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1909-1995），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33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以讲授逻辑与西方文化为主。1949年，赴台北师范学院与东海大学任教。1960年应聘至香港大学主讲中国哲学。1968年由港大转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主任。1974年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任教于新亚研究所。其后又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中央大学。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

尽管牟宗三先生一向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然而先生思想中不仅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情结，更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今日明清书话，特别编发牟宗三先生1973年1月1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场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为题的演讲稿。今天读来，仍然可以触人心怀，发人深省。

校长、各位同仁、各位同学：

今天，我想要和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本来，我们现在刚刚过了新年，过新年，好象应说一些互相庆贺的话；可是，我今天讲这题目，好像并无可庆的意思，这很可能使大家有一种沉重之感。

我们讲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首先不要讲我们的使命如何如何；我们自己的命运能够保得住，然后才可以讲使命。假如我们自己的命运还保不住的时候，使命也就无从说起。

说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常常发觉，大家在一起时，总喜欢说一些较轻松的话，说我们生而为中国人很幸运的；但是，有时我们也很感概地说，生而为中国人是很不幸的。佛教界说：“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从这一句话讲起来，我们生而为中国人，当然是很幸运的；可是，从事实上看，我们常常是不幸的。

笼统一点来说，或者比较轻松一点来说，生而为秦汉以下的人就不很幸运。秦汉以下，也可以分别讲：生在汉唐盛世的人是幸运的；生在衰乱之世，我们就不幸运。再个别的随便提一提：若生在宋朝就很幸运；因为宋朝对于知识分子很客气。若生在明朝，一半幸运，一半不幸运；因为朱元璋的政策是重士、轻大夫。甚么叫做重士轻大夫呢？你做秀才时，社会上对你很尊重，朝廷也对你很尊重；但你做大夫的时候，做大夫即是做官，做官的时候就对你很不客气。

这是我随便一说，随便一提；但我今天所要说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还不止这样随便一说便算。我们可从历史上，一幕一幕的数下来。这不是某一个人个别的幸运不幸运的问题，而是整个知识分子集团本身的命运。这个又有几个显明的阶段一幕一幕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被杀、被辱两千余年。

第一幕，大家一下就想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第一幕。这是秦始皇以前所没有的。秦始皇坑儒这个“坑”字却是个受不了的字，“坑”就是活埋。这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大家都清楚的。我只提一提。

第二幕，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因党锢之祸而死的真不知多少人。其中，我只举一个例子说一说：大家知道张俭逃亡的时候，“数郡为之破”。张俭逃亡所过的地方，牵连所及，杀了很多的人；数郡就是好几个郡县，因为张俭的逃亡而残破。可见杀人之多。这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的一幕。

第三幕是魏晋时代的名士，几乎没有一个幸免。魏晋时代的名士讲玄谈，想借着谈玄避祸，但结果也不能免。据统计：从王弼开始，以下的名士，无论是东晋或西晋，好多都是被杀的。王弼没有被杀，是因为他年轻，二十几岁的一个青年人，与政治关系轻。这是第三幕。

第四幕是唐朝末年的所谓清流浊流。在唐朝末年，一般知识分子自鸣清高，以为自己是清流。朱温（他本是黄巢部下，是个强盗）就说：好，你自以为是清流，我把你们统统投到黄河里，叫你们浊一浊。这是第四幕。

到了宋朝，我刚才说宋朝对知识分子是很客气的。但是宋朝亡于胡元，亡于蒙古人的时候，知识分子的遭遇更惨。元朝虽没有明显的集体的杀害知识分子，可是他把知识分子的地位置于娼优之下，那比杀戮还惨。元朝人分为十等：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又依民族不同分成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第二等人是色目人，其它的不必说；但在这十等人中将知识分子分到第九等，居于娼优之下，你说这是该多悲惨！我们生在今日之世而没有受过这种遭遇的，当然不知道那种味道；但假如你是生在元代，把你列在第九等，在娼优之下，试想一想：你将觉得怎样？我想：那滋味可真不好受，比诸被杀还要惨。

元朝下来是明朝。明末有东林党，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东林复社。东林党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同一形态的，死人死得很惨。

满清入关以后，东林党固然没有了，秀才集团的复社也不能活动了。但是清朝虽没有集体地屠杀知识分子，却变相地转为文字狱。知识分子即使停止活动也不行，他们可以找借口、寻机会。偶尔在文字中挑出一点毛病，说你图谋不轨，便把你拿来杀掉。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这是最后一幕。清朝以后到现在的我不必说了，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从秦始皇开始，一幕一幕的摆下来，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知识分子本身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命运在支配着他，他不能够自主，何以故如此呢？这倒是值得大家反省的。

反对民主否定自己。

现在简单的说，中国以往，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在政治上是没有独立的地位、没有保障的。可是，一般的说，假使你不参与政治，而传经授业，入孝出悌，移风易俗，乃至说高一点上达天德，除了元朝而外，一般而言，在社会上还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本分，这是你自己的岗位。假如你离开这个岗位，不守你的本分，要去参与政治，作一个功名利禄之徒，那么你便有不可避免的命运——不是被杀便是被辱。只有这两个可能，别无其它途径可走。

中国知识分子以前常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尽管这样说，然而你毕竟不能免于被辱。辱是耻辱，但是你却不能够避免，这是知识分子不能避免的一个命运。受辱或者被杀，在以往有种种名词形容这些人。远的可以上溯自荀子，他说：“俗儒、陋儒、贱儒。”还有战国以来保留在历史里面纵横的政客。政客就是纵横捭阖之士。除了纵横捭阖之士以外，还有东汉党锢之祸与明末东林党之类的所谓气节之士。除此而外，后来另有所谓清客，也即是寄食于王公大人门下的食客；这也是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例如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等战国四公子，他们门下就都有很多的食客；这些食客就是后来所谓清客。

清客是甚么呢？清客也就是所谓帮闲之士，他们不是帮忙而是帮闲。帮闲一词从什么时候有的呢？我在中学时代看鲁迅的文章骂帮闲份子，好象是鲁迅开始用帮闲这个名词；实际上并不然。《水浒传》就有帮闲一词，《水浒传》里第二回中高俅就是一典型的帮闲份子，由帮闲而发达的。平常我们常说帮忙。甚么叫做帮闲？忙，你帮不上，只好帮闲。帮闲的内容不必说，大家可以想象而知。

从俗儒、陋儒、贱儒、捭阖之士、气节之士、帮闲清客，这类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够免掉被杀或者被辱。我以上所提到，其间以气节之士为最好；然而如果严格就儒家的传统来讲，也依然不是很高的境界，在此说他们气节之士，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自此看来，你想参与政治，或追逐于功名利禄之途，必不能免掉这两个命运：被杀或者被辱。正如我刚才所说，假定你守住自己的岗位，不离开自己的本分，一般的说，还是可以受到尊重的；这是以前两千年来的社会至少还有的一点．可是，现在我们不但是参与政治，没有保障，就是不参与政治，退而守住自己的岗位，也仍然没有保障。这比以前两千年还坏，几乎和元朝差不多。那么，我们现在说一说，你想要进而参与政治有保障、有独立的身份，就得有法律的程序；这样也可以退而不参与政治，守住自己的岗位、守住自己的本份去研究学术。

如果你想把这两步能够保得住，除了你肯定了民主政治外，没有其它的办法；也即是除了肯定民主政治，就是有宪法基础的民主政体来保障你参不参与政治那种独立的身份以外，你没有其它的办法。但是，倘若你想要参与政治而又反对民主政体，那就等于你反对你自己、否定你自己；这样，你的结果，不是被杀、就是被辱。退而言之，假定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岗位，守住自己的本份，从事学术的研究，那么，唯一的条件依然在肯定教育独立性、学术的独立性；假定你不肯定教育的独立性、学术的独立性，那你就是帮闲、清客。这是不可免的。

帮闲与清客的泥坑。

但是，从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到现在，中华民国有六十多年，我们天天嚷近代化，天天嚷着要革命，惟恐人们说我们是落伍的。我样样都要前进，件件每事都要表示我是进步的；可是就在这一点上，你不进步，你不近代化。肯定参与政治的独立、肯定教育的独立、学术的独立，这种肯定，不在你专家的知识里面——你研究数学，它不在数学里面；研究物理学，它不在物理学里面；研究逻辑，它不在逻辑里面；研究计算机（Computer），也不在计算机里面。甚至于你研究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本身只能告诉你一套社会科学的知识、告诉你有关这方面的道理，然而你仍不了解它。因为你把它当作研究的对象，与你自己漠不相干。所以肯定参与政治的独立性，守住你自己岗位的独立性，这种肯定是一理性的智能，并不在你研究的对象里面，你要常常加以反省。从个人讲，这是你理性的智能；从时代方面讲，这就是近代化。从法国大革命，讲自由平等博爱，讲民权运动，即是要求这一步，这是时代的课题，大家共同的觉醒。所以从个人方面讲，这不是你专家的知识，而是你的理性智能；从时代方面讲，这是一个近代化的问题。然而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样样都要求进步，样样都惟恐落后，就在这一点上他非常不近代化。

现代这班最进步的知识分子——终日嚷着革命的知识分子，天天耍花样，纵横捭阖，好似很了不得！但，结果变成了帮闲清客，而落在帮闲清客的泥坑里面。一落到这里面，你就不能免掉那种命运：不是被杀、便是被辱。何以故我如此说呢？我可以列举出很多这时代流行的莫名其妙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就从这一些话里，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头脑不近代化。第一，我听见有人说：什么叫做自由？自由是奢侈的。这是曲学阿世的话，这是帮闲清客的话。他本身并非不知道自由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他要说这话，而他说这样的话并非本愿。这并非由于他没有知识，这些人都是高等知识分子，而且是大博士，拿诺贝尔奬金的，又是某某讲座教授，可见他们并不是没有知识。还有的人说：现实上哪里有自由呢？现实上没有自由，肚子饿了要吃面包。我们现在这里讲话，就要为这个扩音机所限制，假如我离开这个扩音机，大家便听不见了。这是一种限制。那么，我们从现实上看，任何东西都在这个因果关系里面，哪一样能够离开这因果关系呢？庄子谈逍遥；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但是还要依靠风，假定没有风，列子也飘不起来。可见，现实上哪有自由呢！说这话的人他的目的何在呢？他的话的目的无非在强调极权统治为合法。这种说法显然是鱼目混珠，故意搅乱，搅乱你弄不清楚论点何在。这仍是帮闲清客的话。为什么到这时候说这样的话呢？这种人很聪明，他说这样的话，居心不正，心术不正就是帮闲清客。

指鹿为马妖妄之言。

再往下说，怪现象多得很。他们说：耶稣为什么那样讲呢？因为耶稣是个木匠的儿子，是工人阶级。孔夫子为什么那样说呢？因为孔夫子是个没落的贵族，是个士，是小资产级。释迦牟尼是个皇太子，是个地道的贵族。还有，象山说心就是理；他为什么说心就是理呢？因为他是个大地主。朱夫子说性就是理；朱夫子为什么说性就是理呢？因为朱夫子是个小地主。这些话，我不了解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些咒语在中国产生了无比的宗教性的影响。还有更令人奇怪的事。数年前看见一个研究佛学的人谈及禅宗讲顿悟。他说：讲顿悟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是资产阶级。这话我也不知道有何意义。禅宗的人住在深山中，挑水砍枈，自食其力，不受朝廷的供养，也不住在寺庙里；你怎么能说他是资产阶级、说他反革命呢？讲顿悟为什么就是反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呢？唯识宗讲渐悟，慢慢来、一步一步的来。他说：这是革命的、是无产阶级。这话我也不懂，没有意义。但是，他却要这样说。你不说这种话，人家也不一定要杀你。但是，知识分子没有出息，自己要说这种没有理性、没有意义的话。说这种话的人还是帮闲清客的身份、帮闲清客的头脑！假定你说你所说的都是属于人文科学的，诸位中也有理学院的同学，那么我们理学院该可以幸而免罢？该没有这种怪现象罢？仍然有的。

以前我早已听他们说：爱因斯坦讲相对论，普朗克、海森巴讲量子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的物理学。我也不知道这些话有什么意义。试问无产阶级的物理学在那里呢？说不出。这些简直是妖妄之言。以前苏联有个生物学家名叫李森科，很有名，大家都知道的。李森科要反对门得尔的“遗传律”。他反对遗传律目的何在呢？是想借着命令，好似孙悟空一样，一研究就叫小麦增加生产，小麦就可以发生突变，麦穗就可以长得特别的大，可以增加生产。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生物学。门得尔的生物学是资产阶的生物学，是反动的生物学。所以当时史大林（斯大林）大力提倡；但提倡的结果，小麦仍然是小麦，麦穗并没有加大，也没有增加生产。到如今苏联的粮食生产还是不够吃，还得向美国和加拿大购买。所以当时李森科所闹的这个把戏，便引起了英国哲学家罗素出来说话，他说：“苏联威吓人民的确颇为有效，谁若是不听话就把他关进集中营；但威吓自然，却不见得有效。”这一切的现象，都是所谓妖妄之言。这样妖妄下去，任何妖妄的事情都可以作得出来。我们的知识分子就是如此。知识分子如此，这就是我们说的没近代化。说这种话，就是自己先垮自己的台，自愿处于受侮辱的境地，那么，好！我就侮辱你，所以假定你一落在这个层次——落在帮闲清客的层次上——你便不能免掉被杀与被辱，绝无可幸免！可是，甚么叫做被辱？当年金圣叹有句幽默的话，他说：“杀头至痛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杀是有痛的感觉的。但是辱呢？什么叫做被辱？说辱就是侮辱。甚么叫侮辱呢？人有良心的时候，会觉得侮辱是受不了的，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但是，假定一个人被侮辱久了，成了习惯，自己甘心处于侮辱的境地而不以为辱，那么人就要侮辱你；这样的互为因果辱下去，也就不知辱之为辱。人到忘掉了什么叫作耻辱，耻辱这个观念便对他们变成没有意义，好似现在行为主义的心理学规定“偷”的意义，说：把一件东西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叫做偷。这样“偷”的意义，那种道德意义和罪恶性便没有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例子说下去，假定人被辱久了，他便不知道什么叫做辱。到那个时候可真糟透了；那才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人到了不知辱的地步，恬不知耻，这个国家便要完了。这才是摧残生命，即使有原子弹也没有什么用。

自戒自律三个原则。

说到这里，时间也不早了，只再简单地说一点。我们知识分子要想保住自己的命运，必须守三条戒律。这三个原则，我想提出来和大家互相共勉。

须知我们是共同的命运，切不要以为你已经革命了，我是革命的对象。大家统统都是被革的对象，一样的，不是被杀就是被辱。你如果要免除被辱或被杀，就得自觉地决定你自己的命运，不使你落在被动的、机械的命运中。所以我说，要把你理性的智能表现出来。不要说那些妖妄之言；这些妖妄之言是可以不说的。中国知识分子非常聪明，什么都可以研究，为什么这一点作不到呢？这样说的人实在太不够格！无耻！因此我在此提出三个原则：

第一，我们要忠于自己所研究的学问，即是说要研究学问的真诚。这个学问的真诚就是说不要曲学阿世，不要委曲自己所学的东西来阿附世之所好。那也就是说，不说妖妄之言，不指鹿为马。指鹿为马只有赵高才作得出；赵高就是帮闲的老祖宗，指鹿为马就是典型的帮闲份子。

第二，不作清客，不作清客就是不帮闲。知识分子落到清客的境地，你不要以为这是很光荣的，这是很惨的。这不忠于你自己的学问，去侍奉王公大人。为侍奉王公大人你才去作清客。我一样的是人，为什么定去侍奉王公大人？既然作清客，就是帮闲。须知：你不能帮忙哪！你够不上资格帮忙。......你来，只是跟人家屁股后面吃杯清茶也就算不错的了。所以说你只能帮闲。但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帮闲，不应作清客。

第三，你要时时体念你所受教育的教育机构的独立性，以及学术王国的独立性。各位从小学受教育，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受完了教育出去做事情；或者中途不研究学问忽然转行去作事情。你可以做总统，也可以作皇帝，作大政治家，可以治国平天下；但，不管你作什么事情，你却不可返回来摧残你所受教育的教育机构，不要反咬它一口，把你受教育的机构否定；也不要反咬一口，把学术的独立性加以否定。试想一想，现在你为什么要研究计算机？没有人一定要你研究呀！你怎么能够自由研究这门科学、那门科学呢？这当然是一种自由的气氛、自由的背景之下才可作此研究啊！你研究成了名，作了高等知识分子，竟出去作清客、胡说，说妖妄之言，那就是曲学阿世，反噬教育的独立与学术的独立。这是罪恶之中最大的罪恶。所以第三条说要我们时时顾念到我们所处的背景。我们的背景好像鱼之于水一样；水是鱼的背景，假定鱼离了水，他便没有生命。学校、教育机构和学术独立就是我们的背景，假定把这个背景的独立性加以抹杀，我们的生命也就没有了。那就是说，你就要被杀或者被辱，没有其它的可能。

以上三个原则，我提出来，大家不妨想一想，自己真切地体验一下。

（1973年1月11讲于中文大学，郭应起纪录。）

认识心之批判(全二册，康德名著，牟宗三先生译注)

《认识心之批判》从作为认知现象的所谓“心觉”出发，步步审思，步步追问其何以成立之先验依据，从而确立人之所以能够认知的知性主体。在该书《序言》中，牟宗三写道：“主体有二：一曰知性主体，一曰道德主体。兹所言之‘认知心’，即知性主体也。逻辑、数学俱回归知性主体而得其先验性与夫超越之安立，而知性主体亦正因逻辑、数学之回归而得成为‘客观的心’、‘逻辑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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