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

一个“浪子不回头”的故事

在路加福音第15章中，耶稣讲了浪子的故事。小儿子向父亲索要他“应得的家业”，然后去了远方。在放荡生活中他花光了所有财产，又遭遇了严重的饥荒。为了养活自己，他只好去做雇工为人喂猪。他饿了，就“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此刻，他醒悟过来，父亲有很多食物，而他却要饿死了，于是他决定回去找父亲。父亲一直在盼望着浪子归来，并且为他的归来大摆宴席。这让大儿子很不高兴，父亲安抚大儿子说：“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故事以喜剧结尾。

有人认为现代主义就像浪子，离弃了父亲基督教，拿了“应得的家业”，去追求自由。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延续，就像儿子挥霍了所有的家业，在穷困中受尽折磨，但仍不愿回到父亲身边。在这种情况下，浪子的故事可以有不同的发展和结局。如果浪子不想回到父亲身边，那么他在饥饿、屈辱和困苦中会怎么做呢？有几种可能。

首先，他可以问自己一些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他生活的国家存在经济不平等？为什么他的雇主有猪和其他财产，而他却一无所有？为什么他喂猪的劳动让雇主发了财，而自己却只能吃猪食？显然，他受到雇主的剥削和压迫，这是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联合国内其他雇工推翻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第二种可能是儿子反思了自己的失败，得出的结论是，他一开始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成功。为了保护自己所获得的自由和自主，他必须是一个具有强烈权力意志的人。凭着决心、勤奋，或许还有一些运气（就像创世记中的雅各一样），他成为一名超级养猪人，这让他名利双收，甚至比以前更富有。

另一种可能是在反思了当前的情况后，他意识到自己所有的苦难和失败都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哥哥造成的。哥哥作为长子，拥有所有的特权，一直是父亲的最爱，而哥哥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自己作为次子，则从出生开始就受到了歧视。更糟糕的是，哥哥作为孝顺的儿子，拥有所有的话语权，一直在破坏弟弟的公众形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哥哥必须意识到自己因为出生顺序而与生俱来的罪，并向弟弟付出赔偿。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浪子认为所有的现实不一定是现实，事实不一定是事实，只是人的认识。为什么吃豆荚猪食不好？这个观念只是社会上强加给人的。猪食豆荚健康又环保。所以，大家都应该吃。更进一步，谁说猪比人差？猪和人应该有同样的价值和权利，甚至更多......总之，浪子有无限的选择和可能，留下来而不回到父家。

同样，后现代主义为人类不回归基督教提供了各种的思考和理由。

浪子当初为什么要离开父亲？他背弃父亲，拒绝父亲的权威，要的是自由和自主。同时，他要求得到自己的“应得的家业”，那是他拥有所有权，可以完全控制的财产。当现代主义不承认与基督教的传承关系时，实际上现代人也拒绝了他与上帝的关系，拒绝了创造者上帝对他的权威。同时，现代人把生命和上帝所赋予的人的能力当作自己“应得的家业”，据为己有。这种拒绝和占有分几个步骤进行。

首先，人类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排除了上帝。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为了推动科学和知识的发展，对自然的探究应该在自然和物质本身之内。[1]笛卡尔表述得更清楚，他说，最终的原因，也就是创造者上帝，应该被排除在科学之外。[2]康德在道德中也推开了上帝。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人是唯一的道德的主体，是宇宙的终极目标。[3]当人把自己和上帝之间的联系切断之后，人就把从上帝领受的能力与超越的价值理念，如理性道德目的，都占据为自己所有。基于对理性的自信，现代主义者对人性和人类的未来十分乐观。如马尔库塞总结黑格尔思想时说，“人已经开始按照他的自由理性思维的要求来组织现实，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思想迁就于现有的秩序和普遍的价值观。人是一个有思想的存在。他的理性使他能够认识到自己和世界的潜力。因此，他不受周围事实的摆布，而是能够使这些事实服从于更高的标准，即理性的标准。”[4]

人类对上帝的拒绝不会停留于此。尼采指出，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家是伪君子，因为他们弃绝了上帝，但却高举理性、道德和真理等来自基督教的价值观。这些超验的价值观，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对人们进行评判、塑造和控制，破坏了人们的自由。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表达了他对一切系统化的不信任，声称人类会被理性毁灭。尼采同时认为，道德也是反自然的。因为生命的价值无法评估，任何对生命价值的道德判断都在危害生命。理性和道德并不会使人类变得更好；相反，它们使人类渴望一个虚构的理想世界，而不关注现实世界。[5]对尼采来说，人不能又拒绝上帝，又保留这些价值理念。人要想获得完全的自由，就必须同时拒绝一切超越的价值理念。所以，他所说的“上帝死了”是人与上帝割裂的必然逻辑结果。我们也看到，在与上帝和价值理念割裂的同时，尼采把一些上帝创造的人的属性当作“应得的家业”据为己有，就是原始情感、本能、意志和生命本身。正如他在《偶像的黄昏》中所说，“一切健康的道德都是由生命的本能所支配的”。[6]没有理性、道德和真理，作为生物进化产物的人，更接近于动物；而基于圣经，人是神最后一天的创造，有上帝的形象。

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人类的主要动力，弗洛伊德则把人类的行为归于性欲和对性欲的压抑。传承于弗洛伊德，马库斯在他的《爱欲与文明》中指出，理性是压抑人类自由的因素。他认为自我意识和理性通过压迫，征服和塑造了历史世界。它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所带来的自由虽然相当可观，但这种自由是在奴役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人倾向于接受而不是生产，倾向于满足而不是超越，这种致力于快乐原则的本能与态度和理性是对立的。基于此理论，人的自由即意味着把人的情感、本能、欲望都从理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达到完全的快乐。[7]

Marx的唯物主义哲学中更进一步，根本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否定上帝存在之后，Marx可以把更多的东西据为己有。在他的理论中，人的本质是完美的。异化是由资本主义、劳动、产品等外部力量造成的，使人偏离完美的人性。当从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人最终可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完美的人性。而“只有完全被排除在一切自发地行使人的权力之外的无产者，才有能力通过对所有生产资料的分配，达到完全而不仅仅是部分解放。” [8]Marx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经济制度，而暴力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获得自由解放的唯一方法。

为了拥有自由，人需要拒绝什么？上帝和一切来自上帝的超越价值。人可以据为己有的是什么？人性和上帝赋予他的一切能力。当然，对上帝的拒绝和对自由的追求不能止于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后现代主义者仍然认为人性是好的，更确切地说，个人是好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人生目的，因为出于自己的才是最真实的。

然而，由“完美”个体组成的人类社会并不完美，存在很多问题。因为个体的人不可能出错，所以问题一定存在于个人之外，即存在于社会的制度之中。如无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而遭受异化，人类的其他问题也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错误。后现代主义者勤奋地工作，致力于寻找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待续）

注释：

[1] 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and Related Writings (Indianapolis, Indiana: Bobbs-Merrill, 1960 [1620]), 7.

[2] Rémi Brague, TheKingdom of Man: Genesis and Failure of the Modern Project (Notre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8), 72.

[3] Immanuel Kant, and Pluhar Werner S., Critique of Judgment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1987), 323.

[4] Herbert Marcuse, Reasonand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3) 6.

[5]Friedrich 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Translated by Richard Polt.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1997), 18-25

[6]Friedrich 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Translatedby Richard Polt.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97), xiii.

[7]Herbert Marcuse, Eros and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Press, 2015), 57.

[8]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TheElectric Book Company, 2001), 133-134.

↓↓↓ 点击"阅读原文"浏览本刊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