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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一场喊楼,“务必对老师保密” | 深度报道

北青深一度 北青深一度
2024-08-22

采写/乔雨萌 刁乐瑶

编辑/刘汨


上海一所中学的喊楼现场

在这个夏天,经历一次喊楼,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高三毕业生“必须实现的心愿”。在高考来临前的某个夜晚,他们相约在一起歌唱、呐喊,又或是把书本试卷撕成漫天纸片,以此与高中三年告别,也释放着积攒到临界点的压力。

和常规的学校集体活动不同,高考前的这场狂欢通常是自下而上、由学生们自发组织。几位喊楼活动的策划者向北青深一度讲述了他们的经历,有人获得了学校“一路绿灯”的支持,但在更多情况下,这是一件“务必对老师保密”的事情。

对于喊楼活动,许多老师的态度复杂,他们理解同学们想要宣泄压力的心情,但对安全、卫生、考前情绪也有着多方面的顾虑。也有老师展现出了更强硬的姿态,当音乐刚刚响起,就砸了音响,摔了喇叭。

硬件设施、校园文化、教育理念和氛围......渗透在高中三年的种种细节,也影响着一场喊楼活动的进程。这背后是不同的高中管理模式的缩影,从学生一天的作息如何安排,到日常管理的重点落于何处,再到最根本的,高考对于每所学校师生的意义。

喊楼成了一个小小的窗口,折射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升学压力和教学资源的现实差异。但共通的是,在十八岁上下的年纪,一个人对勇气和自由的追求,对未来人生的憧憬,以及“走得更远”的心。

多所学校的喊楼活动现场

青春,热血,自由

宁夏的高三学生丁远想办一次“喊楼”,尽管学校从去年起就明令禁止。

他记得学姐林述的尝试。去年四月中旬的一个晚自习课间,音乐声从教室外传来,混杂着同学们的欢呼声、尖叫声,他走出教室,看到林述在楼下小广场唱歌,走廊栏杆边围满了同学,都在拍照、录像,跟着大声合唱。

人群中心的林述在那一刻感叹,青春真好,自由真好。高考前那段日子,林述觉得班里变得“死气沉沉”,“压得太紧了”。高三下半学期开学后,他们进入每天做卷子、考试、讲题、写题的循环,日复一日。学校没有假期,同学们也不敢休息。

林述当时的同桌就是这样,她早上进教室时,同桌在写题,到她下晚自习回家前,他还在写题,“一整天不停”。同学们课间聊天、开玩笑的时候,他也很少参与。有一次她问同桌,你一直这么写, 不累吗?对方看了一眼她,没说话。

“大家好像变成了没有情感的机器,生命里面少了很多朝气。”林述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同学都需要一个喘息的缝隙。合唱活动之后,很多同学对她说,“谢谢你让我们活了过来。”

这不算一次真正的喊楼,但在现场的丁远仍然觉得“很热血”,“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你会回想起来很多美好的时刻,不管同学之间有什么矛盾,你之前在学校闯过什么祸,在那一刻都不重要了。”

今年他和朋友决心效仿,“也想有这么一次大胆的、为我们的青春呐喊的机会。”他们将喊楼的日子定在高三毕业典礼前一晚,提前三个星期便着手准备。

在后来被同学们传阅的手写策划案中,活动时间、地点、流程、需要的设备一一列出,如何将同学们从教室引出来、如何“应付”校领导和老师,各种细节都被考虑到。他们还设想了活动的四种走向——活动正常进行、音响提前被发现、活动中途被终止以及同学和老师之间出现激烈冲突,分别作出了预案。

在策划案的最后,丁远写道,“以和为贵,来日方长,薪火相传,经久不衰!”在忐忑中,他期待着喊楼那天的到来。

以一场喊楼作为高中三年的结尾,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高三毕业生“必须完成的仪式”。在这个夏天,当一个接一个喊楼视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区里有羡慕、有期待,还有带着炫耀的展示。喊楼的形式越来越五光十色,除了最基本的音乐歌声,还出现了更夺目的灯光音响,甚至还有航拍和烟火。也有成年人发出了自己学生时代的视频,那时的喊楼更多是撕碎书本试卷后的漫天纸片,以及声嘶力竭的呐喊欢呼。

在四川自贡的一所高中,喊楼就仍然在以这种更“传统”的形式进行。五月末,高三学生郑薇的班上,筹备“撕书”的微信群二维码就已经传开了。今年撕书的日子定在拍毕业照当天。筹备的日子里,同学们学累了就会撕书撕试卷,把盛满纸屑的垃圾袋藏到教室的角落,为了避免引起老师注意或者被保洁阿姨收走,他们还找了一些书盖在上面。

一开始群里很热闹,后来有人说“有内鬼”——有老师发现二维码并混进了群,微信群沉默下来。但撕书的动作没有停下,教室后方的垃圾袋越堆越多,最后光是郑薇一个班就攒了十多袋纸屑。

郑薇的同学之间流传着一句话,“我们考这所高中就为了这一天。”他们一直盼着。

丁远制定的喊楼计划书

“让纸片飞一会儿”

喊楼大多由学生自发组织,但老师和学校的态度左右着活动的进程。

作为学校外联部部长,上海高二学生刘一然想到为毕业生策划一次喊楼时,距离毕业生离校只剩三天了。她找到高三年级组长李妍,老师只问了一句,时间来得及吗?她说没问题,老师旋即同意,还帮她联系了其他校领导。

其实学生的设想与李妍“不谋而合”。到了高考前的最后两周,每天“滚语数外”,有一些同学进入了瓶颈期,陷入焦虑和自我怀疑,用李妍的话说,“小朋友们整体的状态不够嗨”。她带过六届高三,熟悉学生的心态,“到高考的时候,应该把孩子们的情绪激发到某一个嗨点,不能太嗨,也不能太低迷。”她正想着如何“转移一下他们对于做题的注意力,提一下情绪点”,刘一然找到了她。

“学校大开绿灯,给了我们各种支持。”刘一然说。李妍帮着她润色策划案,将活动时间从十分钟延长到半小时,“既能充分抒发情感,也不至于抒发得太久”。学生处和资源处找来了活动用的荧光棒、麦克风、音响。无人机社团答应全程跟拍。学校还联系了家委会,邀请家长代表到现场观看。校方也有安全上的顾虑,联系了学校安保部门维持秩序。不到三天的时间,一切便准备就绪。

同样是策划喊楼,刘一然选择与校领导和老师正面沟通,林述和丁远则是“完全不敢跟老师说”。

去年四月的课间小合唱后,林述还是想办一场正式的喊楼活动。在此之前,学校已经明确禁止喊楼,理由是聚众和扰民两方面的顾虑。于是,她将活动的时间定在下午下课后到晚自习之间,“那个时间,高一高二同学都回家吃饭了,只有高三的一部分同学留在学校,不算聚众;晚上6点多,我们把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之内,也不会扰民。”

但精心策划的喊楼还是夭折了。当天唱到一半,几位校领导走过来收走了音响,林述回忆,“(他们的)表情很严肃,很恐怖,让人很不舒服”。那一瞬间,她很想哭,“我只是想唱两首歌,难道那些考不上一本的同学,因为多了这两首歌的时间做题,就能考到清华北大了吗?”她不理解,也不接受。

在宁夏的这所中学,这不是去年唯一一次夭折的喊楼活动。丁远的一位朋友也曾“密谋”给高三的学长学姐喊楼,没想到有同学向老师“告密”。活动戛然而止,老师把他们“当犯人似地押送回宿舍”。

有了学姐和朋友的失败先例,在丁远的策划案中,有一句话被划线加粗,“绝对保密,不向任何领导、老师透露”。为了防止去年的告密事件再次发生,他们直到喊楼当天下午才通知高三同学,“在此之前务必保密”,他对策划团队的其他同学反复强调。

该怎么看待学生在高考前组织一次喊楼的心愿?老师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狭隘化地看待高考才会有担心。”刘一然高中的学生处主任潘毅说,“按照科学的教育规律,高考前最后几天我们能做的无非是情绪调节。再背一个单词有用吗?有用,但背了也未必考。考试嘛,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更多时候,老师的心态是复杂的。吴平是江苏一所县中的高三班主任,她理解同学们想要喊楼的原因,“长时间都是非常平淡地度过,孩子的内心是非常疲倦的。”但她并不支持。“到高三,特别是接近高考的一个礼拜甚至十天内,我觉得不要有什么活动。”吴平强调,“心要稳,要静。”

邵阳在河南一所老牌县中教语文,最近七八年一直担任高三班主任。高考前她接到学校的任务,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引导学生“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用“正确、理智、平静”的方式发泄压力、纪念青春。学校还做了预案,在高考前后安排老师值班监督,如果出现喊楼撕书的情况,及时制止。“站在领导的角度,学校可能是担心学生们的情绪过于激动,导致一些出格的行为发生,比如破坏公物或者危害人身安全。”邵阳解释。

这所“参照衡水模式”的县中,也曾有过高考前撕书的传统,但在十年前因为“安全的考虑”被叫停。回想起那时的情景,邵阳觉得,“既然发生了,只要不是说特别过分、特别偏激,让孩子们释放一下也是可以的。”她笑道,“让纸片飞一会儿。”

喊楼现场燃放的烟花

为了狂欢,为了释放

办一场喊楼,对刘一然来说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想法。

在她的高中,很多大型活动比如课本剧、服装秀、歌会诗会都是学生会负责,作为外联部部长的她操办过明信片互寄、跨校点歌、元旦迎新等诸多活动。

有着过往经验,刘一然不到一天时间拿出的喊楼策划案已经让李妍感慨,“想得很周到,就像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在给领导做汇报。”歌曲的选择和顺序尤其让她惊艳——从《七里香》《海阔天空》,唱到《后来》《起风了》,以《凤凰花开的路口》收尾。“由振奋人心到依依不舍,再到展望未来,有很明显的情感上的递进。”李妍说。

学校无人机社团的全程跟拍为活动后续的宣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李妍告诉深一度,在他们学校,学生想组建什么样的社团都可以申请。除了无人机社,赛艇社、龙舟社,还有李妍担任指导老师的哲思社都是同学们出于兴趣组建起来的。

社团成立后,学生处每年会发放一定的经费。以哲思社为例,成员们经常会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来做讲座,“每次几百块的讲课费”。去年社团用学校发的经费买了两千多元的书,图书馆还有一个图书角专门留给哲思社。

林述和丁远就读的是一所省会重点高中,也曾有过各式各样的社团,但近几年被学校“取缔”了很多,比如林述所在的倾音社。喜欢艺术的林述很难过,“你懂的,学校希望发展学术类社团,不希望我们往文体方面发展。”她不想妥协,组建了倾音兴趣小组,夭折的喊楼就是小组成员一起筹划的。但学校不允许他们借用学校的教室和资源办活动,“只能私下玩,类似于地下社团”。

即便如此,这对于邵阳的学生们来说已经是无法想象的奢侈,“我们的孩子们自由的时间是非常少的,非常辛苦。”每天5:20起床,上早操半小时,早读40分钟,随后是9节课,再上晚自习到10点,这样的作息从高一入学便是如此。“我觉得用严苛一词形容是完全可以的。”邵阳说。

除了作息,这种严苛也体现在对学生的日常管理中。同为县中班主任的吴平告诉深一度,“重常规”是学校管理的核心,从监督学生每天穿校服,到禁止学生在教学楼内吃东西,再到迟到早退的管理、课堂状况的管理、作业完成情况的管理,“这些方面都做得好的话,小孩子从成绩的角度来说不会出什么问题。”

“卫生和纪律是我们抓的重点。”吴平说,“一个班级的差往往是从教室卫生出现问题开始的。教室脏,接下来就是课堂纪律乱,进而就是学生整体的风貌差。你不脏不乱,最后怎么会差呢?”

郑薇和同学为喊楼准备的纸片

随着高考临近,无论身处何地,升学的压力都骤然加剧。

回顾整个高三,丁远说,“真的压抑。”到喊楼前,他们已经连着上了三周课,坐在教室里,“像坐牢一样,学也学不进去,但看见大家都在学,不学又很难受”。实在熬不住了,他请了一天假回家,睡觉,玩玩手机,“才感觉有点精神继续撑下去”。

有时学生找邵阳聊天,说着说着就会泪流满面,头疼的,失眠的,幻听的,比比皆是。学校尝试用“更有意义的方式”帮助同学们减压。比如在体育课上安排跳大绳、“三人两足”、“同舟共济”这类趣味活动,“既能减缓压力,又能增强团队意识”。此外,老师们会在班会课上放励志电影,以及往届毕业生录制的高考祝福视频。

而对于李妍带的高三同学来说,压力有着更具针对性的纾解渠道。她执教的学校有两位名校毕业的专职心理老师,相关硬件也配备齐全,在专门的放松室里,有沙盘,按摩椅,拳击沙袋,还有呐喊宣泄仪。针对高三同学,心理老师每个月开展心理讲座,也会对高三班主任定期培训,教他们如何共情,如何疏导同学们的情绪。

硬件设施,校园文化,教育理念和氛围......渗透在三年生活的种种细节,最终也影响着喊楼这场高中告别式的情感基调。

在李妍任教的学校,这是第一次举办类似的活动。在她的印象里,上海有喊楼和撕书传统的学校不多,因为这类活动一般在晚自习前后举办,而“上海上晚自习的学校很少”。学生们将这次活动定义为“属于我们的青春狂欢”,还要给学弟学妹们送上真挚的祝福,这让李妍感慨,“很有爱。”

而当丁远说起顶住学校压力组织喊楼的原因,他将这形容为“一个释放的窗口”,“大家太累了,压抑太久了。”

喊楼现场漫天的纸片

“走得更远”

5月28日,毕业典礼前一晚,下了晚自习,丁远提着音箱和麦克风跑到楼下,将音响声调到最大,喊道“大家都出来,我想给你们看一场秀”。说完,他放下麦克风,跳了一段街舞,跑动声、笑声、呐喊声、欢呼声在他的耳旁炸开。一曲跳完,小广场和教学楼走廊已经站满了同学。

他们本来准备了一个歌单,但到了现场,“玩开了”,同学们喊着要放什么,他们就放什么。有人点了一首凤凰传奇的歌,丁远站在人群中央,“听到那个声音真的很震撼,所有人都会唱,那么齐,比早读时齐多了。”

第一首歌唱完,丁远看见了去年叫停喊楼的刘副校长慢悠悠朝他们走来,背着手,看不清神情。他严阵以待,在心里打好了应对老师的腹稿,“老师对不起,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我必须这样做。”没想到刘校长只是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唱了两首歌后,另一位姓陈的副校长冲过来抢走了丁远的麦克风,“学校明确禁止喊楼活动”,他刚说完这一句,就被丁远拔了麦克风线,另一个同学提着音响跑到一边。让丁远意外的是,刘校长走上前,拉走了陈校长。

第二天毕业典礼结束后,年级主任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好样的。”有人问老师,组织喊楼的同学会不会被处分,老师说,“不会,大家开开心心的多好。”

在朋友圈刷到学弟学妹喊楼的视频时,林述想到了一年前的自己,她怀念那时的勇气,“上大学之后,很少能再找到那种和身边朋友齐心协力朝一个目标努力的感觉了。”

在郑薇的学校,班主任还是知道了撕书的计划,那晚来到班里说,学校会派老师守在楼梯口,正说着,已经有其他班级的同学跑到教学楼高层开始撕书。郑薇班上的同学也“一窝蜂地跑出去”,撕书,打纸仗,大声地笑和闹。看着漫天飞纸从头顶落下,郑薇觉得恍惚,“三年的青春就这样过去了,快到不可思议。”

几乎同一时间,在上海,刘一然策划的喊楼以一曲《七里香》开场。一开始李妍在楼上的办公室往下看,后来忍不住跑了下去,站在离学生们一两米的位置,看着看着,“泪水止不住”。

“上海的学生,尤其是像我们这种重点高中的同学,考一所大学是不难的。我们一直对同学说不要只聚焦于考上大学,而要聚焦于未来的人生要怎么走,对家庭和社会能做出什么贡献。”李妍说。在喊楼那晚,她仿佛看到了过往教育的成果。

而作为县中的高三班主任,在高考前,吴平和邵阳的目标依然是现实和迫切的——陪伴学生们平安地、平静地度过这场考试。

吴平小心翼翼地关照着学生们的情绪。她在网上看到,有的学校的老师会陪学生一起上晚自习,甚至老师们集体开车灯为学生照亮回家的路,她告诉深一度,“老师的这份心意对孩子来说是莫大的支持,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考前还是尽量让学生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

“我们这边的小孩大部分都不是靠智商,而是靠踏实和勤奋取胜。”吴平坦言,“孩子们寒窗苦读十二年,我们希望他们以最佳的状态迎接高考。”

邵阳对孩子们有着类似的感情,“很理解,也真的很心疼。”在河南的这所县中,一个年级就有一两千人,一本率的指标压在每位老师身上,也压在每个学生身上。

看着一张张疲惫的脸,她安慰学生们,“高考不能决定一切。”她经常举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的例子。那是一名复读生,最后只考上了一所三本院校,但不服输,一直努力,现在在读博。

邵阳说,“先有学上,我们再创造条件,走得更远。”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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