艺界、传播界等领域的学者，围绕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争鸣。本期“‘大华语’多人谈”9 篇文章是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邀请各专家撰写的，文章各有侧重，角度多样。既有关于“大华语”概念的哲学分析、“大华语”的未来逻辑指向、“大华语”概念对于海外华语及其方言的概括程度等范畴层面的思考，也有关于“大华语”的教育价值、“大华语”的历史成因、“大华语”研究方法的共时和历时关系、“大华语”的传播问题、“大华语”的国家政治战略等分领域的探讨。两类文章并存于“专栏”，彰显了“大华语”研究理论和应用的双重价值，这是本专栏的基本意义所在。
（卢德平）
“大华语”和“全球华语”
施春宏（北京语言大学）
对世界各地的“华语”，有称作“全球华语”的，有称作“国际华语”或“世界华语”的。经过多年思考和探讨，学界近些年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大华语”。所谓“大华语”，是指“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参见李宇明主编《全球华语大词典》之序）。陆俭明特别指出：“我们所说的‘大华语’跟先前有人所说的‘大中华语言圈’的概念不同，‘大中华语言圈’涵盖了北京话、广州话、闽南话、客家话等；而我们所说的‘大华语’，指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载《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
就此而言，学界对“大华语”的内涵、性质和范围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学界大多将华语在各个地域（国家、地区）的分布视作地域变体，这些华语变体有共通之处，也有特征差异。
首先，“大华语”，在命名视角和定位基础上与“全球华语”以及“国际华语”“世界华语”等说法有区别。“全球华语”“国际华语”“世界华语”主要展现的是华语的范围性，而“大华语”贯穿着华语基础“大同”、发展方向“求同”的理念。从语言战略的角度来看，“大华语”的“大”在这里是个“区别”词，而不是“形容”词，它区别于以前一般意义上已广泛使用的“华语”概念，在此基础上有新的拓展，引导新的认识。也就是说，“大华语”的提出是有共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民族情怀的，所谓“华语一家亲”即是如此。这里面有内层外层、中心扩展之分，似乎体现出原型性特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如何进行语言规划、如何实施语言战略，有很大影响。
其次，从语言交际的层次性来看，两者似乎也并不完全等同，甚至在一定的场合有进一步区分的必要。这主要是由海外华语形成的历史和现状所决定的。由于汉语还存在着与作为普通话／国语基础的北方方言相差较大的其他方言（当然这并不排斥这些方言跟普通话／国语有很广泛的共通之处），那么以其他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海外方言变体是否归入“大华语”中？显然，从语言谱系和地理意义上说，它们也是“全球华语”的一部分，它们和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华语共同构成了“全球华语”。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觉得不妨将“大华语”和“全球华语”区别对待。浑言可同，但析言有别。就此而言，不妨给“（全球）华语”做出这样的定位：指为全世界华人使用的、以汉字作为书写载体的语言；特指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即“大华语”。否则，必然有一部分“华语”（包括汉语方言）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中，这显然是不利于全球华语战略的。就华语研究的战略来说，也是如此。若此可行，那么“华语”就可以作为两指的概念来使用，视使用的具体情境和研究的具体目标而做差异性理解。显然，关于这个问题，兹事体大，尚需深入讨论。
全球华语的历时研究与“全球华语史”
刁晏斌（北京师范大学）
当前，全球华语或大华语已有差不多三十年的历史了。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主要着眼于共时平面，以两地或多地之间的差异描述以及相关的分析解释为主要内容，而对于其历时平面的发展变化，包括各变体及总体的形成过程以及此后的发展演变事实及其脉络等关注较少。我认为全球华语的历时研究应该进入学界的视野了。
全球华语的历时研究应该研究什么，怎样研究？
一、选择两个立足点。一是立足于“分”，研究全球华语各变体是怎样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具体语情及发展变化等；二是立足于“合”，即在全球华语的整体观下来观察与分析各华语子社区及各变体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最新变化，即趋同性的发展变化。
二、确立两个参照。科学研究离不开比较，对全球华语及其研究来说尤其如此，而建立两个参照，正是为了更好、更集中地进行全面的历时比较研究。一是普通话圈的参照，可以用现在的某一部或某几部比较全面的现代汉语教材或专著以及典范工具书为依据，进行普通话与域外国语／华语的历时比较研究。二是国语／华语圈的参照，或者再细致一些，两者各取其一，来进行与普通话圈以及二者之间及其内部的历时比较研究。
三、明确两个层次。两个层次大致是我们给这一研究进行的定位划分，而这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具体目标。一是拾遗补阙，全球华语的历时发展变化基本属于遗缺，需要弥补；现有的研究已经涉及各变体的诸多方面，但是往往缺乏历时角度的观照、考察和表述，这也是需要补上的，这方面基本有向上（由例到类）与向下（由浅入深）两种取向。二是发凡起例，建立全球华语及全球华语学下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全球华语史”。
已经有人就东南亚华语的形成及发展提出“华语史”的概念，而全球华语史则是华语史的扩展版和升级版，而支持其成立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依据是，全球华语的形成及发展演变有完整的链条，有充分的事实，而其背后则有很强的规律性和丰富的理论内涵。
全球华语史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点：（1）全球华语史是汉语的国际传播史；（2）全球华语史是现代汉语史的一条重要线索；（3）全球华语史是汉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共同语海外推广历史及“大华语”的现实意义
姚敏（北京华文学院）
中国政府自晚清开始关注到海外华人的语言使用状况。当时海外华人绝大多数使用各自的方言，并根据方言形成了不同的方言社区。由于语言不通，交流不畅，海外华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方言问题在海外华侨华人内部还引发了不少矛盾与分歧。
为了使海外华人之间顺畅地进行交流和沟通，晚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推广“官话”。不同历史时期，影响共同语海外推广的因素也不尽相同。晚清推行官话主要是依靠有影响力的人士参与推动的；民国时期的国语教育主要是通过发布语言政策、依靠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借力海外中文宣传媒介等方式共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取消了“双重国籍”政策，无法对海外华文教育履行直接管辖权。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主要是依靠大陆国际移民的迁移来影响海外华文教育和海外华社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汉语国际声望的提高，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在海外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出共同语教育对华侨华人民族认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由于自清末以来中国历代政府的努力，海外华人有了共同交流的语言基础，“大华语”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了新的历史使命。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华语”作为一种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经过多年努力，华语研究者们对于“大华语”“华语”“全球华语”的认识和表达逐渐清晰、趋同。李宇明教授的《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一文，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战略上对“华语”概念进行的提升。“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主要是为了突出强调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对海外华社的影响，强调全世界华人之间的交流和认同。与“worldEnglishes”等概念相类似，其核心要义是为了强调一种全球视角和全球意识，提出一种更高战略层次的语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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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转载自《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