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民｜中国人为何热衷于道德审判？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维舟 Author 维舟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维舟”
ID l weizhousw
作者 l 维舟
01
以前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现在则或许可以说，“有网络的地方就有网络暴民”了。
看到“毒Sir”写的一篇《网络暴民，不就是这群人嘛》，辛辣讽刺许多影迷在网上对自己看不惯的种种行为“到处执行火刑”，“这些人的爱好不是看电影，是爱找人治罪”。
他说：
看电影，本来就是一件个人感受的事。 但是现在，你要是说自己不够感动，没有哭，那可能就是冷血、人品有问题。
他描述的社会心态不假，但没有给出解释，似乎只是认为中国人没有独立自主的想法，而“把自己的价值依附在那些空洞缥缈的大旗上”。最后，这似乎又变成了“好人”与“坏人”的斗争：“要相信，这个世界除了暴徒，还有更多善良的人。我们不会就此把这个世界让给他们。”
但讽刺之处正在于：他严厉批驳那些“网络暴民”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但实际上他自己也是在使用泛道德化的语言，在对自己所认为的“网络暴民”进行道德审判。底下的留言也几乎是一边倒地严词抨击，把那些人看作是人格卑污、令人不齿的异类。
如果坚信对自己认定的道德低劣之辈，就可以肆意攻击，那么这在行为本质上其实并无差别。实在要说，确实就只能归结为“好人”和“坏人”了：网络暴徒对他人辱骂攻击，这是过分的苛求，是坏人；但“我们”谴责网络暴徒，则是正当之举，是好人。但“网络暴徒”有个难解的谜团：很多人都相信存在这么一群人，却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就是。
仅仅谴责这种“网络暴徒”，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样的谴责早已无数回了，可很多人在加入谴责完之后，转头看到令自己气愤的事件，顿时又加入了进去。这其中迷惑人的地方在于：很多人相信，暴力需要区分“好的暴力”和“坏的暴力”，然而，这好坏的边界其实相当模糊，具体到最后，往往是“好人使用的就是好的暴力”。
这么说，恐怕很容易招来愤慨：“你不去谴责网络暴徒，却谴责那些谴责网络暴徒的人？”别误会，我和大家一样不喜欢网上的语言暴力，也相信谴责网络暴徒有其必要性，至少可以让人不那么从众，只不过我不认为这是“好人”与“坏人”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或许不是谴责，而是尽力去理解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02
那些人为什么会用如此激烈的姿态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
与其说这是他们道德上有问题，不如说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这样一个现实：网络打破了原本封闭的社区边界，将各种各样的人混合到了一起，也把种种新奇古怪的事物带到眼前，这既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又因混杂产生了一种爆炸性的化合反应，让狭隘的心灵产生一种强烈的不适感。
当人们震惊于“怎么还有人这样（和我不一样）”时，就很容易转身拥抱自己从小沉浸在其中的价值观。在一个日渐多元的时代，他们却希望“每个人都跟我一样该多好”，乃至“不许和我不一样”。
也就是说，这虽然被谴责为愚昧不理性，其实却是现代化的结果：这是在社会原先的价值观、纽带渐告瓦解之际才大规模涌现的一种保守反应。
社会学家应星在《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一书中明确指出：一种社会秩序“正是通过它对外在压力的反应才展示出来”。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生活在封闭的小村庄里，他对习惯、传统极有可能是“日用而不知”，只有进城了，他才会赫然意识到自己真正抱持的是什么观念。这种德性话语再结合群众暴力，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社会的成员都“警察化”了。
可以说，当下网上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的一种情绪化的应激反应。在二三十年前，人们看到令自己不舒服的新景象，“看不惯”、“看不懂”之余，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也大抵只是私下牢骚一句，甚或自嘲“我老了”，那么现在，单一化的政治正确话语则变得更为自信，那实际上是在说：“为什么要容忍这些（在我看来）错误、低劣、偏离的事物？”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悲剧性现象：无论是在春秋战国、魏晋、晚明，还是近代，当社会进入到一个价值多元的状态时，虽然个体得以解放，但人们却又本能地觉得这种纷繁多歧是“乱”，也就是把社会多元看作社会失范，希望围绕着一个价值核心来重建秩序。
03
这样一个困境有办法破解吗？老实说，我并不清楚，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想要结束歧异，重归一元秩序，即便能做到，也将使我们每个人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虽然人们如今为此深恶痛绝，但反过来想，一个14亿人的超级社区，没有这种种奇怪的现象才是不可思议的。几千年来缺乏公共交往、发声讨论权利的中国人，在骤然面临网络这样一个减压阀时，异质的人群混合、碰撞，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在我看来，不妨把这看作是一次全民的公共讨论虚拟实践机会。
与其寄望于每个人都能理性地行事，不如在长期的互动中让人逐渐意识到：自己再怎么看不惯，都无法消灭所有这些多元喧哗的异质声音。与其花那么多功夫口诛笔伐，不如在妥协中适应这样社会现实。当然，这有一个必要的前提：个体的权利得到保障，再尖刻的嘲骂，不能逾越这个边界，由此引发的纠纷也能在一个中立的法律框架下解决。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网络上的这些语言暴力，其实是一种“非正式制裁”，也就是通过嘲讽、辱骂、孤立等方式，迫使人遵循社区默认的道德规范。在乡村社会中，这种方式往往比正式制裁更有效，然而，这只有在熟人社区才起作用，因为你需要顾虑到双方的关系（被同学、同乡孤立的滋味可不好受），但到了陌生人社会，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实际上是在下降了。
曾有人开玩笑说，“日本人有一颗只要不影响别人，随便你多变态的包容心”和“不管自己多变态，都不能影响别人的责任感”。这虽是笑话，却道出了真相，只不过，这仍然包裹在道德话语下（“包容心”和“责任感”），但实际上，做到这一点，真正关键的是陌生人社会中的人际距离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明确的权利边界意识。
在这一点上，上海人的一句口头禅也值得借鉴。余秋雨在散文《上海人》中曾写道：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
到这个时代，见过点世面的人都会懂得，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你看不惯，不见得是对方有问题——就算真有问题，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早点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专注去做点自己喜欢、又不影响别人的事，这世上才能更多一些有趣的灵魂——哪怕在别人眼里，这种“有趣”只是“变态”。
好文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