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萧三匝”

 ID l xsanza

作者 l 萧三匝

前几天是“五四”，我想起了胡适。今天是哈耶克诞辰122周年，我再次想起了哈耶克。

我在想，如果在哈耶克和胡适之间选一个，当代中国人应该选谁？在我看来，这不是没事找事，它恰恰是一个有现实感的问题。

先来说说哈耶克，我常常想起他。

想起他，我的思绪总是集中在一点：当全世界前辈、同辈甚至后辈知识分子都在拥抱苏联模式，甚至为它唱赞歌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哈耶克几十年里一直坚定地选择了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不断阐发“自由秩序原理”，揭示苏联道路是“通往奴役之路”，棒喝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理性的自负”？一般来说，经济学家总是希望用世，成为国师；既然举世滔滔，政治领袖不是苏联模式的拥趸，就是凯恩斯主义者，为什么哈耶克甘愿横站、甘愿被世界冷落甚至嘲笑？为什么他甘愿为自己贴上“不悔改的，柏克式的老辉格党人”的标签？

为什么？

为什么当时与哈耶克有着共同选择的西方知识分子寥寥可数？

在我看来，哈耶克之所以是哈耶克，根本上是因为他对人性有着深入骨髓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又源于基督信仰。因为人是被造物而不是创造主，所以任何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任何人也都没有能力计划一切；因为自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性中就充满了罪性，所以任何权力都需要受到制约、监督，不受规制的自由最终必然走向奴役，极度高举人的理性必然走向“理性的自负”。

无论哈耶克个人的宗教信仰如何，无论他宣称自己信奉什么主义，如果我们抛开“文字障”，就会发现，他选择的是站在上帝主权这一边，而不是单纯站在人的权利这一边。他深知，不承认上帝主权，只强调人的权利，最后必然导致人不把自己当人看。因为上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本身，所以哈耶克的选择就是站在真理这一边，并以此谦卑而又坚定、尖锐地陈述着自己对真理、道路、生命的认识。 

只有从这个角度透视，我们才能理解他的自由论。

只有从这个角度透视，我们才能理解他的演化论——自生自发秩序。如果不相信上帝对历史的护理，一个封闭的、自以为义的、高举人的权利的共同体，永远无法演化出自由的秩序；能演化出来的，必然是相互争斗的丛林社会。非常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即便那些倡导演化论的朋友，也没有认识到上帝主权是自由演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也只有从这个角度透视，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何甘于备受冷落甚至备受嘲讽。因为，他不需要向世人交账，不需要得到世人的认可和称扬，他能从真理本身得到满足。当然，这不是说哈耶克掌握了整全的真理，因为这本身就超出了哈耶克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

新约时代，再无先知，但如果说哈耶克是一个“先知式”的思想家，我想并非唐突和僭越。一个在苏联崩溃前几十年就“预言”了苏联模式难以为继、必然崩溃的思想家，从世俗意义论，不是“先知”又是什么？

先知，即先于众人所知之人；先知所知，本质上是上帝的旨意；先知，也都是“乌鸦嘴”，出于上帝赐予的良心追逼，他必须说出自己所知，即便被人误解、嘲笑。

悖逆上帝是人性常态，因此，被人误解、嘲笑是先知的“宿命”。从反面看，被人簇拥的，都不是先知。

先知从来都是少数，因此世上只有一个“哈耶克”太正常不过了。多的是自以为是的、悖逆上帝的人，看看当年那些为苏联模式大唱赞歌的西方知识分子吧，哪一个对上帝真正虔信？

谁是中国的哈耶克？这是一个让人无比尴尬的提问。胡适吗？他是很多人赞赏的，民国时代屈指可数的自由主义大师，而哈耶克也被人称为自由主义大师，他们二人是同一类人吗？

且不说哈耶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创见，我们只从哈耶克所有论述的出发点和潜意识——人的有限性和罪性——来衡评，胡适就绝不是中国的哈耶克。而事实上，胡适和陈独秀，在思想上与其说是敌人，不如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因为，他们都高举人，而不是高举神，而且他们都要打倒神，只是在激烈的程度上不同罢了。

当哈耶克对苏联模式投以严冷的目光时，胡适却对此投以高度热情，且看他写的《沁园春 新俄万岁》：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兰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尽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一首词里两次出现“自由”，可见胡适是真爱自由，但细细琢磨，他爱的到底是什么自由？而这首词作，你是否似曾相识？

胡适比哈耶克大八岁，算是同辈学者。事实上，到了晚年，胡适才在哈耶克的学生周德伟的推荐下，接触到哈耶克的思想学说，并对后者相当认可。只是，为时已晚，胡适已经不太可能提升自己的思想高度和深度了。他如果这样做，无异于全盘否定自己一生的努力——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他的思想界领袖的地位，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不就是因为他的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吗？新文化运动的实质，不就是人本主义吗？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我们不苛责胡适当年对苏联“实验”的赞赏，他也显然不是中国的哈耶克，更称不上是真正的“先知”。

如果我们走不出胡适，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哈耶克，也无法赢得真正的自由。

是的，我们不必苛责胡适。因为，胡适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精英，虽然大多留学过欧美，虽然也号称融汇中西，但骨子里还是儒家，还是相信人性善的。只是，如果走不出性善论，认识不到人性的幽暗，的确无法真正理解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即便照猫画虎，也必然如沙上建塔。道理很简单，如果人性善，寄希望于明君贤相不就够了，何必搞什么权力制衡？

离开人性、无视真实的人性而谈政治，即便不是掩耳盗铃，至少也是盲人摸象。

要哈耶克，还是要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