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议金执掌归义军政权之初，汲取张承奉金山国失败之教训，开始积极争取中原王朝的支持与承认。然敦煌欲与中原王朝取得联系，必须首先改善与扼控河西走廊咽喉的甘州回鹘之紧张关系，和亲便成为最有效的方式，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的政治联姻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至于具体结亲时间，学界众说纷纭。通过背景分析并考辨相关史料，可知和亲时间当在914-916年之间。回鹘天公主历经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与曹元忠四代节度，敦煌文献中不同时期对其称号不尽相同。通过敦煌文献中对天公主的赞颂与称号，结合石窟画像和题记，无不显示出其在归义军政权中的尊崇地位，甚至超越曹议金原配而居第一夫人之位，这都是政治联姻的作用体现。天公主在归义军中政治影响力的消长始终与两地关系休戚相关，甚至一度以仅次于曹议金的“助治”身份而左右大局。在敦煌生活的近四十年时间里，天公主成为沟通两地的重要桥梁，对于归义军政权的稳定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天公主；曹议金；沙州归义军政权；甘州回鹘；民族关系

甘州回鹘天公主乃曹氏归义军政权建立者曹议金回鹘夫人，乃甘州回鹘可汗之女。此氏对敦煌佛教与政局都影响甚大，颇受学界关注，尤其是徐晓丽博士，曾对其展开系列研究，撰写多篇颇有见地的论文，其一《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以敦煌文献P. 2915《发愿文》为依据，结合其它文献与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对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的结亲时间进行了考证，提出了天复四年（904）之前结亲说；[1]  其二《敦煌石窟所见天公主考辨》考证了敦煌石窟中的几位“天公主”的身份与关系，研究其在敦煌地区活动以及对归义军政权的影响；[2]  其三《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主要研究了天公主的佛教信仰以及对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的影响。[3]  除此之外，沙武田《五代宋敦煌石窟回鹘装女供养像与曹氏归义军的民族特性》以回鹘天公主为代表人物，从回鹘装女供养像来探讨曹氏归义军的族属认同和回鹘化问题。[4]

在敦煌文献中有诸多写卷提到了曹议金的回鹘夫人。根据相关研究，按照嫁给曹议金的时间顺序，排位第一的应该是钜鹿索氏，第二位为广平宋氏，第三位才是陇西李氏，即回鹘天公主。[5]  但是，无论是在石窟画像、题记还是在文献中，回鹘天公主的地位显然高于其他两位夫人。

此前关于天公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石窟中的画像、题记、服饰特点以及与曹议金的和亲年代及其在敦煌地区的佛事活动等几个方面。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敦煌写卷为主，结合石窟画像与题记，就事关回鹘天公主的若干问题，略述己见，冀以抛砖引玉，推进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榆林窟第16窟曹议金供养像

莫高窟第108窟东壁南侧回鹘天公主供养像供养人像

一、关于和亲时间

关于天公主与曹议金的和亲年代，迄今为止，学界尚有分歧，观点有二：一，天复四年（904）之前[6]；二，贞明四年（918）之前[7] ；笔者赞同后说。[8]  徐晓丽主张和亲时间当在天复四年之前，理据之一是P. 2915《发愿文》前有四行杂写，杂写之前又有“天复四年（904）甲子岁二月二十三日，诸杂文一卷”[9]  若干字。然，杂写字迹与前后文皆不一致，且P. 2915并不完整，说明只是一份残抄本，足见天复四年与写作时间并无直接关联。天复四年不能作为判定此写卷时间的力证。是以，无论据此而判定本卷写于天复四年，即张承奉主政归义军政权时期的作品，[10]  还是据此推断天复四年之前曹议金已称河西节度使尚书，[11]  都有可商榷的余地。P. 2915《发愿文》之写作时间应在曹议金任尚书的914-920年之间[12]。

又，《旧唐书》载：“[光化三年八月]已巳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军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13]  是见，徐晓丽文称曹议金899年已任节度使，与《旧唐书》所载900年唐朝正式任命张承奉为节度使检校左散骑常侍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依据徐氏论断，张承奉主政时，曹议金已称尚书且握有实权，势必与P. 2915《发愿文》的内容产生矛盾。由P. 2915《发愿文》观之，此卷书写时，曹议金身为尚书，就是归义军首领，绝非张承奉手下的实权人物，卷文载“左右官寮，尽忠孝而清政”，“伏惟我尚书承时契运，继叶（业）登皇，道迈百王，圣禹千佐；弯弓按剑，落日龙惊；万方献款而子来，日（百）蛮稽颡而臣伏。”[14]  文中百官尽忠、继业登皇、万方献款等语，毫无疑问是歌颂首领的。

徐氏还认为P. 3633《龙泉神剑歌》中的“结亲只为图长国，永霸龙沙截海鲸”中的“结亲”就是指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的政治联姻。然观文献内容，整篇反映的都是沙州誓与甘州开战的态度，显然将这一“结亲”理解为沙州与甘州之联姻是不足取的。此前有学者指其为张承奉娶于阗公主事。[15]  可谓得其鹄的。 

莫高窟第61窟东壁南侧回鹘天公主像

记载莫高窟第98窟修建过程之P. 3262《开窟佛会祈愿文》和P. 3781(1)《河西节度使尚书修大窟功德记》两篇功德记中都提到了天公主，该窟始建于贞明四年（918），因此天公主下嫁曹议金的时间至晚在后梁贞明四年之前。冯培红指“914年秋，曹议金上台，重建归义军，他颇有策略地采取了与甘州回鹘联姻的外交政策，迎娶可汗之女天公主李氏为妻”[16] ，非常合理。曹议金初掌政权伊始，金山国的惨败给敦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曹议金急需与中原王朝取得联系，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冀以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与承认，而甘州回鹘扼控沙州通中原道路的咽喉，与其修好便成为迫在眉睫之事。而对于刚经历过战争失败重挫的归义军政权来说，和亲应该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了。有鉴于此，和亲发生在曹议金当政之初的说法比起904年的金山国时期更有说服力。

敦煌文献中有多篇歌颂尚书与天公主的愿文，诸如P. 3262《开窟佛会祈愿文》、P. 3800v《释门范文》、P. 3758《斋文》、P. 3781(1)《河西节度使尚书修大窟功德记》和P. 3781(4)《转经设斋文》等皆是，足证曹议金在当政后任尚书时迎娶了天公主，时间当在914至918年之间。

于阗王李圣天供养像  莫高窟98窟  五代

P.2945(8)《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状稿》有言：“今者使臣回辙，当军兼差使人，路次经过大蕃（藩），岂敢杂无状达？前载得可汗旨教，始差朝贡专人。不蒙仆射恩泽，中途被温（嗢）末剽劫。今乃共使臣同往，望仆射以（与）作周旋，得达前程，往回平善。”[17]  经李正宇先生考证，这件文书是曹议金于后梁贞明四年（918）写给凉州仆射的书信抄本[18] ，反映了曹氏归义军初期与甘州回鹘的关系，从文中“前载得可汗旨教，始差朝贡专人。不蒙仆射恩泽，中途被嗢末剽劫”可知，贞明二年（916），[19]  沙州与甘州回鹘可汗协商一致，沙州遣使经由甘州入贡梁廷，但这次行动却因为“中途被嗢末剽劫”，未达而还。贞明四年，曹议金再得甘州回鹘可汗准许入朝。贞明二年、四年两次入朝，曹议金到底是以何种方式说服甘州回鹘准予通过的，极大可能是与曹议金和甘州回鹘公主的联姻有关，正是这种和亲的政策一举扭转了金山国时期沙州同甘州的紧张局面。

北大D102《佛说八阳神咒经一卷》“甲戌年七月三日，清信佛弟子兵马使李吉顺、兵马使康奴子二人，奉使充使甘州，久坐多时，发心写此《八阳神咒》一卷，一为先亡父母，神生净土；二为吉顺等一行，无之（诸）灾彰（障），病患得差；愿早回戈（过），流传信士。”[20]  据考证，此卷写于914年。[21]  从中不难观见，曹议金当政首年即派遣兵马使李吉顺、康奴子二人前往甘州充使，目的虽未明言，推而论之，应是为改善两地关系而往。从祈求顺利回归之语可见，当时双方的交涉还是比较困难的，然而，从916年沙州获准经甘州入朝的事实看，双方的关系在914-916年之间有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应当不是简单的遣使沟通就能够实现的，而是两地政治联姻的效果，甚至，很有可能914年沙州派人充使甘州是肩负着求亲使命的。职是之故，曹议金与回鹘天公主的和亲时间当在914-916年之间。

自天复四年至贞明二年的十余年间，沙州与甘州的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态势，金山国甚至还曾与甘州回鹘兵戎相见，金山国惨败，元气大伤。直到乾化四年曹议金当政，取消金山国国号重建归义军政权后，双方的关系才得以缓和。以上事实清楚地显示，双方的和亲不可能发生在金山国时期，推定在914-916年之间当更为合理。

二、天公主称号

敦煌文献中关于天公主的记载多见于愿文之中，为明晰起见，表列如下：

正如上表所示，天公主李氏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称谓，可归纳为如下几种：

1、公主、天公主、圣天公主、北方圣天公主：这些称号主要出现在曹议金称尚书、仆射、司空、太保、令公以及大王时期，天公主时常会与夫人一起出现，而夫人是指曹议金的汉族夫人，有时愿文之中会称其为广平宋氏夫人、宋氏夫人或者莲府夫人，但多数情况下称呼夫人。所以，在钜鹿索氏尚未过世前，夫人应该也包括索氏的。在文献之中，天公主地位高于夫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与石窟中的画像和供养人题记正相符合，例如，敦煌莫高窟第98窟东壁门北侧第一、三、四身供养人分别人天公主、钜鹿索氏与广平宋氏，天公主位于索氏与宋氏之前，处于第一夫人的位置，很明显，这是一种政治需要的体现。

2、天皇后：在曹议金称大王时，天公主有了另外一个称呼，P. 3804v(2)《释门范文》中称其为“天皇后”，本文是大王曹议金与天公主一起参与佛事活动时的祈祷文，文中不仅称其为“天皇后”，甚至以“治化大国”、“八表照苏”、“慈育龙沙”之语来赞颂“天皇后”，可见天公主不仅政治地位高，而且对敦煌社会颇具影响力。此文并没有出现夫人，是见索氏、宋氏二位夫人并未与役其事参与到这场佛事活动之中，可见天公主比之夫人更加热衷佛事活动。

3、国母公主、国母天公主、国母圣天公主、国母：继曹议金之后，曹元德当政，尊奉天公主为国母，及至曹元深、曹元忠时，依然如此。按照P. 2850(1)《回向文》卷文所描述“亲征张掖，统鸿军以静东羌；讨伐狼徒，愿清平而归西国”之语，可以确定，写作时间当在曹议金称尚书时期，其时正值归义军与甘州回鹘酣战，[23] 愿文祈求曹议金能大胜得还。虑及文中“莲府大王”、“慈母公主”之语与愿文写作时间有所矛盾，兹取荣新江的说法，应是后人在抄写时，以“大王”和“慈母公主”替换了原有称谓，[24] “慈母公主”之称显然为天公主亲生儿子之称呼语，据考，曹元深应该是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所生之子，[25]  果如是，抄写日期极可能为曹元深任归义军节度使期间。

三、天公主卒年考辨

关于天公主卒年，徐晓丽先考证为943年末之后不久。[26]  其后博士学位论文中相关考证略有不同，结论是至迟死于公元944年。[27]  而在《甘州回鹘天公主的佛教信仰》一文中，又称天公主死于942年。[28]  关于942年之说，徐晓丽文注释[3] 称引自“《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见万庚育文”[29] ，然详读万氏著《珍贵的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30]  全文，并没有提及天公主李氏的卒年。[31]  是见942年之说并无根据。关于徐晓丽博士学位论文中所谓天公主至迟死于944年之言，是基于S. 6417v《国母天公主为故男尚书诸郎君百日追念文》与莫高窟第61窟天公主题记而得出的。其博士学位论文《归义军时期敦煌妇女社会生活研究》第一章第四节对天公主的卒年进行了初步考证，首先探讨了S. 6417v中国母天公主所追念的“故男尚书”，其身份系天公主亲生子，天公主因亲子尚书、长史、司马的过世而悲痛万分，失去往日权威，从而在归义军中地位发生变化，而这一切都与曹元忠的上台存在一定关系。又结合写于天福八年（943）末的P.2187《破魔变》，认为“曹元忠可能在曹元深执政末期已经代替曹元深而处理归义军事务”，因此怀疑S. 6417v所记述的事情与曹元忠有关，进而得出如下结论：“曹元忠上台后不久，已经双目失明的回鹘天公主即去世，因此，在曹元忠夫妇所修的61窟中题记‘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勑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表明回鹘天公主已经离世。我们判断其至迟死于公元944年。”[32]  首先，关于S.6417《国母天公主为故男尚书诸郎君百日追念文》内涵的理解还是相当合理的，这篇追念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曹议金过世以后，归义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围绕节度使继承权之争而进行的政治清洗。只是，这场政治斗争究竟是谁发起的，学界尚有分歧。马德与徐晓丽认为事情发生在曹元深任归义军节度使期间，“尚书”之死与雄才大略的曹元忠有关。[33]  而郑炳林、杜海二位则认为这场政治清洗的始作俑者是曹元德。[34]  可从。即使这场政治斗争与曹元忠有关，文中也只是称天公主因丧子而“悲深丧目”、“痛彻肝肠”，极可能此后政治地位也大不如前。这场巨大的变故虽然会使天公主有所伤损，但不能据此而臆断其死于曹元忠上台后不久，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至于徐氏的另一条理据是莫高窟第61窟天公主画像题记：“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勑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35]  关于第61窟的开凿，窟主问题引人关注，有人称窟主为曹延禄，[36]  但多数人认为是曹元忠，[37]  后说基本被学界所认可。质言之，第61窟题记书写时，天公主已然过世，题记能说明的问题仅限于此，并不能反映天公主的具体卒年，只能说卒年与洞窟的修建时间有一定的关联。

言天公主卒于943年末之后不久，主要理据肇基于P. 2187《破魔变文》为国母天公主生前最晚文书的判定。徐晓丽《敦煌石窟所见天公主考辨》一文注④曰：“P. 2187《破魔变文》根据荣新江先生的研究，写作时间约在天福八年（943）末，见《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4页，笔者认为这可能是记载国母天公主生前最晚的文书。”[38]  然而，P.2187《破魔变文》是否真的为记载天公主生前最晚的文书，尚有可疑，因为敦煌文献中还有比P. 2187《破魔变文》记载天公主更迟的文献，例如：P. 3567《斋文》、S. 4505(2)《文样》、S.4625《燃灯文》三篇愿文当写于曹元忠称令公时期，兹引录P. 3567《斋文》如下：

时则有我府主令公，先奉为龙天八部，护塞表而恒昌……令公宝位等劫石而齐坚，夫人花颜比贞松而不变，司空等诸郎君昆季常增……伏惟我府主令公天姿风骨，地杰龙胎……又持胜福，次用庄严我府主令公贵位，伏愿南山作寿……又持胜福，次用庄严我国母、夫人贵位，鲜颜转茂，桃李驰多，播柔服于邦家，匡母仪于王室……司空等郎君文棌夏叶争芳。[39]

本卷所祝愿者为“令公”，兼有“国母”、“司空”，笔者认为卷中的“令公”应指曹元忠。归义军中有“令公”称号的包括曹议金、曹元忠与曹延恭、曹延禄，曹议金时尚无“国母”之谓，“国母”称号是曹议金卒后继其位的儿子上给回鹘夫人李氏的尊号。关于此卷“国母”所指，郑炳林先生亦认为是回鹘天公主。[40]  而据目前研究表明，曹延恭与曹延禄时也没有这样一位国母，即使是曹元忠的唯一一位夫人翟氏，也不曾有过“国母”的尊号。[41] 文中还有对“司空”等诸郎君的祈愿，这里的“司空”应指曹延恭，曹延恭早在继位前就已有“司空”之称，大约962-964年曹元忠在位时所修的榆林窟第7窟甬道南壁第二身供养人题记“侄……检校司空兼……曹延……”[42] ，而此时，曹元忠正称“令公”。由此可见，文中的“国母”即回鹘天公主，曹元忠称令公时，其尚在世。S. 4505(2)《文样》：

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令公，先奉为龙天八部，护社礼（稷）以殄旧灾；梵释四王，保边方瑞呈新福。中兴皇帝，以（与）日月而齐明；府主令公，等乾坤而合运；国母、夫人，永宠宫帏……伏惟我令公英筹夙著，道契神机；稟万像之虚灵，蕴四时之和气。故得安边静塞，抚育以济孤穷；羌虏归心，慕仁风于戟佐……复用令公贵位：伏愿宝（保）兴禄位，镇静遐方；福比山岳[以齐高]，寿等海泉而深远。国母、夫人，长隆延泰之欢。[43]

S. 4625《燃灯文》：

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令公先奉为龙天八部，擁护敦煌；土地灵祇，保坚社礼（稷）。次伏惟令公已躬延寿，以（与）劫石而同长；团练、司空，等金石[□□□]……又持胜福，次用庄严则我令公贵位：伏愿宝（保）兴禄位，镇净遐方；福比山乐（岳）以齐高，寿等海泉而深远。国母、夫人贵位：伏愿长降延泰之欢。[44]

S. 4505(2)《文样》、S.4625《燃灯文》与第一篇P. 3567《斋文》一样“令公”与“国母”所指为曹元忠与回鹘天公主李氏。文中提到的团练应该是曹延恭，曹延恭在继承节度使之位前曾出任瓜州团练使。司空疑指曹延禄，可能是尚未出任节度使之前的称号。

综合以上三篇愿文，天公主在曹元忠称令公时尚在人世，从和亲至此时，已经在敦煌生活了近四十年。虽然曹元忠并非天公主亲生，但在曹元忠继任节度使位之后，天公主仍享有很高的地位，这大概是曹元忠意图与甘州回鹘交好的政治策略的需要，所以，曹元忠仍尊称其为“国母”，只是从愿文中隐约可见，“国母”对归义军政权的政治影响已经大不如前了。

四、甘州回鹘天公主的政治影响力

对于曹议金之妻回鹘天公主有所记载的敦煌文献以愿文居多。愿文者，指用于表达祈福禳灾及兼表颂赞的各种文章。[45]  愿文不论用于什么场合，也不论作者为何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祈福和赞颂的性质，通过祈福的愿望和赞颂的言语，能够间接反映出天公主政治影响力的消长。

在写于曹议金称尚书的数例愿文中，对天公主的祈福之语，常将其比作“贞松”，祝福身体“安和”、“宝朗”，愿其“质貌恒春”，例如P. 3262《开窟佛会祈愿文》称“公主、夫人，宠荣禄而不竭”，P. 3758《斋文》“天公主安和，比贞松而不易之福会也”，P. 3781(1)《河西节度使尚书修大窟功德记》“天公主宝朗，常荣松柏之贞”，S. 1137《发愿文》“公主、夫人贵位，伏愿体花永曜，质貌恒春”，S. 5957(20)《文样》“公主、夫人，宠荣而不竭”，此时天公主虽在愿文中位于夫人之前，那是其政治地位所决定的，但是从愿文赞颂的内容来看，与夫人的差别不是很大，例如P. 3781(1)称“天公主宝朗，常荣松柏之贞”、“夫人闺颜，永贵琴瑟之美”，P. 3781(4)《转经设斋文》“北方圣天公主，佳遊敬顺三从”、“广平宋氏夫人，闲明深闺四德”，内容无非是一般对妇人的颂语“三从”、“四德”，如此而已。

曹议金继位之初，甘州回鹘正值强盛，而且垄断了丝绸之路贸易，甚至阻碍敦煌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有鉴于此，曹议金才以和亲之策与甘州回鹘修好关系，旨在打通了归义军的朝贡之路。而回鹘天公主因为这桩政治联姻，后来居上，成为曹议金实际上的第一夫人，但此仅出于政治需要，其本人初到敦煌，不可能对当时政局产生太大影响，引用马德先生所说，充其量“是归义军的一枝花，不时可摆出来让人看看”[46]  而已。

时值曹议金称仆射、司空之时，天公主的地位有了更大的提高，当然这与天公主对佛教的崇信是密不可分的。据P. 3326(1)《斋文两篇》中为仆射曹议金祈福的同时，祈愿天公主“长居宠位，永播坤仪，为苍生之心，慈作万人之父母”，文中不仅没有对夫人的祝愿，而且从天公主的祝福语隐约可见，其个人地位较之以往已有很大不同。另S. 4536(1)《文样（愿文二通）》应该是由天公主主持参与的佛事法会结束时的斋文，天公主携同阴家小娘子为敦煌平安祈福，因此文中对天公主大加赞颂，称“伏惟圣天公主驰声兰蕙，洽懿德于坤仪；阐逾温柔，夹嘉声于异秀。故德母仪胜曜，溢理播于七州；女范肃宫，芳名传于帝族。加以倾心三宝，摄念无生；凭福力以安邦家，建神翻荡除灾励。”[47]  文中不仅体现了天公主对佛教的尊崇，且称其“母仪胜曜”、“女范肃宫”，后文又有“长为社稷之深慈，永作苍生之父母”的祝愿，可见其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不再只是摆设了。

S. 663《水陆无遮大会疏文》、S. 5957(20)《文样》、S. 6417(8)《燃灯文》三篇愿文作于曹议金称太保期间，据考，甘州回鹘封锁了归义军通往中原王朝的河西老道，双方关系非常紧张，曹议金于925-928年之间出兵征讨甘州回鹘。三篇愿文中也有所反映，如S. 5957(20)《文样》文后祈愿“四方清泰，奉使不阻于艰厄；南北休征，誓结心如鱼水”，[48]  可见当时归义军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朝贡之路的阻塞。所以三篇愿文中对天公主的祝福也显得简单而普通，不外乎“保芳颜而永洁”、“宠荣而不竭”、“闺娥宝朗，常荣松柏之贞”、“如沧海而无倾移”之类，显然对其称颂大不如前，前期初联姻时是为了缓和两地关系，通贡中原王朝。随着天公主地位的提高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大，甚至是甘州回鹘对丝绸之路的垄断，这些都是曹议金所不能容忍的，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一阶段所写愿文即反映出天公主的威望有所下降，应系受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紧张局势影响所致。  

两地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曹议金称令公初期，P. 2058v(19)《水则道场文》即作于这一时期，乃归义军节度使令公参与在每年农历九月于敦煌举行的水则道场活动上的斋文，文末祈祷“休兵罢甲，注（驻）战消弋（戈）；隘无爟火之忧，路有深（琛）珠之宝”。[49]  按沙州与甘州回鹘的战争发生于925-928年之间，又由曹议金928年始称令公可见，此文当写于战争末期，当在928年左右，祈求战争尽快平息，两地途路无阻。尽管两地处于战争状态，愿文仍然提到天公主，颂称“公主、夫人宠荣禄如（而）不竭”，“次用庄严天公主贵位，伏愿闺俄（娥）保朗，常荣松柏之贞”，其地位有可能不如此前，但并未完全失势。

至曹议金称令公、大王时期，天公主的地位才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在这一时期抄写的愿文中，对天公主的赞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P. 2058v(15)《水则道场文》写于曹议金称令公时，时赞“天公主助治，以（与）秋月而长圆”，与夫人赞语“夫人应祥，保闺颜而永泰”形成鲜明对比，文中又称“四方开泰，使人不滞于关山……然后河清海晏，不闻刁斗之声；四寇降阶，永绝烟尘之战”[50] ，可见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两地关系得到缓和，天公主在归义军的政治影响力也有所扩大。

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曹议金称令公时的愿文也如此形容，例如，P. 2058(17)《水则道场文》“天公主貌如桃李，匡轨范如（而）治敦煌；暂处人寰，应千年降临连（莲）府”，从“治敦煌”可见此时天公主已经是归义军政坛上一位非常活跃的人物，对归义军的行政事务起到了相当大的决定作用。

而与此相对应，对夫人的称赞则是“夫人三从实备，四德无亏；坚贞以（与）松柏同芳，遐寿共弥山永同（固）” [51] ，“三从”“四德”这就符合对一般女性的褒扬，显然天公主在归义军政权之中，其地位绝非一般女性可比。P. 3149(2)《新岁年旬上首于四城角结坛文》“庄严天公主贵位：伏愿宠颜日厚，门来纳庆之珍；重若瑚琏，永贵镇祥之璧”[52] ，文中将天公主视作“瑚琏”，“瑚琏”者，乃指皆宗庙礼器，用以形容治国安邦之才或借指国家宝贵的人才，且言其为“镇祥之璧”，这种至高的评价再次与“夫人恒茂，恋花萼之芬芳”形成巨大反差，意暗指天公主对归义军政权的政治事务有一定的干预和控制作用，尤其是P. 3546《斋文》称“天公主貌如桃李，匡轨范如治墩煌，报处人寰应千年隆福”[53] ，更能说明这一点。

S. 5957(1)《文样》文中称赞“府主”与第二篇的“尚书”、第二十篇的“太保”所指皆为曹议金，从文中“故得南蕃顺化，垂肱跪膝而来降；北狄归心，披带拜舞而伏款伏款；东开雒驿，朝恩频赐而宠荣；西奯昆仑，戎王图真而恩顶谒……七郡封侯，戎夷低心[而]伏款”[54] ，说明此时的归义军政权稳固，外患已平，尤其是与甘州回鹘关系良好，因此第一篇写作时间应晚于第二、二十篇，应该作于令公或大王时，愿文中称“北方圣天公主居闺，助治安跪（危）”。

曹议金称大王后，天公主遂有“天皇后”之称号，P. 3804v(2)《释门范文》对天皇后的评价已经不下于大王了：“数载而治化大国，八表照苏，即今而慈育龙沙，万民忻怿。”天公主威势臻至顶锋。及至曹议金晚年，从愿文观见的天公主地位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P. 2704(1)《长兴四年十月九日曹议金疏》曰：“天公主抱喜，日陈忠直之谋。夫人陈欢，永阐高风之训；司空助治，绍倅职于龙沙。”[55]  P. 2704(3)《长兴五年二月九日曹议金疏》：“天公主婉顺助治，播美于邦家；夫人怡颜匡谏，每传于郡国。司空英杰，尽六艺之幽悬。”[56]  P. 2704(4)《长兴五年五月十四日曹议金疏》：“天公主播美，日隆王母之颜；夫人温和，月阐仙娥之貌。司空后杰，怀三令之奇能。”[57]  这三篇愿文前面部分都是曹大王晚年给寺庙的施舍，尤其是长兴五年（934）二月、五月的两次，其主要目的是祈求曹议金“宝体获安”。对比此前的愿文，还是略有变化的，虽然天公主仍有“助治”之权，但位列“司空”之后，作为曹议金节度使位继承人的“司空”也开始以“助治”的角色出现在愿文之中。揆诸三篇愿文，可见曹议金于晚年试图扭转天公主坐大的局面，逐渐扶植曹元德，同时防范和限制天公主的势力。

曹议金死后，曹元德继位，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天公主对归义军政权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据P. 4638(4)《曹大王夫人宋氏邈真赞》所载曹议金的夫人广平宋氏卒于曹议金逝后不久的936年，其时，曹元德已经继任为归义军节度使。宋氏临终前，“辞天公主，嘱讬偏照于孤遗。别男司空，何世再逢于玉眷。郎君躃踴，二州天地而苍黄……辞天公主，偏照孤孀。执司空手，永别威光。郎君躃踴，寸断肝肠。”[58]  宋氏将已经掌权的曹元德托付给天公主的行为，说明天公主的权势在曹元德当政初期依然强大，所以曹元德继位后不久便尊称天公主为“国母天公主”。另有P. 3457《河西节度使司空造大窟功德记》，系作于曹元德时期的愿文，文称“国母天公主，保坤仪而助治”[59] ，正好能够说明国母天公主此时尚有“助治”之势。

尽管如此，曹元德当政以后，天公主势力总体上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作于这一时期的一些愿文多少能反映出这一微妙的变化。例如P. 3173《愿文》祈愿“国母天公主清贞宿驻，闺训流方；成家有曹氏之风，训子有孟隣之美”[60] ，似乎表明天公主已经逐渐势弱，虽然赞语的评价仍然很高，但完全是对传统女性，尤其是作为一位贤母的赞颂。还有作于同一时期的P. 3550《镌龛祈愿文》有“国母圣天公主，应乾坤合其得”[61] ；P. 3461《斋文》中称“国母天公主贵位，伏[愿]如松之盛，似桂之贞，同劫石镇定金楼，等沧溟而安主室”[62] ，亦是将其比作松桂，但仍有“定金楼”与“安主室”之能。

这一时期，天公主对佛事活动的热情仍然不减，S. 4245《河西节度使曹元德造佛窟功德记》是曹元德执政时曹氏阖族女性在国母圣天公主的带领下参与大窟落成之日举行的佛事法会，斋文有记“国母圣天公主，亲诣弥勒之前；阖宅娘子君用增上愿，倾城道俗设净信于灵崖，异域专人念鸿恩于宝阁者，有谁施作？”[63]  曹元德自是不能允许天公主的权利凌驾于他之上，故而据S. 6417(16)《国母天公主为故男尚书诸郎君百日追念文》，可以推想敦煌归义军政权内部曾发生过一起针对甘州回鹘派系的政治斗争，极有可能是由曹元德发动的。[64]  天公主与曹元德之间，关于执掌归义军政权的矛盾在曹议金死后终于爆发，结果是天公主诸子皆殒命于这场政治清洗。兹后，天公主在归义军中的势力大为削弱，但为了与甘州回鹘保持正常的往来关系，天公主在表面上仍然备受尊崇，例如上面所论曹司空时的愿文P. 3173、P. 3461、P. 3550即可窥其一斑。

曹元深继曹元德之后任归义军节度使，以下三篇愿文当写（或抄）于这一时期，P. 3269《燃灯文》作于曹元深称司徒时，文称“国母天公主延龄，禄宠厚万年莫竭”[65] ；S. 3914《结坛发愿文》“国母公主宠泰不失[于]琼宫……国母公主，播美理于深闱；匡顺民（人）民，保贞松之莫变”[66] ；P. 2187《破魔变文》“国母圣天公主，伏愿山南朱桂，不变四时；领（岭）北寒梅，一枝独秀”[67] 。这一时期的变文中对天公主的赞颂也不外乎比作“贞松”、“朱桂”、“寒梅”，祈愿“延龄”而已。国母天公主仍然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愿文之中，应系归义军与甘州回鹘对外交往的策略需要。曹元深在位的939年、940年、942年归义军皆派遣使者向中原王朝朝贡，943年曹元深又遣僧政庆福、都头王通信前往甘州，欲与甘州通好。庶几可言，曹元深在位时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的关系以友好往来为主，这也是天公主仍能在归义军中保留有一席之地的要因之一。

至曹元忠在位前期的一些愿文中，仍不乏天公主的身影，不过祈愿之语已沦于平常，称呼也仅限于“国母”而已。例如前文所引P. 3567《斋文》中祈愿国母“鲜颜转茂，桃李驰多，播柔服于邦家，匡母仪于王室”；S. 4505(2)《文样》与P. 4625《燃灯文》皆祝愿国母“长隆延泰之欢”。

五、结语

回鹘天公主在敦煌的活动将近四十年，历经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与曹元忠四代节度使，其称号在不同时期不尽相同。敦煌文献中有关天公主的记载多数出现在愿文之中，这些释门杂文无不反映其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她时常参与各类法会，热衷于修窟、造像，不吝施舍，这使得天公主拥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虔信更是影响和带动了曹氏家族内部成员以及其他士族与平民女性对佛教事业的热忱，无论这种信仰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个人选择，客观上对政治地位的提升不无意义。天公主在敦煌的这段岁月中，历经丧夫丧子的人生波折，也一度成为能够干预归义军政权局势的核心人物，其命运与敦煌归义军政权和甘州回鹘国两地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沟通两地的重要桥梁，对归义军政权的稳定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宋回鹘史研究”（编号14AZD064）。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男，汉族，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西北民族史研究；路虹（1980-  ），女，宁夏中卫人，讲师，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

[1]  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第112-118页。

[2]  徐晓丽：《敦煌石窟所见天公主考辨》，《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76-85页。

[3]  徐晓丽：《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1-633页。

[4]  沙武田：《五代宋敦煌石窟回鹘装女供养像与曹氏归义军的民族特性》，《敦煌研究》2013年第2期，第74-83页。

[5]  郑炳林、杜海：《曹议金节度使位继承权之争——以“国太夫人”、“尚书”称号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4期，第2-5页。

[6]  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第112-118页。

[7]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0-311页。

[8]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03页。

[9]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604-6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收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10]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605页题解。

[11]  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第114页。

[12]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6-99页。

[13]《旧唐书》卷20《昭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68页。

[14]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60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2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5页。

[15]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17-218页。

[16]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10页。

[1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第189页。

[18]  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1991年，第274-281页。

[19]  依P. 2945(8)写于贞明四年，所以文中“前载”之事，即发生于贞明二年。

[20]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922页；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21]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457页，No.2166。

[22]  本文应写于曹议金东征甘州时期，当在曹议金称太保时，之所以称其为“大王”，称天公主为“慈母公主”当系后人抄写时所改，详见本文P. 2850(1)《回向文》题解。

[23]  杨富学、盖佳择：《曹议金奉天靖难讨回鹘考》（待刊）。

[24]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

[25]  徐晓丽：《归义军时期敦煌妇女社会生活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6-27页。

[26]  徐晓丽：《敦煌石窟所见天公主考辨》，《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78页。

[27]  徐晓丽：《归义军时期敦煌妇女社会生活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7页。

[28]  徐晓丽：《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7页。

[29]  徐晓丽：《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7页。

[30]  万庚育：《珍贵的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9-193页。

[31]  万庚育全文中没有提及天公主的卒年，仅在文章第185页末称“元德当为李氏所生。他在开建第100窟后三年即天福七年（942）死去，其弟元深自封节度使检校司徒，元忠亦自称节度使检校太傅。”作者所称死于942年的是曹元德并非李氏，前面说元德为李氏所生，后面又称元深为“其弟”，足见并非是指李氏卒于942年。942年之说，盖徐晓丽此处理解有误。

[32]  徐晓丽：《归义军时期敦煌妇女社会生活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7页。

[33]  马德：《尚书曹仁贵史事钩沉》，《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第15页；徐晓丽：《归义军时期敦煌妇女社会生活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7页。

[34]  郑炳林、杜海：《曹议金节度使位继承权之争——以“国太夫人”、“尚书”称号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4期，第5-6页。

[35]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36]  藤枝晃：《敦煌オアシスと千仏洞》，《敦煌·シルクロード》（每日グラフ别册），东京：每日新闻社，1977年，第67页。

[37]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9页；陈明、沙武田：《莫高窟第98窟及其对曹氏归义军时期大窟营建之影响》，《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陈菊霞：《S.2687写本与莫高窟第61窟、55窟之关系》，《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0页等。

[38]  徐晓丽：《敦煌石窟所见天公主考辨》，《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84页。

[39]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册，第342页。

[40]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注10。

[41]  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90-194、201-203页。

[42]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67页。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卷，第131页。

[44]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52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卷，第175页。

[45]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前言》，第1-2页。

[46] 马德：《尚书曹仁贵史事钩沉》，《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第14页。

[47]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312-31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卷，第130页。

[48]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58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9卷，第247页。

[49]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5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册，第372页。

[50]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3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册，第371页。

[51]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7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册，第371页。

[52]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6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第41-42页。

[53]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册，第223页。

[54]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58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9卷，第233-234页。

[5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第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第314页。

[56]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第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第315页。

[5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第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第316页。

[5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第2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2册，第228页。一说“孤遗”为宋氏亲子元忠。

[59]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第272页。

[60]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3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第86页。

[61]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册，第229页。

[62]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第277页。

[63]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39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卷，第10页。

[64]  郑炳林、杜海：《曹议金节度使位继承权之争——以“国太夫人”、“尚书”称号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4期，第5-6页。

[65]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5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第332页。

[66]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59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卷，第201页。

[67]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8册，第177页。

编按：本文原刊《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91—101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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