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在学科建设快速发展和交叉融合的背景下，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成为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领域。以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知识图谱分析为目标，系统耙梳国内外文献有关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的历史脉络，归纳该领域的基础理论和研究内容，并提炼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与应用，立足本土、面向全球，可以为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提出建议和展望，有利于该学科的基础建设。

作者简介

吴瑛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2022 年教育部将“区域国别学”正式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同年“国际传播”进入教育部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1] 作为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两个学科的重要议题，中国区域国别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提前设计和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2]，这进一步凸显了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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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研究历史

区域国别研究从西方引入中国指代的是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3]用于指涉一国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性探究。而在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中，开展历史研究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因此，本文利用CiteSpace 6.0 软件，开展了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知识图谱分析，同时结合历史性关键文献，梳理并可视化地呈现了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理论脉络和研究热点。

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关注不同国别和区域的国际传播活动。该研究综合国家实力和研究热度将以下国家作为分析对象：G20 国家、新钻十一国、中国周边国家、国际热点区域和国家等。本文以所提及的各个国家及“传播”“媒介”“新闻”“传媒”“信息”“Media”“Journalism”“Press”“Communication”“News”等为关键词，在 CNKI 搜索 CSSCI文章和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对 1992 年 1 月1 日至 2022 年 9 月 1 日间文献进行筛选和清洗后，获取到2573篇中文论文和3866篇英文论文，并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呈现和分析。

参数设置：文献分析的时间跨度区间（Time Slicing）为 1992-2022 年，最小分析时间区间（Years Per Slice）为一年，选择最小统计区间出现频率前 50（TopN）的关键词、主题词进行显现。主题提取（Term Source）的位置选择为标题（Title）和摘要（Abstract），生成的节点图谱（Node Types）包括主题（Term）和关键词（Keyword）图谱。在网络图谱润色中，本文选择展示所有时间段网络（Pruning Sliced Networks），并剔除不重要节点连线，保留最少最重要的连线（Minimum Spanning Tree）。 

（一）第一阶段：1800 年至 1945 年， 殖民背景下的学理化阶段

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发端于欧洲列强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4] 殖民时期的英国、葡萄牙等国出于维护殖民地统治的目的，向殖民地国家进行文化扩张，伴随着殖民主义活动的推进，开始萌发对他者文化、民俗、社会，以及政治经济的研究。1823 年 3 月，著名的英国学者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创建的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就为英国的海外殖民提供了学术支撑。在这一时期，传教士成为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一批践行者，他们在殖民地或他国进行“基督教”的教义传播，[5]（59-77）而战争则进一步推进了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的进程。一战前后，各国开始有组织地组建专业化团队，形成了构建学理化区域国别概念的意识。[6]（82-89）同时，这一时期的电报、广播和电视等传播技术开始展示出对外传播的作用，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对美英法德等国的战时宣传技巧的研究就体现了区域性特征。二战时心理学的运用同样展现出区域特征，当时军队为了激励战士的参战热情，邀请研究者对多个参战国家的文化、社会、政治等元素进行挖掘和分析，并依此制作相关文化影片来感染激励战士。这些影片涉及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传统，士兵们在观看影片后士气大增。在这一时期，传播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在二战期间刚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时，就已经打上了鲜明的跨国传播思维和区域国别意识。

（二）第二阶段：1945 年至 1998 年，地缘政治研究的专业化阶段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最终胜利者，其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人才和资源优势进入了区域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在此以后，区域研究便开始服务于更加全球化的国家利益。二战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为稳固其“世界老大”的地位，开始积极搭建接触新兴国家的渠道，着手构建专业化的区域国别学科体系。这一阶段，美国高校每年会接收 20 多万名外国学生和数以万计的来自新移民家庭的海外访问学者在美国高校学习，并鼓励数万名美国学生在海外学习或从事研究，以促进不同区域国别间的交流和碰撞。[7]（79-119）此后，在美苏冷战阶段，美国为了更了解对立阵营国家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社会环境，还积极创设区域国别研究所，如哥伦比亚大学1946 年 9 月成立的俄国研究所，哈佛大学 1948年 2 月成立的俄国研究中心等，这些都使得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开始进入专业化阶段。 

（三）第三阶段：1999 年至 2008 年，区域国别国际传播效果探索阶段

 政治传播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民主社会中实现政治互动的主要机构，承载着沟通和传播政治信息的主要任务。然而，在“西强东弱”的传播格局中，西方媒体往往利用媒介丑化和歪曲他者，使得一些国家的声音无法得到有效传播。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效果问题受到重视，此时期为了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05 年 12 月就宣布斥资 3000 万美元组建新的俄罗斯英语新闻电视台，[8]（114-124）来提高本国媒体国际传播效果和提升俄罗斯的国际话语权。与此同时，受到该时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的影响，一些学者对热点区域媒介的战时宣传效果也尤为关注。[9]（511-524）研究发现，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人们对伊拉克战争的误解，很多便是由布什政府直接或间接利用新闻媒体进行的舆论宣传所导致的。[10]（591-608）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受国际政治交锋和社会变动的影响，学界非常关注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和作用，而通过对不同区域国家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和组织结构的对比分析，又进一步体现了各个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差异性。

（四）第四阶段：2009 年至 2015 年，媒体转型和新媒体加速发展阶段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统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出现危机，因而新老媒体的媒体融合与传统媒体转型成为该阶段的主要议题。2005 年，美国学者菲利普·迈耶（Philip Meyer）预测，到 2015 年读者对报纸的信心趋势线将触到零点。[11]（83-84）因此，为了避免话语权的持续削弱，传统媒体尝试改变原有经营思路。2012 年《华盛顿邮报》就以注资的方式，收购网站Homicide Watch D.C，借数字媒体的强势话语来重建纸媒日渐式微的话语权。[12]（109-112）由此可见，新媒体的出现为传统媒体话语权重建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手段。2004 年后社交媒体的纷纷兴起进一步为跨国界的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渠道，展现出新媒介的国际政治参与作用。韩国和日本的公共外交机构就积极利用数字媒体进行网络公共外交，[13]（79-98）以此促进国际交往。可见在新媒介技术蓬勃发展的阶段，新媒体的传播效果显著，大大提高了媒介的政治参与度。 

（五）第五阶段：2016 年至今，国际传播战略发展阶段 

新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各区域国别间的国际交往体现出更加多元复杂的特征。各国为了更好地构建国家形象、提高国际影响力，纷纷探索新的国际交往策略，例如，2013 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往来。[14]（36-42）1998 年韩国提出“文化立国”战略使得韩国 2016 年文化产业出口额突破了60 亿美元，[15]（91-94）体现出国际传播战略发展价值。与此同时，该时期大数据、算法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全球网民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技术支撑，进一步增强了各个国家间共同文化、共通价值观和集体福祉的构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交流，就为公民话语开辟了空间 [16]（612-635），促进了国家间的国际交往和外交战略的有效推进。正是这一阶段大量有关各国国际传播战略的研究，促进了各国对外交流和国家形象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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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理论

（一）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内涵 

作为一个交叉研究领域，区域国别国际传播强调不同区域国别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内容既包括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理论和概念，也包括特定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发展战略，还包括各区域国别间的国际传播实践。从宏观上看，区域国别国际传播注重面向各区域国别的国际传播整体发展状况的研究，包括传播体制机制、传播生态、传播平台和技术等；从微观上看，区域国别国际传播注重各国国家地区不同类型的传媒特征、传播内容、代表性案例等的研究。 

（二）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相关理论 

区域国别国际传播从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切入，既可以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理论视野，也可以突出新闻传播、世界历史、比较政治、区域经济、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理论支撑，因而其相关理论具有多学科的交叉适用性。

 地缘政治理论（Geopolitics）为我们关注国家的地理位置、资源分布、政治力量等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视角。1917 年瑞典学者鲁道夫·谢伦（Rudolf Kjellén）在《作为生命形态的国家》（State as a Living Form）一书中提出地缘政治学这一概念，其核心是指：谁控制了世界的某一个区域，谁就可以控制世界。地缘政治理论在国际传播中得到了验证。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科技制裁，就是围绕域外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问题，是美国基于本国利益就 5G 技术所进行的地缘政治的信息主权争夺。[17]（22）2020 年印度对 TikTok 所进行的封禁，也是印度出于地缘政治变化的考虑所进行的数字主权争夺。[18]（1583-1599）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区域间的国际传播为地缘政治博弈提供了新场景，信息跨国界流通也带来了新的地缘安全风险和话语竞争格局。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为讨论全球媒介系统的不平衡特征提供理论视角。依附理论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由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并存而又依附的，或者说是外围与中心的关系，外围对中心具有依赖性。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alker Smythe）在《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一书中批判了美国传播业的全球扩张，认为加拿大媒体长期受美国影响巨大，意识形态也是围绕美国跨国公司而建立的。[19]（421-426）当前的全球媒介系统依旧存在媒介依附现象，在全球社交媒体场域的 Twitter 上，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往往占据着社会资本和影响力上的优势地位。[20]（91-105）可见全球媒介系统的发展依旧不平衡，传播发展落后国对传播发展先进国存在依赖，因此开展区域国别国际研究时，不能孤立地对某一个国家媒介系统进行考察，而是要在相互联系和比较中确定位置、甄别立场。

 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为讨论区域国别间的传播系统差异和特征提供了视角。1974 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中提出此概念，指出世界体系是一个将资源由边缘到半边缘、中心移动的秩序，世界各国的发展变化都受世界体系的支配制约。[21]（194）各区域国别的传播活动和传播系统，会受到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引导、影响和制约。在数字时代，类似于 Twitter 这样的社交媒体上的国际新闻流也呈现出一种从核心到外围的分层结构，使得媒介交往更加孤立而非相互联系。[22]（1150-1170）同时，国际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也使全球各国通过各种贸易、外交关系或通信等象征性因素联系在一起，[23]（373-390）使得各国因某种因素而连接。可见在全球网络化环境中，对于各国媒介的考察依旧要具有全球化的理解和解读，关注全球媒介格局，立足世界视野。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理论为讨论媒介权利对各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视角。1976 年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认为西方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国际媒体的结构和内容，输出自己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使得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适应西方媒介模式和规则。如今尼日利亚的本土新闻生产还在复制英美模式，这影响到了受众对新闻客观理解和本土化认知。[24]（1712-1729）这实际上进一步导致本地传播产业发展缓慢。另外，在国际事件认知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环境的认知大多依赖西方媒体报道。南非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存在固有的偏见的原因就是其过分依赖西方资源。[25]（75-89）可见，在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的认知普遍存在偏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传播至今依旧受到传播资源不足的阻碍。 

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为讨论不同区域国别间文化差异对传播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视角。2011 年文化传播研究学者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在《阐释学视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间性阐释学》中提出了文化间性的概念，文化间性可以理解为主体间性在文化上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之间的可沟通性。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生活态度、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各不相同，正是由于这种不同，使得沟通的重要性凸显，体现出了“文化间性”的沟通价值。[26]（330）文化间性要求进行文化对话，体现了全球背景下不同区域国别间交流互动的重要性。尽管社交网络成为现今我们建立关系和社会交流的活跃空间，但是用户间的社交网络的维持往往会受到各自文化取向的影响。有学者通过对美国和韩国两个社交平台的全球网络互动进行调查，发现不同的跨文化交往效果会受到国家文化差异的影响。[27]（107-129）这体现出，文化交流互动要建立在对不同区域国别特性的分析之上，以此促进文化间的认知与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为讨论个体对自己归属某个社会群体的认知产生的情感价值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认同理论又称为社会同一性理论，20 世纪 80 年代由亨利·塔吉菲尔（Henri·Tajfel）和约翰·特纳（Turner）等人提出。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28]（276-293）社会认同影响到个人的内容接触与选择，阿拉伯观众的媒体选择和对角色的感知就受到其社会身份的影响。阿拉伯观众更认同与其群体性别和文化接近的角色。[29]（21）在一些国际联盟中，欧盟成员国青年群体对于欧洲和美国电影的认知就具有自我国家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考量。[30]（714-745）整体来看，社会认同理论有助于分析个体与社会类别建立心理联系的过程，对于区域国别内的特定群体，以及区域国别之外的特定群体构建与相互认知具有启发意义。 

混杂性理论（Hybridity）为讨论各区域国别多元主体间的文化协商和身份构建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1994 年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一书中，对“文化杂糅”和“第三空间”概念进行了阐述，霍米巴巴认为后殖民语境下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反映了文化的混杂性。对霍米巴巴来说，混杂不是不同文化的简单总和，而是一个连续的、未完成的混合过程。[31]（87）文化的混杂构建了一个协商的无二元对立的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没有身份的高级和低级之分，但每种文化都可以平等地相互协商。第三空间“开辟了文化杂交的机会，可以在没有假设或既定等级的情况下展现差异”[31]（5）。另外，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策略，受到西方读者的翻译文本与中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差异的影响，“走出去”受到阻碍。而霍米巴巴的“文化杂糅”和“第三空间”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第三条道路，让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持续的平衡。[32]（132-136）可见，区域国别的国际传播活动，要注重文化混杂的柔性传播形式，创建第三空间，以协商和平等的交流方式，促进多元文化主体间的互动和交流。 

（三）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内容 

论文关键词是对研究内容的高度凝练，本文使用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来探索学科研究热点和主题分布。借助 CiteSpace 软件，研究者将中外文文献共 20 个大话题聚类后，进一步提炼概括出四个热点研究主题（见图 1、图 2、图3、图 4）。

1. 各区域国别媒体的作用和角色研究                      

在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交媒体的政治参与和动员作用被广泛关注。一些国家关注社交媒体的民主参与意义，拉丁美洲的政策制定者、记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媒介技术对民主进程有影响。[33] 新媒体的网络动员作用越来越突出，互联网成为政治交流和参与变革的主要媒介。[34]（233-252）社交媒体的网络化力量强烈刺激了大众对于社会活动的参与 [35]（127-143），青年群体尤其会因被社交媒体所吸引而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36]（69-89）南非年轻人广泛使用Facebook 等新媒体参与政治辩论，网络民主进一步增强了互联网的政治影响。[37]（119-130）除了非洲，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也都进一步推行网络民主，实施网络政务。[38]（1533-1543）美国更是不断挖掘社交媒体的外交价值，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将社交媒体纳入其外交战略之中。[39]（47-62）这些都显示出，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对社交媒体的民主参与和政治影响的凸显。

2. 各区域国别媒体的传播影响效果研究 

在媒体生态剧烈演变的背景下，媒介的传播影响效果成为关注重点。首先，很多国家会通过社会调查，对媒介传播效果进行评估。韩国通过社会调查了解电视新闻对总统评价的影响，发现媒介对公民的总统形象认知有影响。[40]（299-319）其次，借助批评话语分析可以探索媒介内容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而了解各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话语建构方式。[41]（376-392）土耳其记者通过在媒体上进行话语构建，帮助政府和公民更好地应对叙利亚移民涌入问题，[42]（369-385）影响到了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国际关系。最后，框架分析可以讨论新闻框架对舆论的影响效果。有学者通过调查社交媒体对乌克兰东部冲突视觉框架的使用，发现社交媒体构建冲突并促进冲突中互斥观点的广泛传播，导致乌克兰和俄罗斯对战争结果形成了不同的预测。[43]（359-381）这些都体现出媒介对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影响效果与作用。

3. 各区域国别的媒介规范研究 

新型媒介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学界开始对不同区域国别的媒介规范问题展开研究。对新闻自由的讨论成为媒介规范的一个重要议题。首先，媒介组织呼吁争取新闻自由。在新闻自由的保护下，英国不仅产生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报刊，同时也为英国社会民主政治信息的透明化以及公民知情权提供了保障。[44]（31-37）然而，许多国家的新闻自由面临挑战，比如政府会对新闻内容进行管控和审查。伊朗新闻业就因为一直受到严格的新闻管制，缺乏充分的市场因素而发展缓慢。[45]（79-84）其次，在国际传播环境中，一些国家还以新闻自由为借口，进行国际新闻生产来输出本国意识形态。美国媒体虽一直鼓吹新闻自由，但面对战争时 , 美国媒体会通过宣传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政策来维护本国利益。[46]（29）最后，面对传媒市场的激烈竞争，新闻生产逐渐走向市场化，而商业化视角使新闻业为了市场而僭越新闻自由，从而激发了学者对新闻伦理的关注和讨论 [47]（8-12）。

 4. 各区域国别的公共外交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互动更加频繁，国家间影响日益深刻，区域国别间的国际传播和外交活动展现出了诸多问题。随着美苏争霸的结束，西方媒体垄断国际传播格局的现象更为彰显，一些西方媒体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加强对他国的扭曲化报道。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的负面报道，就使得俄罗斯社会思想分裂，国家凝聚力减弱。[48]（52-60）西方媒体也常以“中国威胁”为话语，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进攻者的形象，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周边外交。[49]（22-26）但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区域国别间国际传播活动提供了新机遇，例如韩国和日本的公共外交机构就利用数字媒体进行网络公共外交，通过文字和视觉图像宣传本国文化产品和意识形态。[50]（79-98）不管对于何种政体和媒介体制，区域国别的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受关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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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研究方法

（一）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方法取向 

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跨地区、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范式，要立足于不同主体，考虑差异化的文化社会环境，并且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知识来开展系统性参照。从发展进程来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选择经历了人文方法向社会科学方法的转变与发展，[51]（153-162）一方面，它强调人文学科中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它也重视社会科学中的因果解释。[52]（113-126）

立足跨文化特征，区域国别研究注重不同文化间的比较。当研究者从比较方法出发，去了解他国的文化历史、特征、发展状况和社会意义时，也形成了对本国文化的反思。面对区域和国别间的差异，以个案研究的方法，立足特定区域国别案例，检验理论的本土适用性，从而对普遍性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也可立足区域国别间差异性的比较，[54]（119-129）从而探讨不同区域之间的特殊性。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故事”应作为知识生产和话语操作场域，介入区域国别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知识共同体，助推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中国式沉浸。[55]（127-156）

（二）国际传播研究的方法取向 

国际传播的研究方法具有从偏实证到偏质性、再到融合性发展的趋势。从国际传播发展历程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传播学主要服务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利益，因而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功能主义色彩，研究方法偏向实证。其后，欧洲开始采用一种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的批判性研究方法，对国际传播现状进行反思，质性研究方法开始得到关注。当前，面对学科的快速发展与融合，国际传播研究日益采用多学科融合和文理交叉的研究方法。 

从注重实证的定量研究来看，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国际传播研究立足于战争宣传效果分析，诸多学者采用实证方法对传播效果进行调查评估，以期增强战争宣传效果。如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二战期间，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运用心理实验方法对陆军部拍摄的军事教育影片对军人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当前国际学术界使用实证方法开展效果评估仍然是主流。 

从注重思辨的定性研究来看，美苏冷战时期，大国竞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尤为突出。这一阶段国际传播重要性凸显，媒介也逐渐作为对外传播的工具。同时，伴随着批判学派在传播学研究中逐渐成为主流，对社会现象进行思辨式的研究也成为了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方法。欧美一些批判学派学者开始对国际传播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就批判性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问题。此外，国际传播常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还包括深度采访、田野调查、深描、批判话语分析等。总体来说，定性研究有助于对国际传播活动背后的文化因素、社会背景、意识形态特征进行深度探索。 

从交叉性的融合研究来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了国际传播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发展。有学者利用计算方法对德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 LDA 算法分析，分析了中国形象在德国媒体报道中的变迁。[56]（412-435）国际传播研究还可以与神经心理学、认知科学进行交叉融合。有学者利用 CATPAC 计算机程序开展基于神经网络的话语分析，研究菲律宾人对“避孕”“堕胎”等人口管理方式的不同态度。[57]（337-353）总体上看，国际传播研究正在借助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开展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三）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方法取向 

区域国别国际传播建立在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基础上，作为融合交叉的领域，其研究方法也应从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应具有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双重视角，其研究方法的使用要能够体现系统性和全局性特征。另外，从区域国别国际传播区域差异的特色出发，也要注重对个案差异的比较分析和深度解读。

 首先，系统分析法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全局视角。区域国别间的媒介发展并非是孤立的，各区域国别间的媒介发展和传播活动是相互影响的，并且媒介系统作为社会整体系统中一个子集，其发展也会受到其他社会系统的干预。有学者立足全局视野，通过对 10 种不同语言媒介的研究和 35 个流行新闻网站的分析，考察了美国新闻业在全球国际新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58]（139-161）也有学者通过对美国、英国、丹麦、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中国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解释了国际交往和沟通模式的关系变化，体现出宏观分析单位的重要性。[59]（1773-1797）因此，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要运用系统分析法，将全球媒介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在全局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 

其次，对比分析法有利于更清晰地认识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差异性。全球媒介间的发展具有特殊性，这可以通过对比分析实现。通过对比拉丁美洲各国记者在数字化时代对其自身新闻角色的看法，可以了解各区域国别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差异。[60]（74-101）另外，学者还可以利用对比分析法，发现不同国家新闻制度差异背景下的新闻生产差异，有研究对瑞典和美国大选的电视新闻报道进行了比较，发现两国媒体内容生产会受到国家新闻文化、政治新闻文化和政治传播文化的影响。[61]（30-49）对比分析法要求对各区域国别的媒介特性进行细分比较，进而总结不同区域国别国际传播活动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有利于开展因地制宜、“一国一策”的国际传播活动。 

再次，田野调查法有助于深度认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传播特性。田野调查法要求具有相关语言背景和专业知识的学者展开实地体验和调查，深入研究各区域国别媒介系统的运行机制，分析区域国别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对媒介系统的影响。有研究在分析卡塔尔某电视节目的内容及其与卡塔尔国家认同构建的关系时，深入其系统内部、以田野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深度分析了该电视台的媒体传播效果。[62]（189-220）还有研究通过对在土耳其的库尔德广播公司进行田野调查，发现该媒体在少数族群和国家冲突中发挥了调解作用。[63]（738-754）可见，田野调查能帮助研究者更系统、全面地把握不同区域国别的媒介系统，促进对当地政治环境、经济运行和文化特征的认知和分析。 

最后，案例分析法有助于对某一区域国别传播活动进行整体认知和历史性讨论。例如，有研究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肯尼亚传媒格局和传媒生态进行案例分析，探索政府如何通过规范化指导，对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自由化影响而转变的媒介格局进行合理规范和控制。[64]（265-283）还有研究对美国报纸的数字可视化进行个案研究，探讨数据可视化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报道中的作用。[65]（814-840）研究者对代表性区域和国家进行案例分析时，可以将全球、区域和本土视野相融合，既有利于剖析个案，也可以为其他区域国家的国际传播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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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区域国家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不同的传播活动既展现出了其独特性，又呈现出合作化态势。中国国际传播要采取精准化的传播策略，立足跨国界和跨文化的差异，探索区域精准、国别精准、分众精准的国际传播路径，以此促进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

中国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可以聚焦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加强学理探索，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理论构建要扎根中国国情和社会实践，推动能与世界开展理论对话的、中国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第二，要立足国家战略，我国的传媒体制建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要在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出发开展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第三，要注重方法创新，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研究方法要进一步探索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视角，促进与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实验心理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第四，要加强人才培养，借助多学科优势培养高端复合型人才，推进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打造人才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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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教育部举行“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第四场），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521/twwd/202206/t20220614_637409.html

[2]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3]  郭树勇: 《加强区域国别研究》，载 《人民日报》2016 年 2 月 15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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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刊于《东疆学刊》2024年第3期第9-19+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