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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北大历史系教授翦伯赞与妻子自杀之谜
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在文革受难者中是相当独特的：他们不是在遭受“斗争”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而是在得到所谓“落实政策”之后自杀。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此稀少。
原载于《百年潮》杂志，2012年第5期原标题：我在北大保卫组处理翦伯赞之死作者：谢甲林
编辑：微信公号@世界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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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6月16日，最高检察院党委书记李放通知我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高检院来函通知要你去北京大学做保卫工作。”我说：“服从组织，要求不要留在北大。”随后，我马上开始交待工作，22日持高检院的介绍信赴北大工作组报到。先在图书馆工作几天后，工作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杨以希找我谈话，要我到二组（保卫组）任副组长，组长是蔡润田。全组36人，都是海军保卫部的在职人员。
“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曾讲过：北大有个翦伯赞，你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去问翦伯赞；北大有个冯友兰，你要知道什么是唯心主义，就去问冯友兰。经翻阅有关材料再加上组长介绍，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总理指示：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和温特（美国教授）六人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
1966年8月4日，“中央文革”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决定二组人员全部留校，继续承担保卫工作，改称保卫组；北大“校文革”成立后，保卫组受其领导，并给增加了3人，仍由蔡润田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经总政批准，1966年12月海军人员全部撤离，因高检院被砸烂无法报批，我不能撤离，仍留在北大，继任保卫组组长。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进驻北大，宣布“校文革”及各个组均停止工作，唯独留下保卫组，仍让我任组长继续工作，由军代表李志刚主管保卫组。
从1968年9月初开始，宣传队首先组织批斗陆平、彭骊云大会。不久开始在全校清理阶级队伍。他们认为“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全校先后有900多人受审查，共揭发出够敌我矛盾的500多人。当时，所有清查对象，包括翦伯赞、冯友兰等几名重点保护对象，都集中食宿，不准自由回家。对此，我向宣传队总部明确提出：翦伯赞、冯友兰等是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隔离审查、限制自由，是违背指示的。
1968年10月16日夜，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饶毓泰上吊身亡，我带领保卫组的干部联合市公安局的干部勘查现场，结论是“自缢”。我遂到宣传队总指挥部全面汇报，送上“结论”。同时，又提出要加强对翦伯赞、冯友兰的重点保护，亡羊补牢。
宣传队接受我的意见，把翦、冯二人放回家。当时，翦伯赞家住燕东园28号，在大院外，不便保护，我提出建议后，宣传队把他夫妻二人搬到燕南园64号（保卫组原址63号），每月发生活费120元，白天有历史系的学生值班，夜间雇用了退休工人杜师傅伺候。并明确要求，非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不准外来人员接触。
1968年12月18日早晨，天还没亮，伺候翦伯赞、戴淑婉夫妻的退休工人杜师傅泪流满面地跑到保卫组，扑通跪倒在地上向我哭诉：两条人命，翦伯赞老两口都死了。
我马上电话报告了宣传队总指挥部，然后立即带领萧祖德、蓝绍江和苑世男赶赴现场。在燕南园64号翦伯赞夫妻的卧室内，有南北向的两张单人床。在左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翦伯赞，在右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戴淑婉，两人面色安详，衣着整洁，均穿鞋袜。一摸两人的体温，早已冰凉，没有脉搏了，但尚无尸斑出现。我们立即电话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报告完公安局之后，我们继续勘查现场。首先搜查翦伯赞遗体的上衣双兜，左兜里有一张纸，上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右兜里有一张纸，上写：“我实在交不出了，才走上这条绝路。我走上这条绝路，杜师傅不知道。”
我内心感动了，多么好的品质啊！一个身陷“囹圄”的人，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没有违心地交代；而且，在他决定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还生怕连累别人，因此，在遗嘱中说明自己的死是与别人毫无关系的。
接着，搜查翦伯赞的床铺，在枕头右下方，发现了一个服药袋，内装两粒进口的速可眠胶囊。这让我再次涌起了一阵感动，他这是明确地告诉我们自己是怎么死的，不给我们勘查现场添麻烦。再搜查，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异物。又搜查戴淑婉的床铺，任何异物也未出现，由于是女同志我们不便翻身，也不好翻外面的兜，就没有翻出任何东西。我们的初步结论：可能是服安眠药自杀。
为了将事情进一步弄清楚，我们问伺候他们夫妻二人住在外屋的杜师傅：夜间有什么动静没有？杜师傅说：快午夜12点了，听到炉子响声，我问有事吗？翦伯赞的老伴说：翦先生饿了，我给他热点牛奶喝，你就睡吧，不用管了。据此，我们初步断定，服毒时间是在夜晚11点半到12点之间。
问完杜师傅话之后，历史系在翦伯赞住处值班的学生来了，我们把他们堵在外屋，询问他们昨天的情况。他们说：昨天下午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持介绍信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来找翦伯赞调查刘少奇的问题，听到他们一再追问刘少奇的有关历史，翦先生一再回答“记不起来了”。双方僵持一会儿后，调查人对翦先生说：你明白，这关系到刘少奇的问题，你必须好好想想，把他的问题交代清楚。我们明天再来，你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交代清楚，交代不清楚，是要坐牢的，并一再强调。
上午7时许，我把翦伯赞的两纸“遗书”亲自送到宣传队总指挥部，拍照留底，由指挥部把原件直接上报毛泽东。其他情况，查明后上报。我回到现场，同保卫组的其他同志继续勘查。
上午8时许，我们还未勘查完现场，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又来了，被我堵在门外。我说：今天不准找翦伯赞。他们说：我们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说：什么专案组也不行，你们可以去找宣传队总指挥部嘛！他们才离开了。
专案组的人一走，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包括赵法医）就来了。我们把勘查现场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要求他们进行复查，通知家属，进行尸体解剖。经电话通知，家属不来，给出的答复是，已经划清了界线。我们把家属的回答记录在案。
12月18日下午，我们从翦伯赞的住处把最需要的东西取了出来，考虑到目标太大，当时没有查封。我们招呼历史系的学生，让他们将屋门锁好，并认真看管。接着，经我引领，市公安局的人员与宣传队总指挥部商量，由我始终跟随，将翦伯赞夫妻的遗体送到北医三院地下解剖室。
到了北医三院之后，由赵法医主刀，对翦的遗体做了全身解剖，有关部位做了切片、取液等；对戴的遗体做了局部解剖，只取了部分胃液。肉眼发现两遗体的胃里均有尚未溶解完的进口速可眠胶囊。法医的最后结论是：翦伯赞、戴淑婉夫妻均为速可眠中毒死亡。
为了把翦伯赞夫妻自杀案情全部弄清楚，12月19日上午，我手持宣传队总指挥部的介绍信，乘坐专车，亲自到北京医院调查毒源。北京医院院部的负责人说：翦伯赞的病历，依照有关规定，属保密范围，非经特批，不准查阅。我马上到市委吴德办公室汇报情况，提出要求，吴德的秘书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医院院长说明了情况，于是我又赶回北京医院。
回到北京医院后，他们已把翦伯赞的病历拿出来，摆在桌子上。我到后，由专人帮助我查阅，把大夫的处方、翦伯赞派人去取药的时间，一一列出清单。其中进口速可眠胶囊按间隔日期，依照规定数量，每次付给20粒，多年以来，没有变化。
我在北京医院查清楚情况以后，便返回北大，又询问值班学生。值班学生说：翦先生夫妻年岁老，行动不便，都是委托我们到北京医院给他取药。每次都取有速可眠胶囊。有一次，我们还对翦先生开玩笑说：“您可别一次吃了。”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不想死，要活着报恩毛主席、周总理啊！”
在做了以上一些调查取证之后，保卫组通过宣传队总指挥部把翦伯赞夫妻自杀的调查材料全部上报。宣传队总指挥部让后勤部门把翦伯赞夫妻的两具遗体运送火葬场，匿名火化，不留骨灰。短短两天，对翦伯赞夫妻自杀一案的处理，比较顺利地完成。
过后听说，谢富治对中央第一专案组调查、审问翦伯赞的巫某，当面予以批评指责说：翦伯赞是毛主席、周总理指令保护的人，你有什么权力要他去坐牢。因此，巫某受到了党纪处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及时进行了拨乱反正，翦伯赞也得到平反。北京大学校方决定给他举行追悼会，找到我问骨灰的事情。我跟他们说：保卫组没有管，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到八宝山去查，哪年哪月建的档案。他们一开始没有查到，因为用的是化名。后来又去查了一遍，火葬场工作人员按火化时间一查，这才弄清楚了。
北大校方又问我要当时的证据材料，原件当时已经报毛泽东了，只有拍的照片，我就给他们了。事后想想，觉得很后悔，自己亲自经历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现在手里什么一手的材料都没有了！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回答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
为此，@人文精选诚荐陈徒手先生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
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实在不可多得。
陈徒手先生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其实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能出版的就这两本，而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陈徒手先生的这两部作品，数量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收藏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是傅高义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
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一个人，而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但写得很客观，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这是一部比历史课本生动百倍的当代史，向我们展示出了教科书里所未提及的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
张维迎：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邓小平时代》。
沈志华：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
秦晖：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邓小平时代》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除了傅高义先生详实的写作，冯克利先生流畅又中国化的翻译功不可没。
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
本书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今天再次上架。我早在2013年本书中文版首发时，就买过一本，当时的售价是88元。10年过去，售价仍然是88元。
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强烈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立即一键收藏（库存已所剩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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