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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在禁酒令时期蓄意毒害美国人——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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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受邀对一个学生团体讲解禁酒令的历史。在讲学过程中，我和他们分享了美国禁止酒精销售这个失败实验也许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记录。 禁酒时代（1920-1933年），始于《沃尔斯特德法案》（Volstead Act）的通过，造成了许多令人困惑的情况。几乎在一夜之间，数百万美国人因喝酒“罪行”而沦为罪犯。人们用钱再也换不到一壶啤酒或一瓶杜松子酒。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制酒或者求助于黑市。这导致了有组织犯罪来势汹涌，史上许多最臭名昭著的黑帮分子，就是在这个时期崛起，包括阿尔·卡彭、荷兰·舒尔茨和查尔斯·“幸运”·卢西亚诺。
圣约翰大学刑事司法教授、《有组织犯罪》（Organized Crime）一书作者霍华德·阿巴丁斯基（Howard Abadinsky）解释道：“如果没有禁酒令，我们就不会有那种黑社会犯罪行为的发生。禁酒令是催化剂。”
有人可能认为，有组织犯罪暴增——导致了相应的执法暴增来镇压——是禁酒令最黑暗的后果。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的国家灭绝实验” 1926年圣诞前夕，发生了一起神秘事件。
一名男子跌跌撞撞，闯入纽约市贝尔维尤医院，声称圣诞老人正拿着棒球棍追他。他很快就一命呜呼。然而，又有一名庆祝圣诞的男子也很快出现类似症状。他也一同殒命。然后是下一个。
据医院工作人员统计，当晚有不少于60人因饮酒出现危重症状，其中8人死亡。全市范围内，死亡人数很快达到23人。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其实并不神秘。
记者、麻省理工学院骑士科学新闻项目主任、《投毒者手册: 纽约爵士乐时代的谋杀与法医学的诞生》（The Poisoner's Handbook: Murder and the Birth of Forensic Medicine in Jazz Age New York）作者德博拉·布卢姆（Deborah Blum）教授，在2010年《板岩》杂志（Slate）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这一切。进步主义官僚故意在酒精中下毒，以促使人们服从规定：
“在禁酒令颁布之后，人们还是照常消费如此多酒精饮料。倍感沮丧之下，联邦官员决心尝试一种不同的执法方式。他们下令在美国生产的工业酒精中下毒，这些产品常被私酒贩子偷走，作为可饮用的烈酒转售。这个想法是为了恐吓人们，好让他们放弃非法饮酒。事与愿违的是，到1933年禁酒令结束时，据估计，联邦下毒计划至少导致10,000人死亡。”
今天，“禁酒令化学战”几乎被人遗忘，但它仍然是美国史上最黑暗和最怪异的执法项目之一。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央计划者对他们的计划有多么毫不掩饰和冷酷无情。布卢姆指出，20年代纽约市首席法医查尔斯·诺里斯（Charles Norris）不经意间指出，下毒计划是“我们国家的灭绝实验”。 穿透“谎言的迷雾” 在我的讲座中，我请学生们举手，如果听说过下毒计划。没人举手。(老师也告诉我，他没听说过这个计划）。坦率地说，一些学生看起来持怀疑态度。他们并不是唯一觉得这个故事难以置信的人。（我本人当然已经确信。）事实上，有足够多人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以至于《今日美国》（USA Today）发表了一份事实核查报告，断言投毒计划不是神话。 这引发了两个重要疑问：
这种暴行是如何发生的？
为什么很少有美国人知道政府的下毒计划？
我相信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清楚的。联邦下毒计划是政府偏离其道德初衷和真正使命的结果。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这种“社会契约”的存在只为一个特定目的：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
19世纪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在《法律》（The Law）一书中解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然权利——源于上帝——来捍卫其人身、自由和财产。”他呼应了约翰·洛克、孟德斯鸠和托马斯·杰斐逊等伟大思想家。在巴斯夏看来，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些权利。
现代史上最大的暴行——从奴隶制到优生学、再到大屠杀和斯大林五年计划等等——都是由于人们将法律用于其唯一道德初衷及真正使命之外的理由而产生的。禁酒令试图保护美国人免受“恶习”的侵害；但恶习不是犯罪，这种对法律的歪曲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包括联邦下毒计划。
第二个问题较难以回答：为什么很少有美国人知道政府的下毒计划？我课堂上的学生不是异类。我获得了两个历史学位，却从未听说过下毒计划——据估计，该计划造成的美国人死亡数比日本偷袭珍珠港还要多——直到我读到布卢姆的文章。 我认为，答案也许可以在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写的一篇赞成修正主义历史（质疑对历史事件标准解释）的文章中找到。对许多人来说，修正主义史观充满着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事实上，至少在许多年里，我都认为自己属于这一阵营。
然而，罗斯巴德令人信服地指出，修正主义史观可能是必要的，因为国家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使它能够“忽悠公众，使他们接受并赞美其特定的国家统治”。 罗斯巴德写道：“修正主义的崇高任务是去伪存真：穿透国家及其宫庭知识分子谎言和欺骗的迷雾，向公众揭示国家活动的动机、性质和后果的真实历史。穿过国家欺瞒的迷雾去透视真相，洞察虚假表象背后的现实，修正主义史学家努力在以前受骗上当的公众眼中给国家去合法化和去神圣化。”
换句话说，联邦政府下毒计划并不符合欢呼国家统治（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努力。简单忽视，假装事件从未发生，可能是罗斯巴德描述的“欺瞒”过程的一部分。
十年前，我也许会说罗斯巴德的观点过分简单化且太愤世嫉俗。今天我不会这样形容。尽管我承认，对于美国人为什么没听说过联邦政府下毒计划，还有其他貌似合理的解释。
不管怎么说，联邦政府下毒计划是一段重要历史，值得传授教导和仔细研究，原因有很多——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警醒：当人类偏离法律的道德初衷和真正使命时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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