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诬告：你告一个试试？试试就逝世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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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四川大学一个女学生据说还当过学生会主席，她诽谤一个农民工在地铁上偷拍她，哪怕是已经被证明了农民工没有偷拍，她还是在社交平台上强词夺理。最后，迫于舆论她不情不愿的发表了道歉声明。

◇ 事件当事人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表的相关言论

多亏现在是和谐社会她才没有接受法律的制裁，放在古代像她这样随意诽谤他人的货，弄不好都是要进局子吃牢饭。

首先要理清一下概念，古代是有“诽谤”一词的，不过意义和今天不一样，今天指的是诋毁他人，而古代这个词意味着臣子百姓指责君主。现代意义上的诽谤，在古代更应该被叫做诬告诋毁。

◇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巫蛊之祸的相关剧照

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权臣江充收买巫师欺骗汉武帝说宫里有人给他下蛊诅咒他，又诬陷太子刘据的宫殿里藏有人偶。最终太子被逼的发起兵变，汉武帝的人马与太子部众在长安混战五日，太子兵败逃至湖县悬梁自尽，皇后卫子夫亦受牵连而自杀，在这次动乱中因此而死的达到好几万人。

很显然，这么由着官员随意诬告是不可行的，因此各朝各代的法律中都强调诬告反坐制度，举个例子，如果张三告发李四盗窃，如果经调查所告不实，那么就要以盗窃罪的刑罚处罚张三。名义上是这么处理，但到了最后执行的时候，多少都会有些出入，如果诬告的人是皇亲国戚，朝廷很可能就会网开一面。

◇ 汉宣帝画像

汉宣帝时期长沙王刘建德打猎的时候纵火烧了九十六家民宅，又和封国内掌管财政的内史不对付，于是诬告内史玩忽职守，应该按斩首弃市处理，经过调查发现完全没有这回事，刘建德因为是皇亲国戚，不能真按法律进行反坐，所以最后只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给他罚了8个县的封地，宣告结案。

如果诬告的人不是皇亲国戚，或者说你要诬告皇亲国戚，那大概率就会被朝廷严肃处理了。

唐宪宗时期，唐朝的信州刺史李位喜欢黄老之学，整天在府衙里炼丹，就等着未来某一天能得道飞天。李位的部将韦岳借此机会向中央举报，说李位准备谋反，并召集道士做法诅咒皇帝早死。皇帝立刻把他召进京城，因为他是唐太宗的五世孙，按辈分算皇帝见到他都得叫声爷爷，所以关押在皇宫，准备特事特办让太监审理此案，然而时任御史中丞薛存成和李位是故交，知道他没那个心思，特意向皇帝申请，李位是朝廷命官，还是由御史台审理更能信服于天下。

最后审理结果是李位完全没有反心，罪名都是韦岳编造出来的。李位还了清白而韦岳罪行难免，不仅是诬告别人谋反，而且诬告的还是皇亲国戚，更不能被法律所容忍，最后韦岳和他的党羽被判了一个斩首示众，算是皇帝给他爷爷一个交待。

这种反坐制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诬告情况的发生，但不要忘了，在中国古代，是不是诬告，最终解释权归皇帝所有，所以有时候即便是冤案，但皇帝不点头，被害人就得不到昭雪。

◇ 电视剧《朱元璋》中的刘伯温和胡惟庸形象

明朝胡惟庸和刘伯温死不对付，老胡经常指使亲信无中生有地诽谤刘伯温，说他在老家修建坟墓时找算命先生看风水，要求一定要找一块“龙兴之地”挖坟。朱元璋立刻火冒三丈，暗搓搓的动了杀心，此时刘伯温已经退隐归田，但他常年辅佐朱元璋，太知道皇帝残忍加小心眼的德性了。所以刘伯温担心自己带来更大祸水，不得不奔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朱元璋看着老态龙钟汗如雨下的刘伯温，得意洋洋，饶他一命，刘伯温没过多久就郁郁而终。

胡惟庸靠一手诬告把自己政敌批倒批臭，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然而风水轮流转，没几年胡惟庸也被人诬告谋反，随机审出一连串罪名，其中诬陷刘伯温也是罪名之一。

按理说刘伯温是大明第一功臣，朱元璋能成事全靠他辅佐，要是刘伯温有反心早就造反了，根本不可能用修坟这种充满玄学的方式。然而在胡惟庸诬陷的时候，朱元璋却没有主动还刘伯温一个清白，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朱元璋登基后大杀功臣，刘伯温也在名单之内，他需要一个欲加之罪，刘伯温面君谢罪可以说是最后救了自己一命。而胡惟庸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皇帝铁了心想杀他，即便是子虚乌有的罪名也要做成实锤。

既然皇帝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古代那些得宠的官员就会仗着皇帝的信任，用诬告的方法诋毁政敌大搞党争。

◇ 苏轼画像

北宋年间发生的“乌台诗案”，起因只是苏轼在一次例行性的书面“工作汇报”中，发了几句牢骚，结果被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硬说这是妄议新政，给苏轼扣上了“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罪名，把他抓进“乌台”也就是御史台蹲了4个月的大牢。

这场乌台诗案是实打实的诬告行为，他们能这么对苏轼无非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当时朝中分成新旧两党，新党以王安石为首主张变法，户籍所在地也多是北方人，旧党以司马光为领袖，南方人为主，政治倾向上反对变法。

苏轼是四川人，政治比较保守，按理说属于旧党，但他又不是彻底反对改革，而是认为当前国情不适合，等以后再说。这样就使他遭到了新党和旧党的共同反对。长期处于两派的夹击之中，以致朝廷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在发了牢骚之后，新党成员不遗余力的诬陷他，旧党官员也不是那么努力的为他平反。

宋神宗想推行新法，面对旧党这些变法的阻力，他需要找到一个反面教材做典型，所以对于举报苏轼的那些诬告也选择了认可，最后导致苏轼最终被贬谪到黄州。

由此可见，古代的法律虽然禁止诬陷，但这种案例还是层出不穷，判断一起案件是不是诬陷，完全在于皇帝陛下的意见如何。说到底古代社会就是个人治社会，法律是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它的评判标准会随皇帝看法的变化而变化，所谓的公正并不真正存在，杜绝诬告现象自然也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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