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2024年第3期主要论文摘要

     世界文学史写作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发展至20世纪末,皆以西方文学为中心。而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文学格局的深刻变化,推动国际学术界世界文学史的写作范式在21世纪发生了巨变。对《剑桥世界文学史》《文学:世界史》《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这三种新世界文学史著作的研究表明,西方中心主义受到强烈质疑,经典名著不再构成其基本材料和载体,民族国家本位被打破,区域整合与跨区域文学交流、多系统与多中心、文学观念和文类的跨文化比较,成为跨文化的世界文学史写作新范式。

材料史:一个德语比较文学概念的死与生

      材料史最初在德语比较文学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之后遭遇法语比较文学的严厉抨击。法国学者梵·第根明确提出以主题学来替代材料史。材料史为主题学所替代,甚可谓 20 世纪比较文学领域的重要事件。本文通过梳理指出,材料史在比较文学领域里还有发展空间,更有继续存活的权利。首先,以歌德的三分法为依托,可知材料史是一种无法被替代的研究门类。其次,以贝茨关于材料史所作设想及其关于比较文学领域所作划分为依据,可知材料史由格林式的材料史研究和贝茨式的材料史研究构成。考虑到材料史在研究内容、研究方式上与主题学有所不同,其比较文学前景也就仍然值得期待。 

      和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一样,法国比较文学在否定旧文学之普遍性的同时又将这普遍性赋予了自身,因此自诞生之始就烙上了普遍性—绝对的悖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危机之争让比较文学很大程度借鉴了结构主义,从事实影响研究转向了基于不变量的平行研究,从垂直的时间研究转向横向的空间研究,但悖论依然在。1980年代以来各种新理论迭出,虽然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持续和永久”的危机,但对悖论和危机的思考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从外部反思、在文化间建构通道的可能,因此反而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 

“两个法国”之间的勒内·韦勒克: 

论比较文学在美国的理论化进程

     勒内·韦勒克在其学术生涯早期,通过反对“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建构起了一种文学研究理论和“文艺学”理论体系。尽管同一时期美国比较文学的主流形态仍然是“法国式”的,韦勒克的理论建构在实践中也难以落实,但它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文学研究的制度化发展。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以罗兰·巴尔特的理论为代表的法国理论给这一制度带来了极大冲击,也给韦勒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甚至迫使他转而推崇曾经批判的实证主义。20世纪70 年代之后,美国比较文学通过理论化克服了其知识危机,甚至借着理论的发展走向了“胜利”。终于,韦勒克的文学研究理念以他未曾料到、也一定不会感到欣喜的方式部分地成为现实。

解体之后的复兴

——当代俄罗斯比较文学学科体制与学术机制之观察

      苏联解体以来,比较文学研究中推重实证梳理或推重类型学辨析的传统在今日俄罗斯均得以延续,科学院系统研究机构中比较文学学科建制得到加强与拓展;比较文学教学在俄罗斯高校大面积登堂入室,涌现出一批新的比较文学重镇;俄罗斯比较文学界与国外同行尤其是法、德同行的对话交流得以多路径展开、有深度地推进:对俄罗斯本土比较文学资源的开采在加强,已进入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深耕。比较文学学科体制与学术机制的发展与更新表明:比较文学在今日俄罗斯已然复兴。 

世界文学系统中的世界文学概念

      本雅明以20世纪人的眼光,觉察到德国浪漫派的激进性。浪漫派凭借其系统性和反身性方法,不仅在艺术哲学思考上超过了歌德,且在认识论上和当代前沿科学理论相通。在新的认识论视角下,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也会呈现出新样态:不是对文学世界的客观认知,而是在世界文学系统中建立一个“自己的”系统,而系统之外的世界文学必然成为盲区。同样,施特里希出于民族和解的政治诉求,在20世纪上半叶致力于塑造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等于在系统中又建立了一个新的系统。而历史考察也表明,19 世纪德国人一度彷徨在歌德、浪漫派、黑格尔等人之间,不知道该采纳谁的世界文学方案。将世界文学概念重新置回世界文学系统,不但可以消解“统一的”世界文学传统的幻象,也为非西方民族构建自己的世界文学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视域的张力与“世界”的置换: 

达姆罗什的邀请和疑难

——从《如何阅读世界文学》谈起

     达姆罗什世界文学方案的关键在于,凭借“椭圆的比较视域”在国族文学及其相应的语文学综合细读与比较文学的多语主义负重及“高等理论”泛化两种模式间求取张力平衡,这种张力阅读法背后隐藏着面对比较文学研究困境的多种考量。其将“国族”范畴视为对文学铸成区分性形构的界域力量,对此的跨越与开拓则成为“世界”,“世界”即被置换为复数和比较级,由此既是文学脱逸属地局限的动能,也成为迫使文学找寻身份边界的压力。这一方案呼应全球化更大的文学版图拓展,体谅更为平实的教学与研究诉求,包容更多层次的文学阅读旨趣,与其从现象学而非本体论来改造世界文学的思路一以贯之。但这种调和也面临实践与方法的疑难,导向持续的自我回护与增赘,并受制于空间扩张的霸权逻辑。世界文学的现象学邀请我们真正对其“显现”进行批判性的存在论与诠释学分析,而非流于“显现”的描述与引介。

东印度公司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国想象

      一直以来,学界鲜有人关注东印度公司与浪漫主义文学中国书写间的关系。事实上,该公司在华的贸易和外交活动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产生了多重影响。一方面,公司包括探险、贸易和知识习得的旅行笔记及进口至英国的各类物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互通和融合,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素材和光怪陆离的想象,甚至公司为消除贸易入超困境在华倾销的鸦片也成为柯勒律治、德·昆西等人激发灵感和诗性的致幻剂;另一方面,公司为自身利益所展开的外交活动、汉学研究及文学译介给华兹华斯等人打开了多层面观察中国文化的窗口。然而,浪漫主义作家通常将中国用作点缀他们文学书写及情感体验的奇幻背景,或者反衬优越“英国性”的远东对蹠地,从查尔斯·兰姆到德·昆西,恐华仇华心态呈迅速增强之势。东印度公司与浪漫主义文学两者间复杂而隐秘的关系既展现了商业与文学在奇异化、神秘化甚至荒诞化中国形象方面的合谋,又彰显了商品、文学和思想汇流中东西方二元论与世界大同愿景间的张力。

虚无中的道德激情:

1920年代中国新文学对阿尔志跋绥夫资源的理解与征用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最早在1920年以“俄国文学真精神”的面目被译介进入中国,对其中的虚无主义精神的阐释,反映出1920年代中国新文学建设自身时的美学诉求和伦理立场。通过分析作品中的沙宁和绥惠略夫这两个现代人形象,译介者发掘了作品中体现的否定力量、反传统性和革命者的两难处境,并在不同时期给出了各有侧重甚至前后矛盾的评价。究其原因,虚无主义必须作为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后果而被理解,其中涉及了作为人类的“我”对神的占位,而在俄国社会文化语境下又多了反抗历史非正义性的道德激情。如果将虚无主义视为西方审美现代性的诸多表征之一,那么中国新文学建设者则以写实主义作为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回应方式。在这一写作手法和伦理立场的双重“写实”中,异质性的俄国虚无主义精神被从个人走向集体的社会责任感取代,其中蕴含的道德激情以中国本土化的方式真正落地并转化为文学和社会实践,这既与中国新文学的思想启蒙、社会改良任务相关,也提示了一种在文学领域不同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中式可能。

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活动与接受倾向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今,中国文化著作和文学作品在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行旅已近百年,译入语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了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与接受。本文从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政治背景等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入手,归纳出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倾向经历了从重视哲学典籍和诗歌、关注革命文学和政治论著到广泛摄取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流变,并总结了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译介活动特点及影响。 

爱情、忠贞与世俗现代性:

论周瘦鹃中文首译哈代“回首”的反讽缺失

      周瘦鹃翻译的哈代短篇小说“回首”是哈代进入中国之始,但周译本缺失了“回首”鲜明的反讽风格。清末民初对西方通俗文学的译介生态造成了周译本的不充分性,与周瘦鹃创作的哀情特质共同造成了周译本反讽的缺失。这种缺失形成的原因既非周瘦鹃的误读,亦非其刻意改写,而是一种介于中间的意译状态,将哈代原文对爱情和忠贞的反讽转变成了歌颂,是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对西方通俗文学的世俗现代性的一种归化处理。 

中国丝绸与古罗马文学

      众多文献证实,来自中国的丝绸首先对古罗马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深广影响,然后又被演绎到各类文学作品中,对古罗马文学想象力的增强、审美空间的拓展做出了历史贡献,并促进了古罗马文学的妇女解放书写。研究中国丝绸的介入可开拓古罗马文学跨文化物性书写的新领域,对于反思文化中心主义、在文明互鉴中实现文化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旅行者不只运用视觉凝视异国,也通过味觉品尝异国。18世纪末英国访华使团的使华记述、19世纪后期清朝使臣的出使欧美记,对于中餐、西餐以及中西食物之道和待客之道的再现,为窥视近代中西相遇中的饮食问题和文化差异提供了独特的维度。这些异域游记记录了来自东西两大帝国的使者们带着既定的知识武装和消化系统走向对方,初遇异国食物时的生理、心理反应,对于异国饮食之道和待客之道的复杂感受,对于食物的生产、分配、消费制度和文化习俗的评价,反映了早期中西相遇中巨大的文化差异和难以调和的分歧,折射出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在餐桌上的体现。

《月中人》与17世纪英格兰的月亮书写

      天文学革命和地理大发现引发了早期现代欧洲月亮书写传统的复兴。在英语文学史上第一部月亮旅行作品、且常被视为英语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的《月中人》中,戈德温主教以主人公冈萨雷斯的“圣赫勒拿岛—月球—中国”之旅,对英格兰乃至整个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如何步入现代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试图将《月中人》置于17世纪英格兰的月亮书写所涉及的科学与神学之争、基督教文明与异教文明之争、英国的内政外交之困等一系列冲突中,从天文学革命、新世界探险和乌托邦文学等角度切入,探讨《月中人》如何参与彼时的文学、科学、神学以及政治等话语的构建或论争,尝试挖掘月亮书写传统在早期现代的复兴所具备的思想史意义。 

     对于身体美学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往往最能体现人类文化之间的普遍价值异同。在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中,通过渊源、表现、意义、艺术直观和文本理解等环节,聚焦于身体美学问题的探讨,可以把握同为东方文化谱系中“生命”与“美”的观念的相通性和差异性。在西方美学体系的强势话语影响下,如何从中日身体美学的探源、比较和分析评价中获得“自己说”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是建构“一起说”的当代身体美学话语的有效途径。

本期部分论文将陆续在本刊微信公众号全文登出，敬请关注！读者也可登录本刊官网（clc.shisu.edu.cn）、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阅读及下载本期及近年往期全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