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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语传承”多人谈 | 董鹏程、郭全强先生访谈实录

华语HUAYU 2022-05-19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语言战略研究 Author 董鹏程、郭全强

2021年第4期



“海外华语传承”多人谈

董鹏程,郭全强,林源瑞,谢世涯,符福金
王伟奇,柯东海,马立平,武国英,陈丽娇

[整理者按]数百年来,一代代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承祖语,犹如沙漠植树,历经艰辛,方造出如今域外中华语言文化或大或小的一方方绿洲。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涌现出很多杰出人物,他们是民族之魂,也是华语传承事业的宝贵资源。2017年,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项目组开始有计划地收集这方面的资源;2019年,相关研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YJC740125、19AYY003、19ZDA311)。几年来,项目组奔赴四方,获得近270位人士的宝贵口述史料。本期多人谈整理出10篇先行刊出,以期世人感知他们的事迹、卓见和精神。其中董鹏程、郭全强、林源瑞、符福金、王伟奇5位前辈近两年已先后离世,谨以此向他们及那些筚路蓝缕的先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因是访谈实录,故尽量保持原貌,保留口语及当地华语的色彩。(整理者:祝晓宏 王文豪)


我是华语传承服务生

董鹏程

(中国台湾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前理事长)


1971年,我在“侨务委员会”负责侨生的辅导工作。当时台湾退出联合国,遭遇到很多困难,涉外华校的教育侨务会没有办法联系上了,所以当时的“侨务委员长”毛松年先生发起组织世界华语文教育协进会希望用民间的力量帮助涉外华文侨校的老师,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应该有50多年了。我一直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就跟海外的华校联络,帮助他们解决教学上的疑难杂症,供应他们书本。那个时候很好笑,一套课本行诸天下皆准,但事实上后来就变了。后来,我们就编了一个刊物《华文世界》,帮助海外的华文老师。他们在教学上有什么问题,写一些东西给我们,我们来请专家学者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那个时候美国中文教师协会每年都开会,邀请我们参加,就会碰到大陆的学者。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推广中华语文,帮助华文老师。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华语文工作。我们参加美国中文教师学会,每年一次,就在附近,比如纽约、多伦多,顺道开一个研讨会,每一次都是几百人来,培训当地华文师资。


我常常讲,一套教材行诸天下皆准是不可以的,也办不到,应该要发展当地的课本。你还以为桃花红梨花白,有的地方根本没有桃花红,你要因人而变。我觉得华语文教学研究一定要针对第一线老师的需要,编出来的东西马上就可以用。我讲是很容易的,专家学者做是不容易的,这是我做华文推广和服务的人的要求。


26年以前,华侨大学庄善裕校长想开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学术研讨会,请我们去指导。那时大陆刚开放不久,东南亚华文学会以前的资源都是靠台湾建立的,华侨大学想开这个会,我当然支持。我们在泉州开的会,结果来的人很多,都是我提供的。我当初为什么要促成他们这个工作呢?因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都是沿海过去的,华文教育很有历史。


说到在台湾召开第9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讨会,那个时候,马英九都支持我的,他亲自到会。他突然早十几分钟到,我在门口接他。他说董秘书长你们会几年开一次,我说3年,他说这个太长了,要开得密集一点。我说报告领导,钱在哪里?我到处磕头,后来我不要讲了,大家都知道,他们就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个会最重要,我们应该要支持。


我一直在提华文教学很重要,以前是我们华人在学,现在不但是我们华人在学,外国人也需要。这很简单,大陆让人震惊地发展起来了。外国人想分你大饼。政治人物想了解这里,分你这个大饼。所以学华文的人越来越多,谁都来的,美国也好,哪里也好,到处都在学。


一心为华语传承

郭全强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前主席)


从中国留学回来我就接手家族生意了。我这个人对华文教育是比较重视的,一路来我对学校都很关心,所以我在居銮中学做了十几年董事长,筹款啊,建设啊,等等,生意是我太太在顶住。我是跑社会的,就换成了社会工作,不做就要病啊。


[郭夫人插话:我是逼上梁山的。他走了,有什么办法?做海南会馆的会长,董总的主席,全国的商会会长,他老是那里跑到这里,还有銮中(按:指居銮中华中学)什么的,然后要搞募捐,都是要时间的。]


成就感谈不上,做的最重要的事大致是董总主席,做全国及华校董事会总会的主席。我们这些人是被环境训练出来的,做事情就是一心为公,没有为私,所有做的都很尽心去做。就是因为这样才被选为董总主席。你要有条件,人家人才那么多,哪里轮到你来做?一定有一点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他们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不光能做了,也能够领导,这个也是看得有点才能,你不然你做不起这个领导。


[郭夫人插话:我来到这里,1959年到现在,有60年了,但是有四五十年,在我来讲是刻骨铭心的辛苦。我到现在都是这样讲,我来到马来西亚最苦的是什么?就是这几十年做生意。]


原来我吃饭是靠做生意,那是她在打理,我只搞社会工作。困难是很多了,不自愿的,要解决这些困难,我们有本事解决他们,才让你做这个位置。我也是锻炼出来的,这是工作动力。因为以前在农村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做过很多这样的报告,你在农村做工作你就要讲,讲多了你自然就会出口成章。


我回到来是有条件的,就是不准搞政治。搞政治不可以,这个条件上来讲好,像不能参加马华政治组织,但是做华教华校可以,教育可以,所以说就在这方面就花了很多时间。华文教育跟政治没有那么直接,华文教育主要是还是教育,政治就不光是教育的问题,是政治政权的问题。

    
     


          《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4期             


本文转载自“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8月11日期

审核 | 刘慧

编辑 | 谢文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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