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浑部作为漠北铁勒部落之一，是隋唐时期活跃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流经今蒙古国境内的土拉河，在乌兰巴托到隆城间形成了一个面积约数百平方公里的套状地带，浑部就活动于这一河套地区的最南部。7世纪时漠北浑部不堪突厥的残酷统治，同其它铁勒部落渐次南下附唐，被安置于灵州、甘州和凉州一带。南迁的浑部与唐政府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曾涌现出不少杰出将领，为巩固边疆、稳定政局贡献尤著。开元中，部分浑部随同回鹘等部落返回漠北，建立了强大的漠北回鹘汗国。回鹘汗国灭亡后，浑部留在了漠北未随回鹘迁徙，10世纪时西迁中亚。

关键词：浑部；铁勒；回鹘；内亚

秦汉时期活跃于漠北乃至西域的丁零，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3世纪时曾一度处于匈奴统治之下。南北朝时，丁零人被称为高车、敕勒，7世纪时，敕勒又被称为“铁勒”。铁勒是由众多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逐水草而居，“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仇，翕然相从。”[1]  6世纪，突厥人兴起并打败了柔然，占领了鄂尔浑河流域，替代柔然统治了铁勒诸部。突厥的残酷统治，致使铁勒诸部纷纷反抗。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铁勒诸部以回纥为中心凝聚起来，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回纥族。组成回纥族的“内九姓”是回纥的九个氏族，“外九姓”则是与回纥唇齿相依的铁勒九个部落，后来扩大到十一个部落。其中，浑部就是回纥“外九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族源、名称及原居地

据《隋书》所载，铁勒有四十多个部落构成，分布范围很广，从独洛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土拉河）地区一直到拂菻（即拜占庭帝国）之东。关于铁勒的族源，《隋书》记“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2] 《旧唐书》称：“铁勒，本匈奴别种。”[3] 无论是作“苗裔”还是“别种”称，这些史料中都认为铁勒的祖先是匈奴人。而关于铁勒先祖与匈奴人的关系，据段连勤先生考证，认为匈奴国家崩溃后，有部分匈奴人仍留居于蒙古草原，来自于南西伯利亚的丁零人迁徙至此，同当地数十万匈奴余众错落杂居，两族人民在经济、婚姻、文化习俗等方面往来交流，从而产生了民族融合现象，而高车就是双方婚姻关系产生的后裔。《魏书》有高车起源于丁零与匈奴婚媾的神话传说，《隋书》《北史》《通典》有“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之记载，《旧唐书·回纥传》亦言“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魏时号铁勒部落”，[4] 《新唐书·回鹘传》：“回鹘，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5] 诸如此类记载不一而足，段连勤以上述资料为据，认为是民族融合的结果。[6] 在笔者看来，丁零与匈奴是本来就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史料将铁勒视作匈奴人的后裔，也不完全是著史者的疏忽，这恰好是丁零与匈奴两个民族在蒙古高原融合的真实反映。

铁勒包括回纥、薛延陀、契苾、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在内的十五部居于“碛北”。“碛北”应为漠北，包括杭爱山脉及更靠北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这十五部就是所谓的漠北铁勒，而浑部正是其中之一。

浑部，在敦煌、中亚古文献中，一般写作Qun/Xun，也有写作Qu/Qun者。[7] 在突厥语中，“qun”一词具有“力量”之意。[8] 蒙古高原出土突厥卢尼文《暾欲谷碑》第一石碑南侧第2行：

  tabɣačɣaru qunï sängünüg ïdmïš·qïtanɣaru tongra simäg ïdmïš

他们向唐朝派去了Quni将军，王契丹派去了同罗（tongra）司马（Simäg）[9]

其中，将军与司马对应，同罗与Qunï对应。推而论之，Qunï与同罗一样，应为漠北部落名，极有可能指的就是浑部。果若是，此诚汉文史料之外文献反映浑部历史之力证也。[10] 据敦煌于阗文写本P. 2741V0《于阗使臣上于阗朝廷奏甘州突厥动乱书》第38行有hūnvāstä，指五代时生活在甘州的浑人。[11] 在一首编号为E16.9的于阗文佛教诗歌中，又有Huna一词，应等同于P.2741V0中的hūn。只是贝利疑其为吐谷浑之省称。[12] 岑仲勉已指斥此说之非，认为于阗文文书中的hūnvāstä以及佛诗中的huna佥指浑部。[13] 此说颇得其鹄的。hūn或huna是“浑”的音译，近似于598年突厥达头可汗在致东罗马皇帝莫里斯（Maurice）信中所说的Kheounni。[14] 荷兰汉学家施古德认为，曹魏（227-264年）时浑为回纥之一族。[15] 显然，他是误将《魏略》中所见之“浑窳”与“浑”等同了。浑与浑窳是否同族，尚需斟酌。[16] 至若甘州动乱的时间，学界见仁见智，有光启二年（886）、淳化五年（994）、张淮深时期、张承奉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等多种说法，本文取黄盛璋先生所秉持的光启二年说。[17] 

关于浑部的名称，最早见于《隋书·铁勒传》：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18]

另外，在《北史·铁勒传》《旧唐书·铁勒传》《新唐书·回鹘传》等文献资料中都有关于浑部的零星记载。唯《旧唐书》称其为“浑部”，其它皆称之为“浑”。

关于浑部的名称与原居地，有多种说法。其一，丁谦指浑部因在“凉州边外楚浑山”一带驻牧而得名，并引唐设浑部皋兰州隶凉州都督府为证。[19] 丁谦之说，颇有望文生义之嫌。凉有皋兰州，乃浑部于唐世南迁河西以后之事，非其原在漠北时之居地，其误明矣。[20]

其二，《浑瑊碑》言：“公讳瑊，字某。其先夏姒之后为淳维，汉刘之代为浑耶，或强为与国，分以保或姓。”[21] 《浑偘碑》又记：“公讳偘，字复贵。其先姜姓之后，汉郡浑邪王之裔。始居于崤北，后迁于河南，今为代人，为山西右族。”[22] 两碑佥曰浑部为匈奴浑邪王后裔，原居崤北（今河南三门峡市以北），后迁河南（今宁夏河套地区），此后便以浑为部落名。

其三，沙畹言552-553年间突厥征服漠北铁勒诸部时，有一支约二万众自称乌罗浑的回纥人（沙畹称其为Ouarchonites）曾逃离漠北，于558年达东罗马帝国东界，遣使求救。当其行抵高加索时，当地土著误认其为“可怖的阿哇尔”（欧洲人对柔然的称呼），“为免其侵略，曾厚贿之”。此后这部分回纥人“遂以阿哇尔族自居”。[23] 沙畹称其为“假阿哇尔”，推定其为因抵抗突厥征服失败而逃往欧洲的漠北铁勒人。598年，突厥达头可汗致书东罗马皇帝莫里斯（Maurice），内言： 

阿哇尔既服……可汗又征服一切Ogor（Ouigour，即回纥）部落，此民族人众而强，居在东方Til河上，突厥习名此河为黑河。此民族最古酋长一名Ouar（乌罗），一名Khounni（浑）。后来若干部落因取以为名焉。[24] 

这里的Til河，马迦特指为Tola河，[25] 亦即突厥卢尼文碑铭中所见之toɣla（或tuɣla）河也。[26] 唐代文献作“独洛河”，今土拉河也。达头致东罗马国书中所谓之Khounni，沙畹引拜占庭历史学家塞奥费拉克图斯·西摩卡塔（TheophylactusSimocatta）之记载，指为铁勒之一的浑部。[27] 达头言浑部之得名来自酋名Khounni（浑），不啻为解释浑部得名原委的一种说法。

　　关于浑部的原居地，两唐书记载基本一致，《旧唐书》载：“至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部、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等，散在碛北。”[28] 如前所述，“碛北”的范围比较宽泛，也就是漠北地区。对于浑部的具体居地，《隋书》云“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29] 独洛河，也称弱洛水、独乐水、毒乐河、独逻河等，即发源于肯特山的土拉河。从蒙古国首都乌拉巴托南面流过，又百余公里后折向西北流，形成一个面积约数百平方公里的套状地带，而浑部就活动在这个套状地带内。

关于浑部的具体活动区域，仅《新唐书》载“浑在诸部最南者”。[30] 然而，学术界对此向来颇有争议，岑仲勉不认同此载，认为“宋谓最南，殆由臆揣”，[31] 但却未具体考证浑部居地；段连勤依据此条判断浑部活动于土拉河形成的套状地带的最南部；[32] 另有包文胜据《唐会要》诸蕃马印条所谓“浑马，与斛薛马同类，今皋兰都督，又分部落在皋兰山，买浚鸡山”之语推定浑与斛薛关系密切，居地相近，在色楞格河中游附近。[33] 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发现，这一争议问题始得正解。2009年7月，蒙古国与俄罗斯联合考古队对蒙古国中央省扎木日苏木发掘出土了墓志一合，内容为《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仆固府君墓志铭并序》，其具体出土地点位于乌兰巴托西北280公里处，土拉河东岸和北岸。该墓志的发现，确凿无误的指明了仆固部的居地位于土拉河以东和以北的河套地带，更可以之为坐标准确的判定铁勒其余各部的位置。[34] 按史书记载仆固部“在多览葛之东”，从而确定多览葛位于仆固之西，而多览葛之南又有契苾羽与浑部。浑部，《隋书》称在独乐河北，[35] 《新唐书》又言“浑在诸部最南”[36]，结合对仆固与多览葛的定位，能够更为准确地确认浑部当在独乐河北偏南之处，进而确定位于土拉河形成的套状地带最南端的是相邻的浑部与契苾羽。[37] 按《通典》所载，斛薛在多览葛以北，而浑部在诸部最南，斛薛与浑部之间至少间隔有多览葛，居地并不毗邻。

二、浑部的南迁

有史料记载浑部最初的归附可追溯至隋朝仁寿三年（603）。彼时，为彻底分裂突厥汗国，隋文帝采纳大臣长孙晟之策，对漠北铁勒进行招抚，且取得成功：

 [仁寿]三年，有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背达头，请来降附。达头众大溃，西奔吐谷浑。晟送染干安置于碛口。[38]

然而，此次归附的浑部最终如何安置，史无明载。

在东突厥汗国征服漠北铁勒诸部之前，浑部已经在土拉河的套状地带内过着游牧生活。突厥汗国征服漠北后，沙钵略可汗便命“第二可汗”庵罗居独洛水，旨在由他统辖独洛水以北人数众多的铁勒部落，其中即包括浑部。贞观元年（627），漠北铁勒各部以薛延陀、回纥、拔野古、仆骨等为首起事，反抗突厥。以突厥之乱，张公谨向唐太宗进言取突厥，太宗纳其言，于贞观三年出兵攻之。

东突厥汗国亡，薛延陀取而代之统治着漠北铁勒诸部。唐朝为防止薛延陀持续强大对其统治造成威胁，开始努力拉拢漠北铁勒诸部。《新唐书》卷110《执失思力传》载：“会颉利败，太宗令思力谕降浑、斛萨部落，稍亲近。”[39] 根据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与唐军大战于白道川，兵败被擒，可知《新唐书》所载谕降发生在贞观四年。至于谕降结果语焉不详，唯言“稍亲近”，归附与否，不得而知。又据《新唐书》，“突厥颉利败时，有俟利发阿贪支款塞”。[40] 阿贪支乃浑部支系首领，由是以观，贞观四年的谕降结果是浑阿贪支部归顺唐朝，余部仍居留漠北。

贞观初年内附的浑与斛薛在何地安置，史无明载，笔者结合相关文献推断，当在灵州界内。《资治通鉴》言：“[贞观五年]壬寅，灵州斛薛叛，任城王道宗等追击破之。”[41] 斛薛即《新唐书》所称斛萨，乃铁勒诸部之一，原居地在土拉河大转弯处外侧，地当今土拉河南岸，南至杭爱山一带。[42] 《资治通鉴》载“灵州斛薛”叛唐，这部分显然是贞观五年之前已经自漠北迁居至灵州者。结合《新唐书》贞观四年浑与斛萨向唐“亲近”一事推断，两部极有可能被安置在灵州。另据《旧唐书》及《贞观政要》，突厥颉利败后，仆射温彦博曾向唐太宗进言，将突厥残部安置于朔方，“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实无猜之心”。[43] 唐太宗“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44] 在宁夏青铜峡市出土有《大唐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铭并序》，由墓志可知，志主浑公夫人契苾氏为唐初名将契苾何力之孙女，于706年因疾而亡于皋兰州官舍，此皋兰州应在凉州而非学界所认定的灵州。此后，浑公夫人归葬于灵州契苾家族祖茔。[45] 是见，归附的漠北铁勒就可能作为突厥残部被迁至包括灵州在内的朔方之地。而段连勤先生认为灵州界有铁勒部落始自贞观末年。[46] 显然不妥。

（青铜峡出土《浑公夫人墓志铭》，图源：哈彦成《唐契苾浑公夫人墓志考析》，《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6 期。）

整合以上史料，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贞观四年到五年间，原居于独乐河的浑部与斛薛的活动轨迹。贞观四年，唐太宗对漠北铁勒各部力行怀柔之策，尽力拉拢，并派突厥将领执失思力前往招抚，于是浑与斛薛二部归唐。嗣后，太宗采纳臣下之言，将归附的斛薛所部由其原居地迁到灵州安置，贞观五年四月，已归附的斛薛部分反叛而去，唐遣任城王李道宗“追击破之”。至于刚刚归附的斛薛何以复叛，应与当时薛延陀汗国的策反活动有关。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当时的浑部归附后有没有被迁到灵州或其它地区，唯《旧唐书》有言：“麟德中，累转灵州都督府司马。州界有浑、斛薛部落万余帐，数侵掠居人，百姓咸废农业，习骑射以备之。”[47] 麟德年间（664-665年）活动于灵州界内的浑与斛薛部落是何时迁到灵州的，史无可考，结合之前论述，此时灵州界内的浑与斛薛应该就是贞观四年归附唐朝后被安置于此的，而这里所记斛薛抑或乃贞观五年未及叛逃者。

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显得比较松散的薛延陀汗国到后期与唐朝的关系比较紧张。贞观二十年（646），在唐太宗的招抚下，漠北铁勒各部归附唐朝，并“乞置汉官”，请求唐朝在其驻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直接进行统治。于是，唐太宗不顾“牵疴就路”，亲赴灵州，接见漠北铁勒诸部首领及权贵人物并接受各部朝贡： 

[贞观二十年]秋八月甲子，封皇孙忠为陈王。已巳，幸灵州。庚午，次泾阳顿。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归命天子，乞置汉官。诏遣会灵州。[48]

另据《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条载，同年，漠北铁勒各部酋长来朝：

戊寅，回纥俟利发吐迷度、仆骨俟利发歌滥拔延、多滥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同罗俟利发时健啜、思结酋长乌碎及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酋长皆来朝。[49]

贞观二十年（646）十二月十日，各部酋长来朝，虽然从浑部以下酋长名无载，但《新唐书》有“薛延陀之灭，大俟利发浑汪举部内向，以其地为皋兰都督府，后分东、西州”之谓。[50] 可见，彼时来朝者应为浑部大酋浑汪。

太宗亲自接见并在芳兰殿宴请各部酋长，命有司“加礼供给，每五日一会”。[51] 翌年（647）正月，唐太宗以诏令形式宣布在漠北铁勒居地设置六都督府和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新唐书》云：

明年复入朝。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部为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以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羽为榆溪州，奚结为鸡鹿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为寘颜州；其西北结骨部为坚昆府，北骨利干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为烛龙州；皆以酋领为都督、刺史、长史、司马，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六都督、七州皆隶属，以李素立为燕然都护。都督、刺史给玄金鱼符，黄金为文，天子方招宠远夷，作绛黄瑞锦文袍、宝刀、珍品赐之。[52]

与此类似的记载还出现在《唐会要》卷73、《册府元龟》卷109以及《旧唐书·回纥传》中。正是在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唐政府在浑部之漠北原居地设置了皋兰州，隶燕然都护府，当无异议。对于先后归附的浑部阿贪支与浑汪，唐太宗则妥予安置。史载： 

薛延陀之灭，大俟利发浑汪举部内向，以其地为皋兰都督府，后分东、西州。太宗以阿贪支于汪属尊，遣译者讽汪，汪欣然避位。帝嘉其让，以阿贪支为右领军卫大将军、皋兰州刺史，汪云麾将军兼俟利发为之副。[53] 

由于阿贪支部归附较早且与唐政府较为亲密，是浑部中的亲唐派，因此受到太宗的格外青睐。而浑汪归附较迟，在唐太宗遣使暗示下，浑汪甘居副位。于是阿贪支被封为皋兰州刺史，以浑汪为云麾将军兼俟利发之副。“高祖大俟利发浑阿贪支，贞观中为皋兰州刺史。曾祖元庆、祖大寿、父释之，皆代为皋兰都督”。[54] 是见，亲唐的阿贪支部受到了唐政府的重视，世袭皋兰都督之职。此后，大凡较有影响的浑部将领亦多出此支，如浑瑊与浑偘者流，为唐朝边疆的巩固和政局的稳定贡献尤著。

武则天时，漠北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因不堪后突厥汗国的统治而纷纷南下，迁徙到河西地区的甘、凉二州之地：

至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55]

吐浑部落，兴昔部落，阁门府，皋兰府，卢山府，金水州，蹛林州，贺兰州，以上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苾、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56]

依上述记载，浑部的一支应是在武则天时迁到甘州与凉州的。据考，在武则天垂拱初年铁勒诸部大规模南迁之前，已有不少铁勒部众活动在甘州北同城一带。[57] 此后，垂拱三年（687），唐政府将安北府移置同城，用来安置南迁的铁勒诸部以及同罗、仆固等部降众。

在唐代文献中，有称“吐谷浑”为“吐浑”者，却无称其为“吐浑部落”者，是故这里的“吐浑部落”应指“浑部”。[58] 此时的浑部皋兰府属凉州都督府管辖，另外的如卢山府、金水州、蹛林州、贺兰州都是漠北铁勒州，此处吐浑与契苾和思结这些漠北铁勒部落并列一处，可见是浑部无疑。

漠北浑部自武则天时迁迁徙甘、凉之后，仍有余部留居漠北。余部在开元初发生大规模迁徙。开元元年（713），默啜率军攻葛逻禄，漠北铁勒的许多部族乘机摆脱后突厥汗国控制，逾大漠南下附唐。《旧唐书·张嘉贞传》：“开元初……时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59] 另据《唐会要·灵州都督府》载“开元元年，复以九姓部落置皋兰、燕然、燕山、鸡田、奚（鸡）鹿、烛龙等六州，并属灵州。”[60] “九姓部落”指漠北铁勒各部，开元元年，各部自漠北迁徙而来，设六州安置于灵州界内。但没过多久，皋兰州便被废置，据《旧唐书·地理志》灵州大都督府条所载，皋兰州“开元初废，复置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并寄灵州界，属灵州都督府。”[61] 《新唐书》又称“东皋兰州，以浑部置。”[62] 可见，开元元年设置的皋兰州，就是用来安置自漠北迁徙而来的浑部，后来废皋兰州而复置东皋兰州，盖斯时在凉州已设皋兰府，用以安置武则天时期南迁的浑部。为免重名，而称作“东皋兰州”。设州以安置漠北浑部，足见迁徙人数不少。

三、浑部在河西的活动

唐代从漠北原居地不断有浑部向南迁徙至灵州、甘州和凉州，也有部分仍然留居漠北。迁往灵州的即灵州浑部，活动于甘、凉之间的则是河西浑部。浑部迁河西当在武则天时期，史载：“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然唐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63] 《唐会要》卷98言：“[回纥]比栗卒，子独解支立。其都督亲属及部落征战有功者，并自碛北移居甘州界。故天宝末取骁壮以充赤水军骑士。”[64] 西安出土《回纥琼墓志》言墓主“门承瀚海之后……家有可汗之贵……曾，卑栗，右卫大将军；祖，支，左卫大将军”。[65] 卑栗即比栗也。这些史料可相互印证，足见此次迁徙到甘凉地区的多数是漠北铁勒亲唐派贵族，应系贞观初年没有南下，仍留居漠北的铁勒部落，他们这次南迁，盖因亲唐而惧怕突厥报复之故。对于此次漠北浑部的南下时间，文献仅言大致在武则天时，据考，应在683-684年之间。[66] 铁勒回纥、契苾、思结与浑四部中的精壮者又往往被挑选出来，补充到赤水军中，这成为赤水军主要的武力来源，在前拒吐蕃北抵突厥的过程中铁勒士兵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浑部较早归附的亲唐派阿贪支部，在开元中期以前，也迁居到了凉州之地。开元九年（721），王君㚟继郭知运任陇右节度使、凉州都督，其人心胸狭隘、有勇无谋，继任不久便和凉州铁勒四部酋长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开元十五年，因铁勒诸部与王君㚟结怨，“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长流瀼州，浑大德长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长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长流琼州”。[67] 据笔者考证，浑大德乃阿贪支的孙辈（非《新唐书》所谓的曾孙），可见浑部阿贪支裔开元中期以前就生活在凉州了。凉州铁勒四部为复仇，在回纥护输的带领下杀王君㚟叛唐而去，至此凉州铁勒大数又随回纥返回漠北，但浑部的主体仍留在河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能够反映出铁勒浑部对皋兰都督的承袭始终未中断。   

安禄山唱乱河北，作为皋兰都督的浑释之曾随郭子仪平定之，“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濬，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逆击，大破之，坑骑七千……释之，浑部酋长，世为皋兰都督”。[68] 参与平乱的浑部将领不止浑释之一人，据载，天宝十四载（755），“封常清以王师败。帝召见翰……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以本部隶麾下，凡河、陇、朔方、奴剌等十二部兵二十万守潼关”。[69] 这里提到的浑萼也是哥舒翰手下将领，应出自河西浑部，与浑释之为同时代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天宝十四年，“以河西、陇右节度使、西平王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邪、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70] 这些文献足以说明漠北回鹘汗国建立以后，河西尚居住着为数不少的铁勒浑部，尤其是最早归附唐朝的浑部亲唐派阿贪支裔。

在于阗文写本P.2741V0之38行提到张淮深时期甘州有浑人（hūnvāstä）居住。[71] 在河西地区，不仅是甘州、凉州，甚至沙州也有浑部。例如，敦煌文献P.4640V《归义军已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历》中提到的“押衙浑子集”，[72] 与曹氏归义军时期著名的战将浑子盈，都是铁勒浑部人。

　　浑部迁居河西后便出现汉化趋势，表现为三端。一者，追溯先祖为华夏正统，例如《浑瑊碑》称“其先夏姒之后为淳维”[73] ，《浑偘碑》又言：“其先姜姓之后”[74] ；二者，姓名逐渐汉化，例如浑释之与浑景之、浑大寿与浑大宁、浑子盈与浑子集等等，名字已经有明显的汉族命名特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列出浑氏七代，其中前五代为阿贪支→浑回贵→浑元庆→浑大寿→浑释之（惟明）。[75] 据考，浑回贵与浑元庆实为同一人。[76] 果如是，则浑氏前四代应为阿贪支→浑元庆（回贵）→浑大寿→浑释之（惟明）。值得注意的，第三代以降，其名字都彻底汉化，如第三代含“大”字，第四代有“之”字，第五代名字均有“王”字旁，第六代名字均有“金”字旁[77] ；三者，学习并接受汉文化，浑瑊“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考父之恭，范宣之让，骠卫之功略，黄韩之教化。又尝慕太史公，自叙著行纪一篇，词不矜大，而事皆明备。”[78] 可见，浑瑊精通儒家文化且文笔出众。浑偘，系浑镐与陇西李氏之子，其时，浑部已与汉族通婚。浑偘“儿时则柔敬敦厚，笃志于学，九岁由宏文生擢孝廉第。”[79] 另，S. 5448《浑子盈邈真赞并序》称浑子盈“三端出众，六艺俱全”，[80] 且精通蕃汉语言，充当曹氏归义军的翻译官。是知，浑部自迁居河西后便接受儒家文化，逐渐汉化。这一过程与李唐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以及吸纳蕃兵蕃将守边平叛的策略息息相关，据统计，唐代文献有记载的蕃将就有2536人。[81] 为了防止归附的铁勒诸部再度联合而构成威胁，唐朝往往对归附部落分散安置，武则天时将包括浑部在内的铁勒四部置于甘、凉一带，而开元初年自漠北归附的浑部则被置于灵州，这种分散性，势必会成促成浑部的快速汉化。

（龙门石窟浑元庆造像题记，图源：《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第6册）

四、回鹘汗国崩溃后漠北浑部的去向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沙漠既空”。[82] 此言出自大中十年（856）的诏书。[83] 说明那个时期漠北几乎没有什么人烟，延续千年的鄂尔浑传统中断。[84] 揆诸文献记载，似乎仍有浑部留居漠北。《新五代史》载：“突厥……同光三年，浑解楼来。”[85] 《册府元龟》载同：“[同光]三年二月，河西郡族折文通贡驰马，熟吐浑李绍鲁贡驰马，党项折愿庆贡方物，又突厥浑解楼贡方物。”[86] 浑部因曾受突厥统治，故而被误记作突厥人。从浑解楼来贡一事，庶几可以看出，此人应为居于土拉河流域的浑酋；从时间节点判断，应为未随回鹘西迁的浑部。

关于留居漠北的浑部，西亚塞尔柱王朝木鹿城作家马卫集著《动物之自然属性》第9章有如下记载： 

隶属于突厥的[还有]Qūn，他们来自契丹（Qitāy）辖境，敬畏契丹可汗（Qitāy-khan）。他们曾是聂斯托里教徒，因牧场拥挤而迁出了原有的栖息之地。火赤哈儿（Qochqar）之子也斤赤（Äkunji）花剌子模沙就出自他们。Qūn部落为一个名叫Qāy的民族所尾随（或追赶）。Qāy部人数较多，力量较强。他们将Qūn部落从这些草原驱逐出去。Qūn部落于是移到Shāri人之地，而Shāri人则迁入突厥蛮（Türkman）之地，突厥蛮于是向古斯（ghuzz）地区的东部迁移，而古斯突厥人又迁向阿美尼亚（Armenian？）海沿岸佩彻涅格人(Bajānak)的辖地。[87]

马卫集所言“Qūn”实乃《隋书·铁勒传》所谓之“浑”部。由马卫集的记述观之，回鹘汗国崩溃后，浑、思结等部族并没有随回鹘人远走中亚，而是留在了故乡土拉河流域。[88] 马卫集所描述的发生在10世纪初蒙古草原的这次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就是始自浑的西迁，关于浑西迁的原因，应该是对契丹的畏惧以及草场的局促。而具体的西迁时间，应该是在辽天赞三年（924）之后。[89] 而此次浑人西迁也并非举族而为，仍有部分留在漠西，其遗民在蒙元时代与乃蛮、畏兀儿等为邻。[90]

关于迁徙去向，林梅村称浑人一支西迁中亚，一支南下河西走廊。[91] 对于林梅村所谓浑部因受乞亚人所迫而南迁河西走廊一说，尚缺乏足够的理据支撑。若仅据于阗文写本P. 2741V0所谓五代时甘州有浑人这一非关键性证据而进行判定，难免有失偏颇。如所周知，浑人最初由武则天时迁往河西地区开始，无论此后如何迁徙变动，河西地区始终有浑人活动的痕迹，有诸多史料可以证明，是以，仅凭此条无法证明甘州浑人乃10世纪被乞亚人所迫而南迁的回鹘汗国浑部遗民。尤有进者，林先生两次引用P.2741来阐述观点时前后颇不一致，前文以P.2741言五代甘州地区有“浑人”（Hüna）和“浑人居地”（hūnvāstä）而得出结论，认为这部分浑人是回鹘汗国崩溃后从漠北南下的，[92] 而后文又言蓝突厥默啜可汗夺突厥故地，浑人等突厥遗民与回纥诸部相谐迁往河西走廊，P.2741所言浑部乃其后裔。[93] 未详孰是。

浑部作为生活于漠北之蕃落，长期与回纥等铁勒部落同居一地，在唐代成为新兴的回鹘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浑部与组成回鹘民族的其它铁勒部落，在反抗突厥压迫的过程中一致行动，协力南迁附唐，共同参与唐朝的平叛战争。但是，新形成的回纥民族共同体并非十分稳定，开元中期有部分浑部叛回漠北，部分留居河西。河西浑部中，承袭皋兰州都督的阿贪支裔在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初，开始向代北地区迁徙。[94] 而漠北浑部自回鹘汗国崩溃后，也逐渐从统一的回鹘民族共同体中分离出来，其具体表现是他们并没有随着回鹘迁徙，而是留在了故乡土拉河流域，此后又受到逐渐强大的契丹所迫而西迁中亚。

经费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宋回鹘史研究”（编号14AZD064）。

作者简介：路虹（1980-  ），宁夏中卫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兰州城市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西北民族文献；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回鹘学、敦煌学研究。

注释：

[1]《魏书》卷103《高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07页。

[2]《隋书》卷84《铁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79页。

[3]《旧唐书》卷199《铁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3页。

[4]《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5页。

[5]《新唐书》卷217下《浑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1页。

[6]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0-123页。

[7]  L. Bazin, Recherches sur Les ParlersT’o-pa, T’oung Pao 39, 1950, p. 325．

[8]  J. Hamilton, Les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a Chinois, Paris, 1955, p. 2．

[9] Tala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Publications, 1968, p. 249；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10]  包文胜：《铁勒历史研究——以漠北十五部为主》，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06页。

[11] H.W. Bailey, 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sou, Asia Major Vol.1, no. 1,1949, pp.91-92; H.W. Bailey, 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Texts Vol. II,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89．

[12]  H.W. Bailey, Turks in Khotanese Texts, Journal of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 p. 89．

[13]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64-665页。

[14]  É.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Librairie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 Maisonneuve, Paris, 1903, p. 88；[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8页。

[15] GustavSchlegel, Diechinesische Inschrift auf dem uigurischen Denkmal in Kara Balgassun, Helsingfors: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896, S. 1.

[16]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65页。

[17] 黄盛璋：《敦煌于阗文书与汉文书中关于甘州回鹘史实异同及回鹘进占甘州的年代问题》，《西北史地》1989年第1期，第2-5页。

[18]《隋书》卷84《铁勒传》，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879页。

[19]  [清]丁谦：《新唐书回纥等国传地理考证·回鹘传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史地文献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20]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39页；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0页；刘义棠：《突回研究》，台北：经世书局，1990年，第754页。

[21]  [唐]权德舆：《咸宁郡王赠太师忠武浑公神道故碑》，《全唐文》卷49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50页。

[22]  [唐]路岩：《义昌军节度使浑公神道碑》，《全唐文》卷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677页。

[23]  É.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Maisonneuve, Paris, 1903, p. 231；[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06页。

[24]  É.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Maisonneuve, Paris, 1903, p. 247；[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21页。

[25]  J. Marquart, Die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Tübingen, 1898, S. 95.

[26]  Tala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8, pp. 244, 250；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161、96页；Erhan Aydin, TheContribution of the Mongolian Language on the Reading of Place Name in OldTurkuic Inscriptions: togla or tugla (Tugul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54/1, 2010, pp. 22-26.

[27]  É.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Maisonneuve, Paris, 1903, p. 88；[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8页。

[28]《旧唐书》卷199《铁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3页。

[29]《隋书》卷84《铁勒传》，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879页。

[30]《新唐书》卷217下《浑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1页。

[31]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39页。

[32]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0页。

[33]  包文胜：《唐代漠北铁勒诸部居地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52页。

[34]  杨富学：《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第78页。

[35]《隋书》卷84《铁勒传》，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879页。

[36]《新唐书》卷217下《浑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1页。

[37]  杨富学：《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第79页。

[38]《隋书》卷51《长孙晟传》，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335页。

[39]《新唐书》卷110《执失思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16页。

[40]《新唐书》卷217下《浑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1页。

[41]《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五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7页。

[42]  胡蓉、杨富学：《长安出土〈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考释》，《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9页。

[43]《旧唐书》卷61《温彦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61页。

[44]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9《论安边第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8页。

[45] 路虹、杨富学：《宁夏青铜峡出土〈浑公夫人墓志铭〉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92~193页。

[46]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7页。         

[47]《旧唐书》卷185《崔知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91页。

[48]《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页。

[49]《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二十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2页。

[50]《新唐书》卷217下《浑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1页。

[51]《册府元龟》卷109《帝王部·宴享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05页。

[52]《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12页。

[53]《新唐书》卷217下《浑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1页。

[54]《旧唐书》卷134《浑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03页。

[55]《旧唐书》卷199《铁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3页。

[56]《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陇右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41页。

[57]  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9~291页。

[58]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50页。

[59]《旧唐书》卷99《张嘉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90页。

[60] [宋]王溥：《唐会要》卷73《灵州都督府》，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17页。

[61]《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关内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15页。

[62]《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关内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21页。

[63]《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14页。

[64]  [宋]王溥：《唐会要》卷98《回纥》，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743页。

[65]  师小群、王建荣：《西安出土回纥琼、李忠义墓志》，《文博》1990年第1期，第91页。

[66]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4页。

[67]《旧唐书》卷103《王君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92页。

[68]《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年十二月壬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44页。

[69]《新唐书》卷135《哥舒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71页。

[70] [唐]姚汝能著，曾贻芬校点：《安禄山事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71]  H.W. Bailey, 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sou, Asia Major Vol.1, no. 1,1949, pp.91-92; H.W. Bailey, 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Texts Vol. II,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89．

[72]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9-267页。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年，第253-270页。

[73]  [唐]权德舆：《咸宁郡王赠太师忠武浑公神道故碑》，《全唐文》卷49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50页。

[74]  [唐]路岩：《义昌军节度使浑公神道碑》，《全唐文》卷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677页。

[75]《新唐书》卷75《宰相世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79页。

[76] 张玉玮：《铁勒浑部与唐代浑氏家族世系》，《文博》2005年第6期，第89页；路虹、杨富学：《宁夏青铜峡出土〈浑公夫人墓志铭〉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94页。

[77]《新唐书》卷75《宰相世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79-3383页。

[78]  [唐]权德舆：《咸宁郡王赠太师忠武浑公神道故碑》，《全唐文》卷49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50页。

[79]  [唐]路岩：《义昌军节度使浑公神道碑》，《全唐文》卷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677页。

[8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7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5页。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43页；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246页。

[81]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第37页。

[82] [唐]宣宗：《议立回鹘可汗诏》，董诰编：《全唐文》卷8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41页；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28，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93页。

[83]《全唐文》没有给出宣宗《议立回鹘可汗诏》的日期，而《唐大诏令集》注明日期是大中十年二月，与《资治通鉴》卷249的记载相合。

[84] Michael R. Drompp, Breaking the Orkhon Tradition: KirghizAdherence to the Yenisei Region after A. D. 84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9, No. 3, 1999,pp. 390-403.

[85]《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3页。

[86]《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21页。

[87]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Tahir Marvazi onChina, the Turks and Iindia. Arabic text (circa A.D. 1120) with an Englishtransltion and commentary,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p.29-30.

[88]  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60页

[89]  刘迎胜：《九—十二世纪民族迁徙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1989~1990年，第83页。

[90]  刘迎胜：《九—十二世纪民族迁徙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1989~1990年，第86页。

[91]  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8页。

[92]  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9页。

[93]  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60页。

[94] 西村阳子：《从灵武到代北：唐后期华北藩镇中的铁勒、粟特、党项》，荣新江、罗丰主编：《栗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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