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万吉庆

一般认为，现代保守主义思想肇始于英国政治家柏克的《法国革命反思录》（1790），商务印书馆的译本把它译作《法国革命论》。这部名著译介到大陆已经是1998年，也就是说两百年之后了。

由于现代保守主义的长期缺席，再加上进步主义、理性主义思潮的大行其道，一提起保守主义，国人联想到的恐怕是“保守”、“反动”、“顽固”，维护既得利益和特权阶级等，总之，“保守主义”不是一个“好词”。（曾经有师兄调侃，“保守”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和它沾边的基本都是负面的，除了“保守治疗”。）

这种成见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确实存在一批反动的、威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例如：迈斯特、伯纳德、梅特涅等。法国革命爆发数十年后，这些君主主义者仍然希望恢复、维持前1789年的“绝对君主制”，认为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不适合欧陆国情、民情。当然，这号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也不鲜见，慈禧、载沣、袁世凯等都有这种倾向，在一个变革的年代，仍然试图维持原有的建制。对于这些反动型保守主义者，最公允的看法不过是：较之于无所顾忌、狂热的雅各宾党，他们更务实一点，能够认识到脱离本国传统的革新只有失败一途，也更能认识到社会失序的后果，而且尚受到既有架构、传统习俗的约束。当然，这只能算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说，特殊时刻的权宜。

前段时间，读到梅特涅的一句话颇受触动。这位梅特涅，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维也纳和会的灵魂人物、公认的反动分子。他说：“我一直被认为是秩序的基石，革命和战争的绊脚石，但我向你坦承我内心深处最私密的想法：老欧洲及其政府形式注定会灭亡。”

不过，现代保守主义最精华的部分恰恰不在上述人物身上，而是在埃德蒙·柏克、约翰·亚当斯、托克维尔等人那里。他们代表了一种“演化型保守主义”（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他们强调法治、传统、习俗、惯例的价值，反对激进的政治革新（特别是那种根据先验理论的改造方案），然而，他们也承认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和反动的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们主张保持既有架构的灵活性，对于社会的有机成长，采取与时俱进的因应。对于理解这种保守主义，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看看柏克本人是如何解释的：

“保存的性情，再加上改善的能力，这就是我对政治家的要求。”

“没有变革手段的国家，也不会有保守的手段。”

讲道理，总嫌枯燥。举个简单的例子，18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显赫的王室成为历史遗迹，它们是波旁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但有一个王室仍然屹立不倒，那就是英国王室。他们能够幸存，绝非偶然，而其中就少不了演化型保守主义的智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英剧《王冠》（The Crown），讲述的正是英国君主制（英王伊丽莎白二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