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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几个武乡侯,多几个「苍髯老贼」

私产人文 2022-04-12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史料搬运工 Author 言九林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少几个武乡侯

多几个「苍髯老贼」 

©文/  言九林

编辑:禅心云起、瑞秋的春天

☄ 对底层百姓而言,王朗这类“苍髯老賊”多一点,诸葛丞相这类“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少一点,才是幸事。




小说《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叫做《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武乡侯就是诸葛亮。内中,诸葛亮痛骂王朗是“皓首匹夫,苍髯老賊”,将之从活人骂成了死尸。
到了电视剧,这段情节又被精炼成表情包“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电视剧中诸葛亮怒骂王朗

小说家言不必当真。历史上未发生过诸葛亮骂死王朗,也是简单的事实,无须多做分辨。惟小说误打误撞,将诸葛亮与王朗放在同一个戏剧性的环境下,让前者代表历史正义,对后者施以无情鞭挞,却是一件引人深思的事情——因为回到历史当中,这二人里,王朗才是更具历史正义感、更关心底层百姓死活的那个人。
东汉末年,王朗做过会稽太守。秦始皇晚年带着官僚系统与军队,浩浩荡荡巡行四方,向天下人亮拳头秀肌肉,其中的关键一站就是会稽。《史记》里说,秦始皇在会稽祭祀了大禹,然后“立石颂秦德”,搞了一场以“秦帝国最厉害、秦帝国乃天命所归”为主旨的大宣传。结果,当王朗来到会稽做官时,他惊讶地发现,当地百姓普遍在祭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竟将赵政与传说中的大禹并列在一起,放在庙里进行崇拜。
这让王朗很难接受,史载:
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
王朗读过史书,知晓秦始皇的真面目。知晓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为了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六国未灭便在“咸阳北阪上”大造豪华宫殿,将赋税征收到土地出产的三分之二犹不满足;灭完六国后,仍以“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秦法,将天下百姓折腾至“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地步。在王朗的历史观与价值观里,这种人属于典型的“无德之君”,绝无资格被供奉在庙里享受民众的祭拜。
遗憾的是,王朗的能力在于治理民政而非割据称雄。在汉末那样的乱世,他可以将秦始皇的木偶逐出庙宇,却无力将那些活生生、或大或小的新生代秦始皇逐出会稽。孙策,正是新生代秦始皇中极为残暴的一个(《江表传》里说“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三国志·吴书》中也有孙策“屠东冶”的记载,可见其凶名来自手段残暴)。公元195年前后,孙策打着袁术的旗号率军渡江,一路扫荡东汉朝廷任命的地方政府,直奔会稽而来。功曹虞翻觉得王朗肯定不是孙策的对手,劝他赶在孙策抵达之前拍拍屁股走人,以保全性命。但王朗选择了抵抗。
抵抗的结果当然是失败。王朗本人也没能逃脱追击,成了孙策的俘虏。对于这段历史,陈寿选择了为尊者讳(王朗的孙女后来成了司马昭的妻子,生下了晋武帝司马炎,陈寿有不得不讳的苦衷),说王朗是战败之后主动去见的孙策,孙策“以朗儒雅,诘让而不害”,佩服王朗是个儒雅之士,责备了一番说他不该抵抗,却没伤害他。至于实际情况,当以《献帝春秋》的记载为准,内中说:孙策派了使者痛斥王朗,责备他是“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被抓住之后为保住脑袋,才声称是来投降的。王朗也承认了这一点,说自己战至无兵无卒,“独与老母共乘一欐,流矢始交,便弃欐就俘”,带着老母亲趴在浮于水中的一根梁柱上想要逃命,结果被赶来的追兵用箭射到走投无路,只好爬上岸做了俘虏。
向孙策这样的人投降,违背了王朗的价值观,是他终生引以为憾的污点。孙策希望用王朗这样的名士来装点自己的政权,王朗不太愿意合作,所以《汉晋春秋》里说孙策将他“留置曲阿”,没把王朗放在身边做幕僚,而是找个地方将之管控了起来。管控期间,王朗大概想了很多办法以求离开。最后起作用的,是刚刚来到曹操身边的孔融,他成功劝说曹操,让他以汉献帝的名义征召王朗入朝。孙策此时刚刚与袁术闹翻,转与曹操结盟,扛起了拥护汉室的旗帜(史载: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自是不便拒绝,只好放王朗离开。
孔融救助王朗,大概也是因为价值观。那时节,曹操刚迎回了汉献帝,孔融对曹的观感极佳,觉得他是正直与忠义的化身,是汉室复兴的希望所在,寄托了很多理想在曹的身上。故此,这一时期的孔融诗作里,有许多歌颂曹操的文字,如“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等。为了支持曹操,这一时期孔融也利用自己在汉帝国士大夫中的声望,不断为许昌朝廷延揽人才。将王朗从孙策的手里救出来,便是这延揽活动的一部分。做会稽太守之前,王朗在徐州刺史陶谦手下做事,时为北海相的孔融与陶谦是往来密切的盟友,自然也与王朗是旧相识,知晓彼此的价值观。为了将王朗拉入许昌,孔融给他写信,先称赞了汉献帝,说他是个“宽仁”的好君王,又称赞了曹操,说他是个“思贤并立”之人,是个优秀的辅政大臣,希望王朗速来许都,众人合力做一番事业。
孔融看错曹操,没有意识到曹操也是一个秦始皇式的人物(参见《曹操式的胜利不值得推崇,后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参见《且看曹操如何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由他延揽来的王朗,一开始似乎也很不受待见。《魏略》里说,曹操举办宴会时,曾拿王朗的历史污点取笑,说“不能效君昔在会稽折秔米饭也”,讽刺王朗为了能活命、为了能吃上饭,违背自己的价值观投降过孙策。当众遭遇此等讥讽,王朗的回应是仰面而叹,对曹操说:“宜适难值!如朗者未可折而折,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很难完全按照价值观去行事。像我王朗,不该向孙策投降却投降了;像曹公你,应该折节下士却没有折。
王朗的应对里有机智,他取“折”字的两个不同含义(屈身投降与礼贤下士),将嘲讽踢了回去。王朗的应对里也有遗憾与沉痛,有对知行难以合一的真切体认与无奈接受。也许正是因为接受了自己的软弱,接受了自己是个没勇气贯彻价值观的人,王朗才能在曹操治下担任各种司法类官职,而没有像好友孔融那样,一步步走向了曹操的对立面,最后死于曹操的诬陷。但王朗仍存留着底线,故史书称赞他以“治狱”闻名,判决案件时“务在宽恕,罪疑从轻”——自建安五年起,为控制将领与官僚集团,曹操设置了各种特务(主要是刺奸官与校事官),让他们对本集团的主要文武官员实施监控,许多人被罗织成罪丢了性命。在这种恐怖统治下,王朗坚持能轻判一点是一点,坚持将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实属难能可贵。
电视剧《三国演义》塑造的王朗形象

曹操死后,王朗一度觉得改善曹魏严刑峻法之术的机会来了。他给曹丕上疏,建议减轻刑罚、减轻控制与汲取,让民众能够修养生息。内中说:如今远方的敌寇还没消灭,军事行动也未停息,如果能够“复除”,也就是减免百姓的赋税和劳役,一定可以吸引百姓投奔魏国的怀抱。他还说,国家应该学学汉代的曹参,少搞事少折腾百姓,少鼓励那些“治狱之吏”;要让壮年男丁有地可耕(国家不要把所有土地都控制在手里);要让穷人和老人有饭吃不会饿死(要有救济制度),要让百姓们结得起婚(减轻户税与人头税);要让怀孕的女性能够安心养胎(汉代政策,女性怀孕后,官府不征发她们的丈夫去给服兵役和劳役,自怀孕起一年之内也不上门征收人头税),要让百姓养得起孩子(具体手段是“复”,即免除百姓的劳役负担,让百姓可以在家里为抚养孩子而努力耕作);要耐心等孩子长大成人,然后再征发驱使他们;更不能抓头发花白的老人来服劳役。

王朗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十年之后,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子必然“盈巷”;二十年之后,能够成为国家兵员的男丁必然“满野”。言下之意,是希望曹魏政权放弃眼下对百姓的残酷控制与汲取,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里,少折腾他们一点。这样做,对百姓是好事,对曹魏集团也是好事。遗憾的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王朗的这些建议曾被采纳。曹丕时代的魏国,仍是以严刑峻法来控制和汲取的时代。
王朗仕宦曹魏约三十年,历经曹操、曹丕与曹叡三代。这期间最大的成就,当属阻止了肉刑的恢复。
肉刑指的是剁脚趾、割鼻子、砍膝盖、黥脸等对人体造成永久性残缺的酷刑。这些酷刑早在汉文帝时代便已被废除。建安年间,曹操有意恢复这批肉刑,公开的说辞是肉刑原本属于重、中、轻三类刑罚里的“中”,对应的也是中等程度的犯罪。如今没了肉刑,中等程度的犯罪便没了适当的刑罚,判死刑吧太重了,判割头发服劳役吧又太轻。不方便公开讨论的原因,则是曹魏政权控制下的人口因不停折腾变得越来越少,曹操既需要用严刑峻法来威吓百姓,又不希望因杀人而损失珍贵的劳动力,于是对恢复残酷的肉刑有了格外的渴望(如支持曹操的钟繇说:百姓被砍了脚趾后还可以生育,对国家仍然有益)
在建安二十一年(216)、黄初元年(220)和太和年间(227或228)的三次“恢复肉刑大讨论”中,王朗都持坚定的反对立场,是挫败恢复肉刑企图的核心人物。他的理由很简单:肉刑太残酷,恢复肉刑必定给百姓造成恐慌,给社会带来骚乱。如果只是觉得缺乏中等程度的刑罚,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徒刑的年数来解决,而不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拿起斧头凿子朝着百姓们晃悠,是完全没必要的。没挑明的言下之意,是不赞成曹魏政权对百姓实施恐吓政策。
现存史料里,王朗从未赞美过秦制帝王们的“雄才大略”。当然了,为使劝谏产生效果,他总是站在帝王们的角度来说话,但最后的落脚点无一不是希望帝王们改弦更张让百姓们喘口气。他劝曹丕节俭,不要追求盛大的礼仪制度;劝曹丕惜身,不要终日沉迷于狩猎;劝曹叡消停,不要没完没了修宫殿……如此种种,最后都落在了减轻百姓负担上。曹家皇帝们念念不忘消灭吴、蜀,王朗更愿意看到国家“泊然若山,澹然若渊”,以恢复经济与提升民生为第一要务。显而易见,王朗是一个勇气不足(投降过孙策)、却未放弃价值观底线的人。
公元228年,王朗去世。这一年,四十七岁的诸葛亮首次率军出祁山北伐曹魏。为了塑造一个更伟岸的诸葛丞相,《三国演义》的创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间上的同步,将王朗凭空传送至祁山前线,让他成为厚颜无耻的“皓首匹夫,苍髯老賊”,成为诸葛丞相嘴炮的牺牲品。这位创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对底层百姓而言,王朗这类“苍髯老賊”多一点,诸葛丞相这类“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少一点,才是幸事。
这种意识不到,实乃历史的常态。
《三国志·蜀书·吕乂传》里记载,因诸葛亮连年出兵,地方郡县的壮丁征发速度,已完全赶不上前线人力的消耗速度,结果“亮卒之后,士伍亡命”——诸葛亮之死造成政治动荡,官府对基层的控制力减弱,蜀国男丁遂纷纷逃亡,不愿再做朝廷的编户齐民。时任蜀郡太守的吕乂擅长控制百姓,“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短短数年间便从蜀郡挖出了上万逃亡人口。蜀郡是富庶的京畿,也是朝廷控制力最强的地方,百姓尚且被逼到这种地步,其他州郡的情况可想而知。可是,《襄阳记》里却说,诸葛亮死后,朝廷没有立庙,于是百姓“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在路边祭祀诸葛丞相,成了蜀国的一种社会现象。
看似矛盾的史料,实为时代的一体两面。

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百姓,往往看不透自己为何始终挣扎在生存线上。他们不知道自己敬爱的昭烈皇帝给太子刘禅看的书单里,有专门讲授愚民、贫民、弱民之术的《商君书》,也不知道自己敬爱的诸葛丞相饱读“申韩管子”,常年研究如何更好地控制百姓和汲取百姓。接触不到足够的信息,也没机会掌握正确的思维逻辑,百姓们很容易被宣传话语带跑,正如会稽百姓见了秦始皇那“颂秦德”的巨型石刻,便连千古暴君秦始皇,也要请入庙中祭拜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里,没人会记得王朗;即便记得,也只会将他编排成“苍髯老贼”。

—End—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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