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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悲哀:坏人日益飞扬跋扈,好人越加谨小慎微

维罗阳光 2021-03-22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非常魏道 Author 魏剑美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非常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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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魏剑美





最近几年来,有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坏人越来越明目张胆,蠢人越来越好为人师。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普通人越来越谨言慎行,至于为人耿直、敢于说话、勇于任事的好人,则会明显感觉到无所不在的巨大压力。



如果一个人说话做事不断收到家人、朋友、同事的提醒,说“千万别惹麻烦啊”,绝对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说了什么造谣生事的话,而很可能是因为他喜欢说真话。



相反,一个人如果放肆宣传“因牟论”,对别人“人肉搜索”,宣讲早就被证明虚假的各种洗脑材料,甚至鼓励对美国日本宣战,绝对不会有任何身边的人觉得他有现实风险。



同样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无论是什么方面的公共人物,都动不动面临不期而至的“爱锅考题”,譬如:你怎么看待“芳芳日记”,你怎么评价纹格,你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吗?这些考题永远只有唯一的答案,如果你不符合标准答案,或者拒绝回答,立马就会迎来暴风骤雨般的大批判。



这样的社会风气其实是由网络世界而进入日常生活当中的。



虽然在网络上,“坏人”和“蠢人”的名称往往被加诸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同一个人的同一种言行,在甲方看来是“坏人”,在乙方看来倒可能是大大的“好人”,反之亦然。



譬如有八十多岁的老人对游行标语有异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某教授上去就给了老人两个耳光。你认为这是违法犯罪、侵犯人权,可有人认为这是爱国行为,不仅无罪,而且还应该大力表扬。如果你再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些人就要围攻你,指斥你是“狗汉奸”,甚至对你进行“人肉搜索”。



在网络世界里,一群人的抱团,就可以挑战公序良俗。而拉大旗作虎皮,顶着“爱郭”的名义,就可以对任何人、任何专业领域扣帽子、打棍子。从这个角度出发,说“红WB”复活并无什么不当。唯一的不同,是将“格命”换成了“爱郭”。之前的“格命小将”化身“爱郭志士”,干的是同样的活:深挖黑材料,实行打咂抢。



回顾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诸多群体性的罪恶都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的,既不由道德出发,也无需法律赋权。譬如拳民,他们对“洋毛子”“二毛子”乃至于“十毛子”的大开杀戒,并不符合现行法律,更有违圣贤教诲。他们唯一的道德底气来自自我赋权:替天行道。



他们当然并无“天”给予的授权书,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行的是什么“道”。所以归根结底,群体性的“坏”是基于骨子里的“蠢”。



最近的案例是关于方方和张文宏的。仅仅因为方方日记“不够光明”,就有人不惜造谣、泼污水,极尽恶语中伤之能事;仅仅因为张文宏的看法不符合他们预设的立场,就有人动脑筋从个人隐私上下功夫。



那么一个人的“蠢”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很多人以为是无知造成的。其实并不对,真正无知的人也许野蛮,但绝对不“坏”。相反,我们见过诸多闭塞地区的人,甚至完全的文盲,他们对待外部世界恰恰是内敛的,绝无进攻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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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坏”其实是不恰当,甚至带毒素的教育结下的恶果。当然,“教育”不仅仅是指学校教育,更包括社会示范。



在所有的教育中,最坏的就是仇恨教育。人类经历了野蛮的原始社会和刀光剑影的帝国分合时代,各种概念上的国家、民族、地域、信仰、家族,肯定有难以数计的矛盾乃至于恩仇,如果死抱着不放,甚至于刻意渲染,则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共同利益”可言。



如果黑人念念不忘白人的入侵,弱国总想着强国的凌辱,女人牢记着男人的欺压,则世界永无宁日,人类断无进步。



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大踏步地前进,根本原因在于逐渐学会了求同存异、扩大共识。“落后就要挨打,领先就该打人”,是典型的中世纪思维。邻居富裕不影响我富裕,我喜欢种花邻居也可以种草,这才是正常的相处之道。



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两大主题,这个本身就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共同呼声。



所以,那些借着历史旧事,挑动新仇恨的人,才是真正的“别有用心”。譬如,我们揭批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绝对不是为了反对、仇视、攻击现在的德国。“以史为鉴”的真正意义在于,既防止别国“纳粹复辟”,也警惕本国冒出“军国主义”。



因为,人类真正的敌人不是具体的某国人,而是那些推崇暴力、导致撕裂的理论和主义。



梳理至此,我们就明白了真正的“坏人”是谁。就是那些企图通过鼓吹仇恨来获取现实利益的人。现实利益如何兑现?其实就是通过“蠢人”来实现。放眼当下,那些满嘴爱锅高调的知名人物,哪个不赚得盆满钵满。最讽刺的是,往往这些人最早拿绿卡、办移民。



譬如某个爱国大V,要不是在美国过春节夹头被曝光,人家都以为他一定是在红色延安呢,至少也应该是在朝鲜考察学习。



而另一个热衷策划“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之类畅销书的出版人,全家老少更是因为吃这些书而成了“爱国侨胞”。



那么“蠢人”何以会心甘情愿被割九菜呢?一是因为“因牟论”最容易转移他们对于现实的挫败感。譬如说有人告诉阿Q,说你之所以头上长癞疮疤,都是邻村的孙太爷给害的,本来长期为癞疮疤深为苦恼、自卑不已的阿Q,没想到这羞于见人的癞疮疤居然与整个未庄的兴衰荣辱捆绑在一起,这样的宏大主题怎不令他豪情大增。



二是树立一个现实的“卖郭贼”,有利于他们在进攻中找到制高点和优越感。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写挨了假洋鬼子痛打之后的阿Q,急于找平衡。恰好静修庵的小尼姑走了过来,他于是便要上去欺负一下,但理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明明自己挨打在先,见小尼姑在后,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找个理由就好。随后阿Q又进一步补充了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换在当下,受到一系列“爱锅教育家”影响的阿Q,就会有更多的理论武器和现实依据:谁不知道你小尼姑与隔壁村的老和尚眉来眼去!你一个不爱未庄的小尼姑人人得而欺之!这就是你这个小贱人应有的下场!



一个社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如果明显恶劣的言行得到事实上的纵容乃至于鼓励,那就要格外小心了。那既是某种大背景使然,也是每一个“好人”的退缩造成的。



“好人”为什么会看上去节节败退,乃至于溃不成军?譬如各种群里面,一旦开撕,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个试图摆事实、讲道理的人最先败退。因为他很快就会发现,第一对方和自己讲的不是一个“理”,第二,即便事实已经一清二楚,对方也可以凭借“爱锅无罪”的必杀神器压倒一切。



我已经听无数人说自己多年都不与人理论了。对此,我深表理解。但提出两点主张:



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讲道理。而且越是艰难的环境,越需要坚持“言说常识”。可以不与人争论,不搭理恶意攻击,但却不能放弃言说的权利。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任何观点都需要经得起反省与逆推。无论我们多么反感“坏人”与“蠢人”,都不能否定他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必然有自己的诉求,不能因为无法理解他们的诉求就简单以“畜牲”、“傻逼”和“神经病”一语了之。必须承认的是,一些网络上或者群体活动中的“蠢人”“恶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好人”。



第二,坚持影响身边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要摆出扎实的数据和事例,他们还是愿意接受,至少是能够面对的。其实也无需什么高深的道理,只要有人之为人的正常喜怒哀乐,有尊重事实的真诚与勇气,一个人就不会“蠢”到哪里去,也就不会受到“坏”与“恶”的鼓动,成为等待被收割的九菜。


笔者(右)参加阳明山“和文化”节,与台湾学者傅佩荣(左)、作家黄晓阳等共论“和文化”。


回到方方和张文宏这个话题上来说,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思维和判断其实非常简单:一,无论“芳芳日记”写作水平怎么样,她都有写的权利;二,揭露黑暗还是讴歌光明,这是人家的表现手法问题;三、不喜欢方方是个人的价值选择,喜欢方方也是如此;四、法律范围内的事务自有国家机关在监管,由讨论文章上升到症治攻击和人身构陷,永远是最卑劣的手法;五、张文宏的观点属于专业判断,越是不讨好、不迎合的专业判断,越有价值。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一定的容错度。没有人是上帝,只要不是成心的欺骗和愚弄,无论是钟南山还是张文宏,都可能出错。真理从来不是笔直而来,而总是曲曲折折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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