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星 | 沈家煊：语言学中有趣的“量子纠缠”现象

沈家煊（1946 - ）著名语言学家，籍贯浙江吴兴（今湖州市吴兴区），上海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前任所长（1999-2009）、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国际汉语学会会长、《中国语文》和《当代语言学》杂志主编、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英汉比较语法、语法理论、汉语语法的语用和认知研究、口误的心理语言学研究等。国内外发表论文、综述、书评等数十篇,主要有《“有界”与“无界”》、《英汉介词对比》、《口误类例》等,专著《不对称与标记论》，主要译著《语言共性与语言类型》。现正从事基础理论课题“认知语法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并主持社科院重大科研项目“现代汉语口语语料库”。

本期导读

互文也叫“互文见义”，过去认为是古诗文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手法，解释是“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具体指，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各说一事，实际是上文里含有下文将要出现的词，下文里含有上文已经出现的词，互相阐发和补充，说的是一件事，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文心雕龙·丽辞》)。句内、句间、隔句都能互文：

句内互文：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

句间互文：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孔雀东南飞》)

隔句互文：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王勃《滕王阁序》)

排句互文：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辞》)

互文并不限于古诗文，大量的四字语是互文，含各种结构关系，是最常见、最稳定的互文形式：

男欢女爱（主谓）捕风捉影（动宾）赶尽杀绝（动补）

油嘴滑舌（定中）横冲直撞（状中）牛鬼蛇神（并列）

……

这些我们用惯了的词语到底有何奥妙？今天的推文就带读者们了解一下语言学里的“互文”。

“互文”和“联语”的当代阐释——兼论“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

本文作者 | 沈家煊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内容来源 | 《当代修辞学》2020年第1期

全文精读

一、“互文”和“平行处理”

互文见义

互文是语言学中的“量子纠缠”:“男欢女爱”，“男”和“女”，“欢”和“爱”，虽然隔开，但是“纠缠”在一起，不能单独描述，只能作为整体来看待。“你来我往”不等于“你来+我往”，也不等于“你我+来往”，意义只有用一个二维度的矩阵才能表示，横向接续关系，纵向选择关系：

“你死我活”，跟“薛定谔的猫”一样，“你我”都处在“死”和“活”的叠加态。Bruza et al.（2009）通过词汇联想的心理实验发现，人的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具有类似量子纠缠的性质，量子论可能为新的人类认知和信息处理模型提供理论基础。

互文四字语能产性极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的有“风情月债、女怨男痴、歪心邪意、抖肠搜肺、灸胃扇肝、喷酒供饭、国贼禄蠹”（郭绍虞1979）等等，解放后新创的有“深耕细作、学懂弄通、兴无灭资、大干快上、赶英超美”等等，最近餐馆开展“明灶亮厨”活动，公安实施“扫黄除黑”行动，外交奉行“互利共赢”政策。还有大量的俗语、谚语、惯用语是口头常说的互文：

来无影去无踪 | 你一言我一语 | 前怕狼后怕虎 | 说一千道一万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 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 | 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汉语的互文大多不能直接翻译成英文，例如：

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岂可束手待毙?(《三国演义》)

Shall w e fold our arms and w ait to be slain w hen the enemy is already at the city gate?

“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要是译成“when the enemy's soldiers are already at the city gate and their generals already by the trench”，不仅累赘而且曲解了互文的原义。传统所说的互文已经超越短语、单句、复句的区别，包含主谓、动宾、偏正等各种结构关系，覆盖雅俗等多种语体。

广义互文（对言）

狭义的互文是上下文里有部分可以互换的字词，“天不怕地不怕”，“天”和“地”可以互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和“覆”、“云”和“雨”都可以互换。广义的互文没有这个限制，没有字词可以互换，但是仍然两句合在一起表达一个意思，或强调一个意思，单说其中一部分意思不明或不显，这样的四字语也多不胜举，如“上行下效，花好月圆，正大光明，天高地远”等。广义互文是更常见的互文:

高不成，低不就 |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 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 不信由他不信，事实总是事实 | 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 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广义互文是上文含有下文的全部，下文含有上文的全部，

可以“对言”或“对言见义”称之；狭义互文是对言的一种。有的对言是正反对，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有的对言是类比对，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的对言是同义反复，如“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对言能表达因果、承接、转折、假设等多种语义关系，这样的对言过去叫“流水对”：

眼不见心不烦 |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因果）

活到老学到老 | 既来之则安之（承接）

创业易守业难 | 挂羊头卖狗肉（转折）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假设）

重叠式四字语属于同义反复的互文，互文四字语中有许多跟重叠四字语十分接近，是重叠四字语的变异形式，例如：

重叠式         互文式

蹦蹦跳跳 活蹦乱跳 一蹦一跳 又蹦又跳 连蹦带跳

长长短短 你长我短 问长问短 有长有短 取长补短

花花草草 红花绿草 拈花惹草 弄花弄草 花败草枯

看数量重叠式“一个一个”如何变化成各种四字互文：

一个一个（数量重叠）  七家八家（异数同名）

七个八个（异数同量）  三番五次（异数异量）

一丝一毫（同数异量）  丈一丈二（同量异数）

一头一脸（同数异名）  石一石二（同名异量）

可以说互文都是准重叠，重叠是最简单的互文。重叠和重复有区别，但是也没有明确的分界，重复也是互文:

吃着吃着就倒下了。（重复）

吃着喝着就倒下了。（互文）

再忍一会儿，再忍一会儿。（重复）

再忍一会儿，再挺一会儿。（互文）

不带啥不带啥也捆了个大行李。（重复）

不带这不带那也捆了个大行李。（互文）

重叠和重复统称“重言”，都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互文对言。所谓的“动词拷贝”句式，例如“喝酒喝醉、骑马骑累、读书读傻”，其实跟“靠山吃山、听之任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未起“名词拷贝式”的名称）一样，都是互文见义。

互文的普遍性

互文的普遍性超出上面所说的广义互文。汉语的复合词或复合字组（以双音为主）其实也都是互文对言。并列关系的不用说，可以把四字互文看作复字互文的放大版、充盈版，例如“你来我往”是‘来往”的放大版、充盈版：

互文就是用组合序列表示类聚关系或选择关系。排句互文如“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就是“东西南北”这种排字互文直接的放大充盈。

必须要说的是，非并列的复合字组也具有互文性，这是当代语言学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认识，如：

老骥/老筍    白吃/白做

伏枥/伏虎    走路/走眼

打扫房间/打扫卫生    恢复健康/恢复疲劳

水淹/水解/水运/水浇/水葬    火葬/土葬/海葬/天葬/树葬

“老”的意义是与“幼”相对还是与“嫩”相对，“伏”的意义是趴伏还是降伏，是它跟搭配的字互文才显现的。同样，“白、走”的意义也都是通过搭配的对字明了的。“打扫、恢复”与宾语的语义关系要靠互文推定。名词“水”哪一方面的“物性”得以凸显，是通过搭配的动词实现的，动词“葬”的词义，具体到怎么个葬法，也是通过搭配的名词得以理解的。

构词法，汉语以复合为主，印欧语以派生为主，这是常识。派生构词，英语如wide→width,long→

length,short→shorten,large→enlarge，只需两个语素简单相加，意义是透明的；复合构词，首先是并列式的，如“宽窄、长短”，其次是非并列式的，如“老骥、伏虎、水运、放大”，就不是简单相加，意义不那么透明，要靠互文见义。中国人的心目中复合词是由“成对”字构成的，不像英语派生词的词根和词缀“不成对”，可见互文见义在汉语里从构词就已经开始。从这个角度看，汉语的双音化不分虚实都是“对言化”，如“友→朋友，敲→敲打，美→美丽，已→已经，究→究竟，毁→弄坏，死→害死”等。凡是对言都是互文见义，对言的格式化是互文的格式化。双音化大大扩展了互文对言的范围，使互文对言的形式更加多样化，由此生发的变异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更重要的是，如果承认汉语的语法是以对言格式为本，汉语语法是对言语法，那么双音化应视为汉语的一种重要的“语法化”现象。

汉语不仅“对言见义”，而且“对言完形”，形式上完好的结构是对言格式。单言在形式上站不住，对言才站得住，例如“高一脚”站不住，要说“高一脚低一脚”，“人不人”站不住，要说“人不人鬼不鬼”，这已经是语法常识。不能单说的语素进入对举格式就不受不能单说的限制，如“胜不骄败不馁”里的“骄”和“败”，“你一言我一语”里的“言”和“语”。近来成为韵律语法学讨论热点的单双音节组配问题，也属于对言完形。单对单、双对双这样“成对”的都站得住，单对双、双对单“不成对”就经常站不住，尽管在表义上不成问题：

上面的例子表明，成对和不成对的区分贯通所有结构类型（王远杰2018），这表明汉语以对称为本，音节对称是汉语自身的一种语法形态。

互文对言的格式是缩放型的，缩小可至复合二字组，放大可至复句、段落，甚至语篇。从“老骥”这一复字互文放大，得到单句、复句、段落：

1层    老骥

2层    老骥  伏枥

3层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4层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注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是按照英语的主谓句切分为“老骥，伏枥（而）志在千里”，而是按照互文对言的方式切分的。放大到第4层还是互文见义，不仅“烈士暮年”与“壮心不已”的关系必须通过跟“老骥伏枥”与“志在千里”的关系比对后才得以表达和理解，反过来也一样，不然“骥”怎么谈得上“志在”呢?当然这是最匀称、节奏感最强的对言形式，实际言语会有很多变化，三字组五字组从二字组和四字组变化而来，七字组九字组从八字组变化而成，虽然有这种种变化，这个缩放型的对言互文格式是主干，变化都是在这个主干上生发的。汉语的组织构造具有对言性和互文性，这就应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说”，符号的意义就是在文本的“互文性”中不断生成和理解的。（克里斯蒂娃2016：12）

互文的来源

互文对言来自对话，对话是双方的互动，互动性是对话的根本特性。

单木不成林，单言不成话，这当中蕴含深刻的道理。单说站不住的，在对话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能站住，加句尾语气词也能站住，如：

?今天冷。  今天冷，昨天热。

?喝了酒。  喝了酒，吃了饭。

?房间住人。  房间住人，仓库堆货。

问：今天冷吗?    喝了什么?     房间住不住人？

答：今天冷。    喝了酒。    房间住人。

今天冷呀。    喝了酒了。    房间住人吧。

对举、问答、语气词都有完形作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机理是什么？回答只能是：对言见义完形植根于语言的对话性和互动性。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认知，与“互动语言学”交汇，共同关注在对话和互动的情景中如何协同行动和相互理解。Du Bois（2014）提出构建“对话句法”（dialogic syntax）的设想，其核心概念是“平行结构”（parallelism）和“共鸣”（resonance），指对话中选择性地重复对方刚说过的话，催化激活双方的亲和性，不仅实现互相理解，还产生情绪上的和谐共振，“将心比心，心心相印”。举例，妻子Joanne在批评自己的母亲后与丈夫Ken对话：

Joanne：It's a kind of like^you Ken．（有点儿像'你呢，凯恩。）

Ken：That's not^all like me Joanne．（不'完全像我，裘娜。）

双方说的话有一种“镜式结构映射”，代词主语对代词主语，系词谓语对系词谓语，副词性成分对副词性成分，代词宾语对代词宾语，称呼对称呼，甚至连句末的语调也对应，这种形式对应象征意义，从而产生夫妻之间的情感共鸣。我们有一个汉语夫妻对话的实例（于晖提供），很有意思，妻子见丈夫老在挥手驱赶什么，与他对话：

妻子：你是蚊子吧?

丈夫：我不是蚊子。

于是夫妻二人相视大笑。对话的重复和对应不仅是词汇的、句式的，还是韵律的、语调的，都起到增进互动、引发共鸣的作用。对话的“共鸣原则”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一样都是普遍适用的语用原则。总之“对话句法”超越“线性句法”，试图揭示一种更高层次的对称耦合结构（structural coupling）。

这个研究方向突破西方传统的句法研究，意义重大，但是“对话句法”的构建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主要依据英语语料，还没有完全超越主谓结构，也没有考察对话的平行结构跟独白语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有它的局限性。从汉语来看，“对言”这个概念既指“对话”又指“对偶”（包含对称、对照、对比、对应），对话的平行对称直接反映在语篇的平行对偶上，而且大大超出主谓结构的范围，因此研究汉语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有广阔的前景和更加重要的意义。对话中重复或部分重复对方刚说的话，这不仅在汉语对话里特别常见，而且直接形成独白中的互文表达，例如：

甲：啥人请客？    甲：你为什么讨厌她？

乙：啥人有钱？    乙：你为什么喜欢她？

→啥人有钱啥人请客。    →你为什么喜欢她，我为什么讨厌她。

甲我来吧。    甲：生意不好做。

乙我去吧。    乙：生意真难做。

→不是你来就是我去。    →生意不好做，生意真难做！

对话的选择性重复还是影响语言系统演变的一个关键驱动力，例如最近频繁出现的“被自杀”之类的说法，“被”字进一步虚化进入“元语”用法，就来自对话的引语，是对话的引用重复激发强烈情感共振的好例子：

警察：你父亲是自杀的。

某女：我父亲是被自杀。

→不是自杀，是被自杀。（正反对言）

表程度的复合副词“好不”（如“好不容易”）也是这么形成的（沈家煊1999：7.2）。汉语的互文对言格式、特别是四言格的成因，参看沈家煊（2019）。

平行处理

语言的组织构造就其本质而言一定是极其简单的。“生成语法”的新进展是，在句法操作上用“合并”（merge）取代“移位”（move）。乔姆斯基认为合并很可能是一种最简单的、自然而然的句法计算操作，就是两个要素X和Y并合（不讲次序）产生集合{X，Y}。之后Citko（2005）进一步提出“平行合并说”，论证这在理论上是逻辑的必然，而且能更好地解决许多句式过去难以解决的生成问题，包括连动句、兼语句、驴子句等等。例如汉语的连动式兼语句“买一份报看”，吕叔湘（1979：84）早就指出难以采用二分法来分析，平行合并处理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图示如下（转引自叶狂2018）：

中枢成分（pivot）“一份报”处在共享成分平面上，它既与前面的成分“买”合并又与后面的成分“看”合并，这两个合并是并行的。从上图可以看出，平行合并实际是把合并操作从二维平面（基本小句结构）推广到了三维立体。合并对结构没有规定，任何成分都可以充当中枢参与到平行合并中来，这就取消了生成语法曾经提出的通过复制来实现移位的操作，从而使句法变得更加简单。

上面图示的那个三维模型是不对称的“一头重”，共享成分在次平面上，只有半面，而且主平面的基本小句结构还是以主谓结构为主干，属于非对称的递归结构。对汉语大量的互文对言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对称的三维模型。以“你来我往”为例，“你来”的合并和“我往”的合并是平行的，而且“你我”和“来往”二者互为中枢、互为共享成分，两个平面不分主次：

放大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处理方式一样。这个对称的三维模型能涵盖不对称的三维模型，因此也能解决递系句的生成问题，还能更好地适应“汉语式驴子句”的生成问题。英语式驴子句如“Whoever owns a donkey beats it”，汉语的相应表达是“谁有驴，谁打驴”这样的互文对言式，其中两个同形疑问代词呈对称性“互相约束”（reciprocal binding）。这种对言式在印欧语中也有，但不是主流说法。汉语式驴子句不仅以互文对言式为习惯表达方式，而且互相约束的同形疑问代词出现的位置有多种可能，例如：

有什么吃什么（abcb）    谁有钱谁请客（abac）

轮到谁谁请客（abbc）    哪里苦去哪里（abca）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自己的嘴巴，自己管不住”等是广义的驴子句，驴子句只是互文对言句式的一种。这对生成语法经典框架内的平行合并说是一个挑战。然而更重要的是，“合并”这个概念不足以处理互文现象，因为“你来我往”不是简单的1+1或2+2的合并，而是互文见义，要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看待，两个组成部分不能割裂开来。Jackendoff（2011）提出，大脑对语言的组合操作，其特性是“统合”（unification）而不是“合并”。他举例：

*John drank the apple.John drank it.

英语这种词项搭配的选择限制只能用统合来解释：drank it,it本身并没有流汁的意义，是跟drank互文才获得这个意义的。本文也已指出，汉语“老骥”和“老筍”，“伏枥”和“伏虎”，“老”和“伏”的意义都是跟搭配的字互文显现的。

如果说处理是计算，那么平行处理需要平行计算。对于传统计算机来说，它处理的通常是二进制码信息，比特（bit）是信息的最小单位，它要么是0，要么是1，对应于电路的开或关。在量子计算机里，一个比特不仅只有0或1的可能性，它更可以表示一个0和1的叠加，可以同时记录0和1，这样的比特可称作“量子比特”（qubit）。假如计算机读入了一个10比特的信息，所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10位的二进制数（比方说1010101010），事实上因为每个比特都处在0和1的叠加态，计算机处理的是2的10次方个10位数的叠加。换句话说，同样是读入10比特的信息，传统计算机只能处理一个10位的二进制数，而量子计算机则可以平行处理2的10次方个这样的数。（曹天元2006：253-254）从量子计算看，汉语的复合字如“来往”是一个量子，“来”=0，“往”=1，“来往”同时代表了0和1，是0和1的叠加，因此是一个量子比特的信息单位。汉语以互文对言为本，非量子计算无从处理。

非线性递归

关于语言结构的递归性（recursion），正统的生成语法认为它是人类的天赋语言能力，然而Jackendoff（2011）指出，下面的视觉图形（笔者稍作简化）也存在结构递归性：

这个图形可以看作：每行4个X或4个O，先由两行组成一个含8个项目的单位，两个这样的单位组成一个较大的单位（含16个项目），这些较大的单位又构成一个2×2的矩阵，而且可以不断地放大扩展下去。虽然每行没有结构中心，项目不分主次，不是二分结构，但是显然存在结构递归性。线性的结构递归无法涵盖这种二维的非线性结构递归。汉语的互文对言格式是缩放型的，如从“老骥”放大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再举一例：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

舐痔结驷，正色徒行。伛偻名势，抚拍豪强。

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

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赵壹《刺世疾邪赋》）

“二二得四、四四十六、二四得八、八八六十四”，这就是汉语语篇的缩放型对言格式，本质上具有“非线性的结构递归性”。

二、“联语”和“动态处理”

 联语

联语更常见的名称是顶真、续麻，也叫蝉联、联珠、连环，过去认为是一种修辞格，指上一句末尾作为下一句开头，首尾相重，形成一种链式序列，前后意思紧扣，气势连贯而下，有“历历如贯珠”的节奏美。联语见于句内、句间、段间，描叙事物情境的递承关系，推论事理的因果连锁关系，都离不开联语。联语的源头可追溯到《诗经》等：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小雅·小弁》）

其德克明，克明克美，克长克君。（《大雅·皇矣》）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鄘风·相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

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木兰辞》

联语运用到极致的例子：

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马致远《汉宫秋》剧）

老猫老猫，上树摘桃。一摘两筐，送给老张。老张不要，气得上吊。上吊不死，气得烧纸。烧纸不着，气得摔瓢。摔瓢不破，气得推磨。推磨不转，气得做饭。做饭不熟，气得宰牛。宰牛没血，气得打铁。打铁没风，气得撞钟。撞钟不响，气得老张乱嚷！（《北平歌谣·老张》）

联语分布面广，而且各种语体都有，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1959年上海《解放日报》）

骆驼进万家，万家欢乐多。（骆驼牌电扇广告词）

金陵塔，塔金陵，金陵宝塔第五层，五层宝塔廿只角，廿只角上挂金铃……（《金陵塔》上海说唱曲艺作品）

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放大了看，联语还见于语篇，章回小说每一回的开头是“话说……”，就是重复并接着上一回的话头往下续说。联语在汉语里只要求首尾相重，不受其他形式束缚，不论词性，不分词、短语、小句，包容各种语法关系，甚至只要谐音就行，如江浙一带的“对子式”游戏，叫“接麻”：

倷姓啥？我姓白。白个啥？白牡丹。丹啥个？丹心轴。轴个啥？轴子。子啥个？……

联语就是一个个“对子”的链接，叫“链接对”，“我銮舆，返咸阳”一个对子，链接下一个对子“返咸阳，过宫墙”，又链接下一个对子“过宫墙，绕回廊”。每个链接对是“起说-续说对”，简称“起续对”，前一对的“续”兼为后一对的“起”。

广义递系式

把联语只看作修辞手段，这种看法过于狭隘，联语实为汉语的一种结构性的普遍格式，这可以从联语和递系式的关系来说明。

递系式是紧缩的联语格式。例如：

你通知他，他来开会。（联语）    你通知他来开会。（递系式）

我托你，你带给他。（联语）    我托你带给他。（递系式）

联语中邻接的同形语词合并后就成为递系式。递系式的名称取“递相连系”之意，后来改叫兼语式，是受主-动-宾结构分析法的影响（说前一个动词的宾语兼为后一个动词的主语），如果摆脱这个影响，还是叫递系式好，因为连系项并不受词性和句法成分类别的限制。王力先生说，“汉语和西洋语法相同之点固不强求其异，相异之点更不强求其同”，这个思想在《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里都有表述，表述的重点在后一句，递系式正是按这一思想提出来的。受印欧语主谓结构观念的支配，有人想取消递系式，但一直没有取消得了。后来的进展不是取消递系式而是递系式的泛化。吕叔湘（1979:85）说，“我有一期画报丢了”，通常说是连动式，不叫兼语式，因为“一期画报”是受事不是施事，但是句子里还可以有别的关系，如：

我有办法叫他来。（工具）    你完全有理由拒绝。（理由）

我这儿有人说着话呢。（交与）    我们有时间做，可是没有地方放。（时间地点）

吕先生因此主张把兼语式和连动式都放在“动词之后”这个总问题里来考虑。朱德熙（1982：第十二章）也提出兼语式应跟连动式合并为一，统称为连谓式，合并的理由很简单，汉语的主语不是以施事为主，不能因为中间的名词指施事就说是兼语式、不指施事的就看成连动式。然而递系式的范围完全有理由还可继续扩大。王力（1984：133-144）论述的递系式范围更广，界定为“凡句中包含着两次联系，其初系谓语的一部分或全部分即用为次系的主语者”。按照这个界定，递系式还包括：

我买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你。（我买两个绝色的丫头+买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你）

我来的不巧了。（我来的+来的不巧）

他到得太晚了。（他到得+到得太晚）

划线的词语尽管是动词性词语，但也是连系项，“来”“到”后的附词“得（的）”相当于古汉语“鸟之将死，其鸣也哀”里的“也”字。也就是说，王先生认为连系项不仅是名词性词语，也可以是其他词语，包括动词性词语。没有理由阻止这样的分析，因为汉语的动词本来可以做主语（实为话题），联语和同形合并不受词性的限制：

双心一影俱回翔，吐情寄君君莫忘。

翡翠群飞飞不息，愿在人间比长翼。（沈约《四时白纻歌五首》）

“君”是名词，“飞”是动词，这没有关系，合并紧缩后是“吐情寄君莫忘”和“翡翠群飞不息”。

谁重断蛇剑，致君君未听。（杜甫《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致君未听

粝食拥败絮，苦吟吟过冬。（唐·裴说《冬日作》）→苦吟过冬

因此，广义的递系式不限于：

星垂平野阔。←星垂平野，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月涌大江，大江流。

还包括：

飘零为客久。←飘零为客，为客久。

江雨夜闻多。←江雨夜闻，夜闻多。

还包括谓语是动补或动宾结构的句子：

枪声响不绝。←枪声响，响不绝。

大风刮山头。←大风刮，刮山头。

从汉语的流水句是可断可连的零句着眼，流水句的链接有松、紧两种形式，松式的同形部分合并，成为紧式。松式是联语式，紧式是递系式。

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联语式）→我銮舆，返咸阳，过宫墙，绕回廊，近椒房。（递系式）

老王呢，又生病了吧，又生病了吧，也该请个假呀。（联语式）→老王呢，又生病了吧，也该请个假呀。（递系式）

传统有“流水对”的名称，指律诗对仗的一种，日本修辞学家叫“连绵对”，现在将它重新阐释为具有普遍性的“链接对”。这样看来，过去把递系式看作汉语的一种特殊句式，这个看法是偏狭的，应该说，汉语的结构具有广义的递系性。语言不是只有依靠“递归”才能传情达意，靠“递系”也能传情达意。（Evans&Levinson 2009）启功（1997：31,65）把汉语造句的递系规律表述为“上罩下、下承上”的方法。例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句（实在说不出跟现代白话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是非要按主谓结构作层次分析才能理解，完全可以分析为若干链接对前后接续的平铺结构，同样能实现理解（笔者稍有改动）：

两岸者，猿声也;猿声者，啼也;啼者，不住也。

轻舟者，已过也;已过者，万重也，万重者，山也。

细究的话，“轻舟”也是“轻者舟也”，“已过”也是“已者过也”，但是当“轻舟”“已过”，还有“万重山”已经形成一个组块（chunk）后就不用再做内部分析。推而言之，汉语统统都是“X者Y也”这样的起说-续说对，通过上罩下下承上链接成文，统统是平接型的链对格式，链接成分不限词性，不论大小。

联语的来源

联语来自对话中的一种部分重复，叫“接话头”，据陶红印（2019）对汉语对话的实际考察，这种情形十分常见，可惜汉语教材的编写者未予重视，例如：:

甲  他是研究生呢。   甲  老王听说他病了。

乙  研究生怎么啦？    乙   病了也该请个假呀。

正是这种频频的“接话头”造成过度使用话题句的“中式英语”，例如“She wants to eat dough sticks.Dough sticks where to buy？”（她偏要吃油条，油条哪儿买去？）。链接对的成因归根结底是对话具有递系性、链接性。对话中，对一个引发语的应答一经说出，自身就立刻成为一个引发语，引发下一个应答，对话依次推进。

A1：Okay．好吧。

B1：Okay．好吧。

A2：Bye．再见。

B2：Bye．再见。（转引自Levinson 1983:325）

这是对话的结束部分最常见的四话轮组合（起承转合），为重复型的二二式，其中A1的Okay是起问对方还有没有其他的话要说，B1承接回应Okay是表示可以结束对话了，于是引发A2转而说Bye,B2必须对这个引发作出回应，闭合对话。这个对话流既由两个“AB对”对称构成，也由三个“话轮对”A1-B1、B1-A2、A2-B2链接构成。就‘老骥伏枥”一句而言，它是基于对话中如下的“流水对”:

甲1：老者，何也？

乙1：老者，骥也。

甲2：骥者，何如也？

乙2：骥者，伏也。

甲3：伏者，何也？

乙3：伏者，枥也。

放大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一样。这种递系的流水对意味着，对话过程中双方一般都保持部分共享的语法语义结构（Cann,et al.2005:9.3），“接话头”可以说是对话的润滑剂。

动态处理

“认知语法”新近的进展之一是“提取和激活”（access and activation）理论（Langacker2012），可参看张翼（2018）的介绍。这个理论把句子的结构还原为语序引导下一种动态的认知处理，具体说是连续构建一个个注意视窗，语法单位在注意视窗中互相提取和激活，决定语义解读。例如下面一个英语句子：

He sadly missed his mother.

他很伤心，想念母亲。

副词sadly虽然在结构上修饰后面的动词，sadly和missed构成一个注意视窗，但是在这个视窗之前，sadly的词根形容词sad还跟前面的主语he构成一个注意视窗，在这个视窗中he和sad也互相提取和激活，形成概念上的主谓关系，也就是sadly既在前一个视窗内又在后一个接续的视窗内。这个理论模型特别适用于汉语，上面那个英语句子在汉语里的习惯表达不是“他伤心地想念母亲”而是对言式的上下句“他很伤心，想念母亲”。余光中（1987）提到英文的副词形式迁移到中文，造成“英式中文”，例如:

老师苦口婆心地劝了他半天。（应改为：老师苦口婆心，劝了他半天。）

大家苦中作乐地竟然大唱其民谣。（应改为：大家苦中作乐，竟然大唱其民谣。）就“老骥伏枥”一句而言，连续开视窗的认知处理过程可图示如下：

每个视窗内是一个“起续对”，上面所说的联语和递系式，其处理过程就是这动态处理方式，放大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还是这种处理方式，类似动画的制作原理。不妨说汉语是一种地道的“动画型语言”。更有形式语义学家在“动态语义学”（dynamic semantics）的基础上提出“动态句法”（dynamic syntax）的构想（参看Kempson,et al.2001,Cann,et al.2005），并且设计出一种动态逻辑（dynamic logic）来刻画语句从左至右、逐次递进的组合方式，以此来解释语言普遍的结构特性。参照Cann,et al.（2005：38），“老骥伏枥”一句的组合方式和解读过程，其逻辑有如一棵树的生长（tree growth）：

每个节点都用0和1标示，节点n下辖的左子节点标为n0，右子节点标为n1，也就是一次增加一个信息。注意这里的节点不仅代表字词，还代表对字词在上下文和语境中的解读。最重要的是，这棵语义-句法结构树是处于生长中的树，表示的是递进生长的过程。语序不同，“老骥伏枥”和“骥老枥伏”，生长的次序不同，但根本都是树在生长。

注意，在这棵“生长树”中，在“老骥”这个节点，“骥”的意义包含它与“老”互文见义的成分，在“老骥伏”这个节点，“伏”的意义又包含它与“骥”互文见义的成分，依次类推。这就是说，递系式是叠加的，离不开互文见义。词语不仅在语境中获得解读而且还不断“制造”语境。（Sperber&Wilson 1986）继Langacker（2012）之后，Langacker（2016）也强调这一点，提出类似的“起说-续说”（baseline and elaboration）一说。

三、两种对言结构的交织

上面分节讲了“缩放型对称结构”和“平接型链对结构”，这两种结构是交织在一起的。以“老骥伏枥”为例：

老者，骥也;骥者，伏也;伏者，枥也。

老骥伏枥

老骥者，伏枥也;伏枥者，志在也;志在者，千里也。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老骥伏枥者，志在千里也;志在千里者，烈士暮年也;烈士暮年者，壮心不已也。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从横向看，四言的链接方式是“起承转合”：“老-骥-伏-枥”是起承转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起承转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还是起承转合。如启功所言，“小至字词之间，中至句与句之间，大至几句的小段与另一小段之间，无不如此”。起承转合也是“起承-转合”的二二式对言。从纵向看，四言同构放大，“老骥-伏枥”放大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再放大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两种结构有如经纬交织，统称“对言格式”。

理论上讲，横向的递系链接是无限的，但实际上要受人的记忆跨度和注意力的限制，工作记忆跨度一般在7±2，注意跨度一般在4±1，四项组合最便于记忆和加工。虽然递系有这样的限制，但是可以通过纵向的同构放大来表达复杂的意思。参看沈家煊（2019）。

四、破除成见

小结

“对言”既指对话（dialogue）又指广义的对偶（parallel expression）。对言的格式化在汉语里形成“对言格式”，它是“缩放型对称结构”和“平接型链对结构”的交织，前者需要“平行处理”，后者需要“动态处理”。对言格式是汉语语法的结构性存在，对言的格式化是汉语的语法化。凡是对言都是互文见义，语言组织构造具有互文性。联语的普遍性表明，不只是递归性，递系性也是语言组织构造的根本特性。递归是不对称主从结构的性质，递系是对称性链接结构的性质。递归性不只是线性递归，还有非线性递归，对言格式的同构放大是非线性递归。对话是语言的基本形态，独白的互文性和递系性既来自对话的互动性和递系性，又象征对话双方的互动合作和情绪共振。

印欧语语法以主谓结构为主干，以续为主，续中有对;汉语语法是对言语法，以对言格式为主干，以对为本，对而有续。“对言语法”是“大语法”，在三个方面超越主谓结构。一，贯通字、句、章、篇，以篇为归宿，不像印欧语语法到句子（单句复句）为止。二，综合语音、语形（句法）、语义、语用，以用为目的，不是印欧语以语形为主的词法句法。三，传情和达意一体不二，意义不仅是用句子表达命题，还是意图和情绪的传递。概括起来说即：字句章篇贯通，音形义用一体，传情达意不二。

释疑

赵元任（1968）不愧是“对言语法”的开拓者，是他最先指出，汉语里主语和谓语齐全的整句是由对话的一问一答组成。这个洞见至今仍是我们从事语法研究的指路明灯。对于“汉语以对言格式为主干”的说法，有一种普遍的疑问：说“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和“你说一句，我说一言”是对言句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大量的句子还是“梅瑞买了一对玉镯”这样的主谓句呀！

你说一言，我说一语。（对言句）

We talked to each other.

梅瑞买了一对玉镯。（主谓句）

M ary bought tw o bracelets.

这是受先入为主的观念支配而形成的一种成见，以为语言普遍以主谓结构为主干，然而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1917）早就指出这是偏见，说有的主语和谓语应作为“对等项”（equated terms）看待，主谓句为一种“等式型”（equational type）句子。汉语的事实是：整句由一问一答组成，主语就是话题，动词性词语可以做主语，谓语的类型不受限制，容纳名词性词语，流水句具有可断可连性。只要我们尊重这些事实，就可以发现“梅瑞买了一对玉镯”一句共有8种断连方式，分别来自8种对答方式：

这正是应了《说文》“对，譍无方也”，“对”就是应对不拘方式。汉语对话是以“零句”而不是以动词为中心的“小句”（clause）为基本单位，参看完权（2018）。b和f的断连方式合起来相当于英语句子“主谓宾”的切分方式，但只占八种断连方式中的两种。因为还有大量“你说一言，我说一语”这类句子的存在，我们应该这样来概括说明以上八种断连方式：汉语的句子以零句和流水句为主，以对言格式为本，a和g是匀称的“正对”（遵守“半逗律”），b和c是“偏对”，d、e、f介于正对和偏对之间，偏对是正对的变异形式。最后的h是Bloomfield（1917）所说的独词句，内部不做切分。这个独词句也是潜在的对言成分，例如：

甲：李莎买了两个金戒。    甲：梅瑞买了一对玉镯。

乙：梅瑞买了一对玉镯。    乙：一家招来无数烦恼。

这种结构上对应的对答方式正是“你买两个，我买一对”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互文格式的来源，跟双字组合的互文对言“来往”“得失”本质上是一致的。

汉语对话中有一种重复型的延伸句（关于“延伸句”，见陆镜光2004），在粤语中比普通话更常见（是句末语气词的历史来源），英语里则不许可：

我寻日交论文啊，我。（我昨天交论文啊，我。）

我寻日交论文啊，我寻日。（我昨天交论文啊，我昨天。）

我寻日交论文啊，我寻日交。（我昨天交论文啊，我昨天交。）

Yesterday I submitted my thesis,*I/*yesterday I/*yesterday I submitted.

邓思颖（2019）用此例说明粤语相比英语是“热语言”，更多地表现出对话双方之间的互动。从上例也可看出，第一刀切在哪个位置，“我|寻日交论文”只是多种切分方式的一种而已。可见，汉语的对言格式可以容纳印欧语式的主谓结构，但是后者无法完全覆盖对言格式。

普遍意义

对言形式实为语言的原生形态，主谓结构是派生的特例。人类语言植根于对话，原始的对话是对称形式，例如劳动号子的呼与应“嗨哟”对‘嗨哟”，男女山歌对唱“种下一粒籽”对“发了一颗芽”，形成情绪上的交流共鸣。所以叶斯帕森（Jespersen 1922）说，原始人用诗性的语言来表达思想。雅各布森（Jakobson 1960）说，诗歌语言的基本特点是，把本来在纵向选择轴上的对等词语拉到横向组合轴上，使前后邻接的词语呈现出音与义的整齐和类似，即“把类似性添加在邻接性之上”。例如俄国的一首婚礼歌，唱新郎现身的情形是：

Debroj mólodec k sénicˇkam privorácˇival,

“A brave fellow was going to the porch，”

勇敢汉子走向门廊，

Vasilij k téremu prixázival.

“Vasilij was walking to the manor．”

瓦西里奇步往住宅。

勇敢汉子和瓦西里奇都指新郎，门廊和住宅都指新房，两句表达一个意思，这就是互文见义，与白居易《琵琶行》一句“主人下马客在船”相同。诗歌语言也不乏联语对言，如法国一首民间诗歌，其中一节翻译成英语如下（转引自五十岚力《常识修辞学》，笔者加汉译）：

Life sublime in moral beauty，快乐生活，在德之美，

Beauty that shall never be，德之美者，遥不可及，

Ever be to lure thee onw ard，不可及者，诱你前行，

Onw ard to the fountain free．前行行达，自由芳汀。

人类语言植根于对话，源于诗性的对言形式，语言的演化不是单线条的，而是出现分叉：从对言形式出发，汉语继续朝形成对言格式的方向发展，印欧语转而朝形成主谓结构的方向发展。印欧语虽然已经形成以主谓结构为主干的语法格局，但是仍然保留对言形式，例如狄更斯的名言就是互文：

It w as the best of times,it w as the w orst of times.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这种对言表达在印欧语里覆盖面很窄，远未像汉语那样达到普遍化、格式化的程度，因此只当作修辞现象看待是合理的。对于汉语式的互文对言，西人稍加点拨也不难理解，如“people mountain,people sea”（人山人海），“no zuo no die”（不作不死）。唐诗英译，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杜甫《登高》），“风急天高”译成“The wind so swift,the sky so high”，保留原文对言格式，曾一度引发英美意象派诗歌的浪潮。

对言互文和递系联语都为了提高语言处理的效能，这是中西相通、人类共有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离不开语言使用，跟减轻工作记忆的负荷、减小处理的压力和成本密切相关。（Hawkins 2004）这正是我们重新阐释“互文”和“联语”、讨论“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进而构建对言语法、阐释对言格式的普遍意义所在。

（本文全文及参考文献见《当代修辞学》2020年第1期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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