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须厘清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问题，要解决好职普协调背景下中职教育的定位问题，明确中职教育升学与就业兼顾的双重职能，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要解决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教育的发展问题，着力推进就业创业教育，加大职业教育培训，持续强化高职教育内涵建设；要解决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背景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建设问题，完善治理政策保障机制，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格局，切实增强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以进一步提升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关键词：中职教育；高职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类型

为了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要“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迎来了新机遇与大变局，“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逻辑主线，贯穿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全过程，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同时，我国职业教育也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发展形势，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职普规模须因地制宜；在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须强化内涵、提升质量；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领域，须处理好定位与定性的错位发展问题。如何有效推进各层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必须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要办中职教育？办好中职教育

要统筹好职教与普教的协调发展问题

潘懋元先生认为，历史制度主义主要通过追溯相当长时期内历史事件发生的轨迹及其对现在的重要影响，适用于对一个较长时间内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制度和历史相结合的分析。要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科学把握中职教育的发展路向，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办中职教育”。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从多重层面追溯中职教育发展轨迹与制度变迁过程，探求我国中职教育建设与发展的根本原因与内在规律，有助于中职教育立足新形势，明确自身发展定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职教育承载着推进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使命，紧随社会生产发展需要。1950年，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认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这是事实……为了适应需要，可以创办中等技术学校。”据此，国家调整与整顿原有旧职业学校，建立与发展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旨在培养大批能尽快投入国家经济建设的、有技术的专业人才与管理人才。1952年《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了培养技术人才的紧迫性，“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地训练与培训中级和初级人才尤为当务之急。”应对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对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中职教育进入了创办发展的崭新阶段。

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中职教育经历了“发展—调整—恢复发展”的震荡发展阶段，同时期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样态与办学形式。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明确“职业中学、一般的中等专业学校和各级业余学校设置和发展，无论公办或民办，由地方自行决定”。教学管理与办学权利的下放开拓了中职教育的办学渠道，相较于1957年，1958年底我国中专学校数量由728所增长至2085所，中专学生数由48.2万人增长至108.3万人，但中专盲目扩大办学规模，由于基础建设不足难以保障育人质量。而后国家根据实际负载能力合理整顿职业教育招生及办学规模，大幅度裁并中专学校，保障中职教育质量与数量并行发展。调整与恢复过后，国家经济建设与教育事业开始步入正轨，青年的就业与升学问题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关注重点。1964年，刘少奇提出要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广泛推行半工半读，建设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或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增加青年升学机会，培养出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中专毕业生。这一时期，中职教育兼顾升学与就业的双重职能，为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国家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助力。

邓小平同志在十三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中职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素质必须与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兴起形势相匹配。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扩大农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1980年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的文件指出，必须积极地逐步地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这一时期，单纯追求升学职能的普通中学难以满足国家建设需求，国家教育发展重点向职业教育倾斜，旨在通过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兴办职业高中，培养符合经济建设迫切需求的大量职业人才。此外，为了更好服务教育事业发展，逐渐建立起以初中后分流为主、普职相互沟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直至20世纪末，中职教育发展程度仍未达到国家目标需求，即使科技发展与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我国仍需要大量一线技术工人，遵循高中阶段普职比大体相当仍是教育发展必须符合的基本要求，但当时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方向逐渐向培养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实用型人才转移。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于是中职学生规模开始逐年增加，尤其是从2005年到2009年这一段时间，我国中职教育的规模持续提升并达到最高峰值。但自2010年起，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学校数量、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上总体呈下降态势。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共有学校1.12万所，比上年减少676所，招生601.25万人，比上年减少18.51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3.0%，在校生2238.50万人，比上年增加43.34万人；与2010年相比，2018年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减少0.1万所，招生人数减少44.2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1.27%，在校生人数减少683.26万人。究其根本，主要归因于“需要”二字，正如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类的一种本性，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一项政策的推行需要考虑社会系统内各要素及其相关关系的参与与需求程度，就经济关系而言，随着科技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必然要求，中职教育培养的一般职业人才难以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用人需要，企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缺乏；同时，由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父母对子女升学期望加大，对中职教育需求性不足。面对中职教育招生规模缩减、需求动力不足的现状，是否需要继续推行“职普招生比例大体相当”政策有待进一步考量。基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期待，重新思考中职教育办学定位已是势在必行之举。

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一是为谋个性之发展；二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是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是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满足个人就业需要是中职教育的初心与使命，以此为主线探讨中职教育的本质定位，有利于促进中职教育自身发展逻辑回归。首先，中职教育始终要以就业为导向，明确基本目标定位与发展任务。正如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所说，职业教育就是要实现学生在“将来毕业后，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早期职业教育倡导者黄炎培、张謇、陶行知等人将谋生功能看作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该观点在现在仍然适用。经研究发现，具有就读中职学校意愿的学生一般家庭经济水平及文化资本都比较低，当地经济特别落后、就业数量非常有限，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观念更落后的深度贫困地区的学生及家长的职业教育倾向反而更为明显，中职教育理应帮助学生掌握一项实用职业技能以满足其谋生需求。据此，中职教育亟待缓解育人质量与就读意愿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以教育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培养形成符合职业岗位需求的职业技能与道德品质，自如应对职业变化发展的关键能力与职业素养，制定切实可行的推动中职教育毕业生“就业对口”的育人方案，坚持“对接产业需求，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组建原则，加强区域重点产业与专业间的内在联系，增强中职教育适应性。其次，中职教育要准确定位自身发展价值，认清发展局限。中职教育是义务教育接续发展的主要阶段，是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普及化、大众化的关键手段，是接纳未升入普通高中的初中毕业生的重要载体，能够为成绩不突出但具有继续求学意愿的学生提供继续升学或培养谋生技能的机会，以分类培养的方式帮助多元化生源掌握契合产业发展需求的职业能力以脱离“绝对贫困”，为建立和谐社会创造有利环境。我们不应强加给中职教育更多附加职能，正如耶克斯-多德森（The Yerks_Dodson Law）定律在探讨动机与效率的关系中得出的结论，完成事件的最佳动机水平会随着活动的难易程度发生变化。对中职教育发展而言，当中职教育的目标任务难度适中时，完成该任务的动机与效率之间会形成最佳水平。

中职教育面向应届初中毕业生、往届初高中毕业生、社会适龄青年、农村青年、农民工、退役士兵、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绝大部分学生年纪尚小且基础文化知识薄弱，要求其培养出高水平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是普通中职学校不可承受之重。因而，中职教育需要从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重视学生基础技能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掌握，也不能忽视基础文化知识的学习，牢记中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基本任务，做好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具有扎实技术基础和合格文化基础生源”的衔接性工作。同时，基于需求原则科学设定职普比例，进一步优化职普招生规模。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仍是延续过往职普比例设置，强调“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全国各地响应政策号召，再次扩充中职招生规模，扭转了2018年中职招生规模大幅下降的局面，2019年中职招生人数再次回升，部分离普高一分之差的成绩中等初中毕业生“非自愿”进入中职学校。而2021年发布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的提法显然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更为契合。2022年5月颁布实施的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第十四条更是直接提出要“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至此，职普5∶5或大体相当的招生比例不再成为引导性政策，各地将根据不同发展需求科学设定职普招生比例，贫困地区可以向中职教育相倾斜，让所有乡村年轻劳动力有机会进入高中阶段学习，但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社会、企业、家长等各类需求主体对中职教育期望值较低，中职招生规模也将会适度调整。总的来说，面对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将中职教育规模控制在高中阶段整体规模的30%以内，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接受普通高中教育，掌握必需的基础文化知识，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素质，实施以高中后分流为主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将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为什么要办高职教育？办好高职教育

要解决好内涵与质量的提升发展问题

美国公共政策学家约翰·金登（John W·Kingdon）提出的多源流理论认为，一个问题能否进入政府政策议程由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股动力源流决定。问题源流是指问题是如何被政府部门所关注、界定与确认的过程；政策源流是指政策共同体（如专家、政府官员、学者等）提出政策建议与备选方案的过程；政治源流是指国民情绪变化、政府机构变动、政党意识形态等要素产生的影响。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金登称之为“政策之窗”），这三股动力源流相交汇，则该问题将真正进入政府政策议程。以多源流分析框架为载体，寻求我国积极发展高职教育（注：本部分的“高职教育”专指“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节点与变迁历程，进而探究高职教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独特优势的最佳路径。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实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是积极发展高职教育的问题源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而从事第一线技术应用、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高层次实用型人才的匮乏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各地区开始探索建立起具有地方特色的、满足急切需求的专科院校与短期职业大学，而要求创办一种不同于普通高校培养目标的新类型教育以及培养新类型人才的教育愿望，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已被频频提出。1980年，金陵职业大学、合肥联合大学、江汉大学等地方上第一批职业大学的建立催生了各个地方高职学校的发展热潮，但这个时期尚未有相关政策对此类学校的建立提出可供参考的指导性意见，很长一段时间内高职教育建设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整体进展较为缓慢。

中职教育人才培养水平难以满足社会生产力的需要，社会公众对中职教育接续发展的期望是积极发展高职教育的政治源流。约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的公民社会理论指出，“公民社会的目的原是为了避免并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合适的地方”，个人作为公民社会的基本单元，所提出的需求、期望等理应得到社会的反馈与回应。改革开放后，我国中职教育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情形更加突出，长期供过于求的局面直接导致中职教育毕业文凭迅速贬值，进而追求更高的学历层次成为家长与学生的重要目标期望，职业教育体系中中职教育发展断续、高中毕业生升学困难、高等教育层次缺失现状亟待改变。

“建立什么样的高职教育”“怎么建立高职教育”的问题逐渐引起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等众多利益相关者们的关注与思考，并就其提出相关推进方案与改善建议是积极发展高职教育的政策源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但此时的高职教育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探讨与研究“该如何建设高职教育、解决发展困境”的问题已然是迫在眉睫。在1986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提出，“相当一部分广播电视大学、高等专科大学，其毕业生小部分继续深造，但是大部分要走上各种职业岗位，这类学校属于职业性的高等教育，是不是应该算高等职业教育这个层次。”该观点的提出为日后各类型院校的转型与合并、高职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国家教委高职协调领导小组积极推进高职教育发展，就要不要发展高职、什么是高职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当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酝酿发展到一个特定时期，“政策之窗”就将打开。1996年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体系”，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正式进入了政府政策议程。199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会议内容，并表明“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试点改革工作的方案已经拟订”，会议召开后高职“三改一补”工作全面推进，对已有的职业教育学校包括短期职业大学、高等专科学校、成人大学以及部分符合要求的中专学校等进行改革与改办，不仅从整体上调整与优化了高职教育结构，也进一步加快了中职与高职之间的相互衔接。1998年，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要逐步研究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立交桥，允许职业技术院校的毕业生经过考试接受高一级学历教育”，打通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贯通通道，此外，该计划指明了高职教育建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内涵与前进方向，“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真正办出特色”。自“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政策落实以来，高职教育的规模建设、结构建设、内涵建设得以迅速发展。

1999年至今，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建设方案等政策文件进一步细化与丰富，高职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结合我国现有发布政策，立足新发展阶段，探究高职教育发展变迁历程，有利于理性寻求高职教育的价值本真与内涵意蕴。第一，重视发挥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普及中的作用和优势。在此发展阶段中，两次扩招计划是驱动高职教育建设发展的重要动力。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认为，利益相关者就是“能够影响组织实现目标或者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受到影响的群体或个人，是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参与者”。高职学生是高职教育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对他们的培养是高职教育加快建设步伐的重要出发点与落脚点，因而扩大高职教育招生规模是实现高职教育发展目标的关键环节。1999年6月，教育部与国家计委提出扩大高校招生的计划，主张在原定招生230万人的基础上继续扩招33.1万人，此次扩招是面向包括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等多种类型院校，2000年继续延续扩招计划，直至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15%，正式进入到马丁·特罗（Martin Trow）所定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超过15%，低于50%为大众化阶段；超过50%为普及化阶段），高职院校作为重要的生源扩招主体功不可没。201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鼓励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高职院校扩招100万”的改革要求。据2019年底数据统计，高职院校招生数达到363.8万人，占据本专科总招生人数的52%，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6%，真正实现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的转变。高职教育扩招计划不仅旨在缓解社会建设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求，也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因而，高职教育要将促进高等教育普及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保持普通本科院校与高等职业院校招生比例大体相当，让所有有意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第二，高职教育需着力推进就业创业教育，加大职业教育培训。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0scar Lewis）指出，穷人和富人存在于不同的社会文化之中，穷人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对周围人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穷人的文化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但会在自己的文化里进行再生产，从而导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从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积极开展城市对农村、东部对西部职业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主张，到2017年《贯彻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方案》的发布，高职教育在改变这种贫困代际传递的模式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高职教育与普通教育承担着同等普及高等教育的时代使命，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独特类型，在“教育扶贫”工作中的作用更为直观更为高效，通过为乡村、西部等贫困地区提供职业技能教育，广泛开展职业培训，帮助贫困人口打破原有文化再生产的循环怪圈，为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推进作出重大贡献。因而，抓住“培养就业技能、开展职业培训”的高职教育发展内核至关重要，与中职学习的基础技能知识相比，高职教育理应是一种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技术技能教育，在人才质量评估上要求更严格，在专业建设上与市场联系更紧密，在校企项目合作上交流更深入，在职业培训上与工作岗位更贴切，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突出人才培养的“就地化”特征，确保有意愿的劳动力能够参与到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中，保障人才培养的适切性，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支撑。第三，高职教育持续强化内涵建设，不断提升发展质量。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为了落实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启动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按照“地方为主、中央引导、突出重点、协调发展”的原则，遴选100所高职院校作为国家示范高职院校进行重点建设。2010年，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教育部、财政部又遴选了100所高职院校作为国家骨干高职院校进行重点建设。这些高职示范（骨干）院校以专业建设为核心，努力加强内涵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带动了本地区高职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2015年，教育部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要开展优质高职学校建设，进一步激发了高职院校办学活力。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即“双高计划”），是年12月，首批197所高职院校入选国家首批“双高计划”名单，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的计划全面进入实施阶段。目前，“双高计划”建设进程过半，中期绩效评价也已完成，高职教育如何进一步优化类型定位、提升质量、强化内涵，是摆在教育行政部门和每一个高职人面前的需要继续深入思考和实践推进的重要问题。

为什么要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办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要处理好定位与定性的错位发展问题

亨利·埃兹科维兹（Henry Etzkowitz）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三螺旋理论（Triple Helix   Theory），该理论指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内部制度环境创新主体大学、产业、政府，基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逐渐建立起跨越边界的三重螺旋关系，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但又紧密关联、相互协同。“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这一规律是高等职业教育明确类型定位的基本遵循，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构建是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应然抉择，亦是遵循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结果。以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探索历程为参照，以三螺旋理论为依托，立足产业需求、教育发展需要，厘清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内在本质与建构逻辑，发挥高校、企业、政府的交互耦合作用，有利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科学定位和定性，走出一条与普通本科教育不同的错位发展道路。

尽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但彼时其发展类型的有限性及发展重心的偏离性违背了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延伸、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建构初衷，遂未能得以长效化、制度化发展。1998年12月《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颁布是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该计划提出的“搭建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立交桥”等主张，催生了大批高职院校向本科院校升格。而后十年间各类院校就合并、联合培养等多种办学模式做出尝试，但仍未改变本科层次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脱离的本质问题。直至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打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纵深化发展提供了路径指引。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由此正式进入国家制度化建设层面。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次强调要“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教育部于同年5月审核通过了15所首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院校。由此可见，自2010年起，我国逐渐拉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序幕，进入了一个以高校转型、合并、独立升格等多种模式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

回顾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皆是影响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国际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深入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动态升级与调整，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推动了市场需求结构与职业岗位的变革与分化，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规模、规格层次及其岗位适应性提出新的要求。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产业结构变革背景下，社会生产的精密化、复杂化与产业分工的细化、深化均影响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分层逻辑与目标定位，能够为高等教育培育更具针对性、专业化的人才提供有效划分依据，除了培养以研究为主的学术型人才，从事一线生产岗位的技术技能人才，兼具理论知识、实践能力与创新素质的复合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也逐渐成为社会用人需求的主要趋向。因而，建设高等性与职业性交互耦合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势必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的当务之急。除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等外部因素，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还受到职业教育内部发展需求的影响。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阐明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与基本路径，强调要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教育的上升通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水平仅停留在专科层次，仅限于学制层面的“专升本”升学渠道的开拓也并未真正实现高职专科与本科层次教育的内在沟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的结构性断层局限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视域，也违背了职业教育构建“终身学习”环境生态的价值遵循。开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打通“中职—高职专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相衔接的贯通式人才培养通道是缓解职业教育结构化矛盾、打破职业教育学历“天花板”的必然抉择。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过程中，稳步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既有利于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开拓职业教育办学格局，又有利于满足职业教育学生自身学历提升、能力提升的内在需要，以高质量发展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行为决策理论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容易受知觉偏差的影响，且由于时间、资源等受限，决策者难以把握“完全信息”，只倾向于寻求相对满意的结果。从高职院校升格建设本科院校，到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的联合培养，到高职院校与独立学院的合并转设，再到公办高职院校升格新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试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与试错过程，高校、企业、政府作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设中重要的行为决策参与者，肩负着创新职业教育内部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从高校责任主体出发，需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寻求解决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办学问题的最优解。职业能力的培育是职业院校办学的逻辑起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学历层次的进一步延伸，其发展实质仍旧是“职业性”，面向职业岗位（群）培育适应需求的高级应用技术型人才，是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内在本质与建设初衷。如闽江学院是在2002年由闽江职业大学和福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两所公办高职高专学校合并组建而成的本科高校，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任闽江职业大学校长时间长达6年，这所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建设历程对于当前我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2021年3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闽江学院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应用技术型办学方向。”

我国职业教育培养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都属于应用技术型人才，中职学校、高职学校、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只是教育层次上的差别，不同层次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只是有水平和能力层级的差异，但都属于应用技术型人才。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区别于中职、高职的学历层级与培养水平，其旨在强调职业学生“学力”的提升，不仅包括对现有职业技能知识的掌握，还涉及未来学习的潜在“学习力”养成，致力于培养掌握扎实的技能理论知识，以及具备知识迁移、问题解决、技能研发与应用等职业综合能力的高级应用技术型人才。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需重构学校办学模式与管理体系，以服务创新驱动战略为导向，在遵循“发展职业能力，培养综合素质”原则的基础上推进专业建设改革、优化课程设置、重组师资队伍、创新教学方式，深化校企联合办学模式，积极推进科教融汇，加强创新性人才培养，实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课程设置与市场岗位需求有效对接，教学育人活动与科技创新项目深度融通，将教育质量作为高校评估的主要衡量指标，改变过往试点院校直接照搬高职院校办学框架、套用普通高校办学模式的不良实践方式，创新区别于其他类型院校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独特办学路径。从企业责任主体出发，企业需厚植社会责任意识与校企合作育人理念，自觉肩负起为就业市场储备优质人力资源的重要使命，积极主动与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开展深度合作，打造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平台共建、技术共用、信息互通的校企命运共同体，通过开展教职工培训、设立实习岗位、助力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建设、搭建科研创新平台等发挥企业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中的办学优势，以构建科学研究与技术需求相对接、师资力量与育人需求相匹配、人才培养质量与岗位需求相契合的校企协同育人新格局，培育适应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社会需要的高级应用技术人才。从政府责任主体出发，政府需厘清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语义内涵，完善学校治理政策保障机制。认知语言学家兰格克（Ronald  W.Langacker）强调认知主体在意义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各种表达的意义建构过程就是概念化的过程，说话人与听话人是整个概念化过程的参与者。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概念的建构不是简单的语义表述，而是从当下的语义环境中不断动态建构与整合发展而来，政府理应从政策层面定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语义内涵与本质属性，并以此为依据对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师入职、学生毕业等设置工作标准进行统一规范。此外，政府还需建立健全企业行业参与办学的激励机制，通过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搭建起学校与企业间“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沟通桥梁，鼓励企业参与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等实际办学过程，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较高阶段，是服务所在区域经济社会需要、服务所在区域产业发展和服务所在区域教育需求的应用技术型高等教育，明确其定位与定性对巩固、优化整个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具有重要的引导性功能，因此，建设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优化类型定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结语

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必须厘清“为什么要办中职教育？”“为什么要办高职教育？”和“为什么要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这几个基本问题，本文通过对各层次职业教育的历史嬗变与政策变迁过程的梳理研究，理顺中职教育、高职教育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产生缘由与发展逻辑，试图把握职业教育的内在发展本质与建设初衷，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各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向与人才培养重新审思，以期更好地统筹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协同发展，着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李梦卿（1969—），男，安徽滁州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余静（1998—），女，河南信阳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教师研究院科研助理，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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