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一纯

90后青年律师，法秀主编，iCourt合同审查讲师，Alpha产品经理

最近常有人问我是如何走上法律之路的，我想这得从一些与法律无关的故事说起。

在很小的时候，长辈时常会问我，一纯你长大了要当爱因斯坦一样的科学家还是鲁迅一样的文学家。那时我以为世界上理想的职业只有两种——科学家和文学家。然而，那时候我对所有带“家”的工作都是不屑的。有一天，在我实在无法忍受爱因斯坦和鲁迅的选择题后，我冒着极大的风险告诉他们，其实我是来自M78星云的姚一纯奥特曼，我的任务是保护地球。他们听了以后就笑得像群怪兽，简直是对我斯派修姆光线赤裸裸的挑衅。在我将左右手以十字状交叉对准他们半分钟后，我终于意识到，似乎奥特曼这个职业也不适合我。

在成长的路上，男生的心智似乎总是要成熟得更慢一些。我们心中的理想职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内都取决于傍晚六点的电视里播什么动画。当我们不屑于奥特曼的时候，又会迷上灌篮高手、四驱战士。或许你没有猜错，我立志成为一名像江户川柯南一样的名侦探。可惜的是，我们并不能向柯南一样，数年如一日停留在一个美好的时代。

大概是初中的时候，我们才将自己的偶像目标从虚拟拉回到现实中来。有些小伙伴开始崇拜比尔盖茨，崇拜巴菲特，梦想未来成为亿万富翁，虽然大部分时候大家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怎样去积累财富，而是意淫着怎样去支配。往往他们会这么跟我说，要是咱有了一亿，就分你一千万。发表完一番鸿鹄之志与苟富贵勿相忘的言论后，拍拍我肩膀说，哥们儿要去买瓶可乐，先借我两块钱呗。

那时候，我们尚未明白理想与职业的意义。或许真的觉得自己将来注定不平凡，或许只是还看不明白这个平凡的世界布满了平凡之路。放学路上，夕阳下的少年们，分喝着一瓶可乐，推着单车说笑打闹，幻想着将来，望向远方。 

高中时要文理分科，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爱因斯坦和鲁迅的选择题。我觉得“E=MC²”恐怕是我这辈子也无法弄懂的，而“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也是我无法理解的。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枣树，毕竟枣树丛中花更多。一晃到了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决定要选一个很酷的专业。法学就这么进入了我的选择范围。能跟法学听上去一样酷的，似乎只有四年才开一次的拉脱维亚语专业了。然而我当时跟父母谈起拉脱维亚语的时候，他们一度以为我要去学修拖拉机。在他们看来，学习法律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就这样，从小在苏州长大的我进入了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这在当时让我是很奔溃的，因为从我家去我念的高中需要开车四十分钟，而去我的大学需要骑车三十分钟。寒窗苦读十载，壮志凌云，去了一个离家五公里的地方。当然，在我后来的宿舍生活中，每当不想洗衣服的时候，还是会很庆幸五公里外的一个地方有一台我可以尽情使用的洗衣机。

在军训的每一个夜晚，我们寝室卧谈的内容几乎只有两个：即将开始的法学院生活，和即将一起开始法学院生活的法学院女生。我们选择学习法律的原因不尽相同，我们对于自己未来的法律之路也有不同的想法。那时的我们还不明白罪刑法定，不懂双重反致，不知道什么叫司法解释，就如同一张白纸，等待着时光的浸染和法条的摧残。本科四年里，有太多相伴。为一头小牛吵得不可开交的张三李四，恩怨生死情仇分分钟上演年度撕X大戏的甲男乙女，还有拥有A国籍父亲B国籍母亲出生在一架注册在C国由D国飞往E国正飞经F国领空的飞机上的迷之婴儿。

大二暑假，我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CSULB）参加暑期课程，那是我第一次飞越太平洋，第一次看到了想象中的美国西海岸，第一次感受到了欧美的教育方式。我去到了硅谷，去到了好莱坞，去到了渔人码头，去到了拉斯维加斯。而不管在哪里跟别人聊起，当人家听说我是学习法律的，都会瞬间呈现一套“你是别人家孩子”系列表情包。我想这表情的背后不仅体现着美国大学法学院招生的严格，也更体现了美国法律人的地位。那年我20岁，度过了一个没有下雨的奇妙夏天，真正感觉到世界原来这么大。

当然，大学时光里，影响我之后法律之路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不得不说到的司法考试。很庆幸，我第一次参加司法考试就得以通过，感觉像是干倒了一个大Boss，迈出了打怪升级路上的一大步，获得了黄金装备“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所谓壁障，所谓鸿沟，跨过之前是你的阻碍，跨过之后则可能成为你的保障。

本科毕业后，我并没有马上进入职场，而是踏上了一段新的求学之路，目的地从离家五公里外的苏州大学变成了八千公里外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UvA）。阿姆斯特丹是一个神奇的城市，我的语文知识范畴内没有词汇能够形容它。郁金香公园、风车小镇、梵高博物馆代表了大家可以想象的所有美好，而同性恋酒吧、销售大麻的coffee shop、闻名于世的红灯区也让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法律充满了争议。很多时候我说起在阿姆斯特丹念书，与我交谈的人所露出的诡异笑容以及一声迷之“嘿嘿”。

在UvA读法律硕士，学习强度是非常大的。法学院一个学年分为两个大学期，两个大学期又分别分为三个小学期。平均每个小学期是八周，我们必修或者选修的课都要在七周内完成并且在第八周进行考试。这个周期不仅调整着我们的生理作息，也影响了学院周边咖啡馆的销售额。有朋友问我学业难度如何，我一般会假装高冷告诉他们，法学院的第三个小学期就是专为补考而设置的。

作为非欧盟学生，在第一小学期还必须额外完成欧盟法的学习并参加单科考试。好比让一个来中国念法律硕士的欧洲小伙儿要在七周内学完我们本科学习的所有宪法、法理学、国际私法和部分诉讼法学学科。学院的规定是，如果无法通过这一门考试的话，是无法继续剩余的学习的。为了避免让我的小伙伴以为我只是去欧洲旅游了两个月，我用尽洪荒之力来学习。结果是我在学院当届近一百个非欧盟硕士研究生中，以前百分之十的成绩通过了这一门考试。中国式的教育方式固然有很多弊端，但在这关键的非论文且大部分为选择题的考试中还是尽显优势。

在适应了国内与欧洲的学习方式转换后，课程上的压力也慢慢变小，这让我开始更多享受欧式学习生活。法学院的华人学生并不多，我也很快融入了UvA这个小联合国。法学院的小院子里总是汇集了全球各地的学生。无论春夏秋冬，都有人坐在院子里密涅瓦女神雕塑边的长凳上聊天，在门口长廊的二手书摊前驻足。我们讨论PECL与CESL，我们讨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物权转移为何是如此复杂，当然我们也吐槽某个教授的发型，争论冰与火之歌里的某个人是不是光荣的同性恋者。南非的小伙伴会告诉我们混合法系在南非是如何体现的，比利时的哥们儿会在每一场世界杯预选赛开始前告诉我们如今的比利时红魔有多强，保加利亚的姑娘则会在开春的第一天给我们每人手上系上一根红绳，告诉大家这代表了好运。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肤色，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性取向，但我们都是法律人，在各自的法律之路上产生了奇妙的交集。

除了在学校里的学习时间，我也利用每一个假期甚至周末出去走走（不用补考就有了一个相对空闲的第三小学期）。我与小伙伴们在与世隔绝的挪威小村的冬夜里看到了极光，也在初夏之际到达非洲大陆探访了那想象中的卡萨布兰卡。我也喜欢一个人旅行，去里斯本的海边望着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出发的方向，在圣马力诺的山头俯瞰这袖珍小国伟大宪法的发源之地（甚至还顺便写了一篇科普圣马力诺宪法的中文小文章），去奥斯维辛集中营走一走那曾经的死亡之路，去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看看前苏联给这些国家留下的印记。很庆幸，当年选择学习了法律而非拉脱维亚语。

荷兰的留学生活时光不仅让我获得了硕士学位，让我认识了一群世界各国的法律人，也改变了我的一些思维方式，提升了我的视野维度。

从荷兰回国后的第三天，我就加入了苏州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江苏苏合律师事务所，成为了一名实习律师，开始了我的法律职业生涯。2014年，我完成实习，正式成为一名律师。在很多场合，我都会被贴上一个标签——九零后青年律师。这几年，获得了一些荣誉，也参加了很多活动，甚至有了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法律微电影。

2016年初，我加入iCourt这个创业团队。而在这里的故事，我觉得无需多言，因为当下的事情总是很难被总结。或许几年后我会再写一篇文章，把这些片段陈列纸上。

若有人问起我如何走上法律之路，我没法简单用一句话来回答，只能用这些片段来叙述。法律路也许无关乎我的梦想，但汇聚了成长路的零砖碎瓦。这条路来自傍晚六点柯南的神奇破案，来自年少时的壮志豪言，来自E=MC²与枣树的艰难抉择，来自甲男乙女的年度大戏，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留学时光，也在当下继续蜿蜒向前。

时光或慢或快都会成烟，路或曲或直都向着远方。我想法律条路上一定会有很多同行者，就像当年放学路上的少年们，推着单车说笑打闹，不知这理想三旬，却坚定地望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