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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珍珠港》片段

文 / 北游

战争在人类历史中一直是个很重要的话题，甚至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生命存在的价值日益得到提升和重视。从人类的长远发展和无数生命损失的代价来看，恐怕没有人会肯定战争是符合人类终极利益的，除非优等民族依靠战争消灭劣等民族来实现人类的优胜劣汰之类的“纳粹呓语”是正确的。

基于这个意义，我们会发现如何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消除战争的潜在危险，减少战争发生的几率和大量人员伤亡的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1945年8月14日，纽约时代广场，“胜利之吻”）

自从人类聚集在一起开始群体生活，形成社会形态以后，战争似乎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捕猎社会形态、游牧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形态还是工业社会形态，战争作为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和极端方式一直存在。据统计，从地球上出现文明以来的5000多年中，人类先后发生了15000多次战争，有几十亿人在战争中丧生，在这5000多年中，人类共有300年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也就是说，每100年中，人类最少有90年是生活在战争状态中。

时至今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战争（尤其是局部战争）依然不断发生。究其根源，很难跳脱“利益”二字。我们看看社会这个组织形式就知道，所谓社会就是根据谋生手段（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群体，而国家和民族也是基于此的共同群体的概念，他们的核心都是利益和生存。

当这些不同的群体发生了利益冲突和生存利害关系，其战争的根本因素便成立了，而所谓争夺自然资源、争夺势力范围、领土争端、边界纠纷、掠夺战略资源、争夺市场、意识形态斗争、宗教矛盾、民族矛盾等等，不过是表象和直接诱因。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只要有利益冲突就始终有战争的潜在危险，因为利益冲突的长期存在，所以战争的潜在危险也长期存在。

（1945年2月23日，硫磺岛折钵山，美军第5师第28团的6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正奋力插起一面美国国旗）

如此说来，和平难道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了吗？应该任由人类按照丛林规则去弱肉强食、自相残杀？当然不是，这样轻易下结论是武断的。因为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的仔细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这种“永恒的利益之争”的表现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其中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影响是明显的。

首先我们通过不同的社会形态来分析这种利益之争的变化。捕猎社会人类生产方式是攫取经济，主要是人类是与大自然的抗争来直接获取生存物质，人类之间的战争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的争夺，其直接目的就是生存；游牧社会主要表现为逐水草而居，粗放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如内不足则对其他民族的掠夺和战争就极为频繁；而农业社会是定居生活，以农耕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大多数时候能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其主动发动战争的动力不强，相反因其多数采用等级制度，国家内部针对社会资源的战争相对频繁；工业社会是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社会化大生产、科技广泛应用和社会分工的精细为主要特征，战争的形态也因为科技的发展由冷兵器过渡到了热兵器，战争的规模和杀伤力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从以上对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形态演变的论述中，可以发现：

1、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形态中，人类的生存手段（或生产方式）更多表现在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争夺上，所以战争的发生更多是生存的目的，很多时候不受意识形态的控制；

2、历史上游牧民族相对于农耕民族的好战性和掠夺性同样是受生产方式左右，所以主动发动战争的案例很多，战争同样是主要作为生存手段而存在，其存在具备必然性；

3、进入工业社会初期，因为世界各地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而经济多数呈现封闭性和地区性，所以这时的战争仍然以掠夺资源为主要目的（甚至到现在如争夺石油资源仍然是战争的导火索），而工业社会初期掠夺战争的成本远远低于战利品的丰厚，所以侵略战争频繁发生，如殖民战争和两次世界性大战；

4、随着工业社会的日渐成熟，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生产力突飞猛进，社会分工得以进一步细分，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和职业，人类利益的冲突更多是表现在经济和能力的竞争上，而非主要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争夺。而经济全球化也导致国家间利益的相互关联愈加紧密，这种利益的相互制约也同时制约战争的发生；

5、科技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一旦发生战争，对人员的杀伤力巨大，但这同时也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动战争前相对谨慎（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所以当今世界虽然冲突不断，但发生世界性大战的可能性却在逐步降低。

由以上论述可以证明：生产力对和平与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因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拓展人类的生存方式来减少发生战争的危险。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但如果认为光靠发展生产力就可以消除战争也是想当然了，而且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存在，资源的阶段性缺乏（如石油）也是长期存在的，这都是战争的潜在因素。

好在，如同生产力不会停止不前一样，人类的思想和思维能力也在不断发展之中，并与生产力相互作用和影响。应该说在17世纪前人类的思维方式都处于“不成熟状态”（康德语），这种不成熟的原始思维方式导致人们对于事物的判断主要通过印象、感觉和情绪，而非通过事实和逻辑进行理性思考。

这种不成熟的思维模式使得人类的行为模式也相对情绪化，暴力武力解决问题的倾向也相对严重，尤其在宗教狂热、极端民族主义和生产方式较为低下的地区更是如此（直到今日巴尔干半岛、中东地区和非洲仍然是战争的火药桶），这也是造成战争的重要因素。

（2004年6月20日，约旦河西岸的阿兹·扎维亚村，一名以色列边防警察正朝巴勒斯坦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弹）

而通过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日本启蒙运动，在西方很多国家和日本，大多数民众逐渐接受并开始运用现代理性的思维模式来判断和解决问题，同时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使得通过非暴力方式解决利益冲突和理性沟通成为可能和主流。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的惨痛教训更是使得有理智的民众对“非正义”战争深恶痛绝，对所有战争采取谨慎态度，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由此可见，一个经过思想启蒙的具备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的民众占据多数也会制约战争的发生。让我们欣慰的是，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已得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接受，随着他的普及，抑制战争的力量将越来越强。

那么，是不是说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国民理性程度提升之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未必！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多元的、复杂的世界之中，而历史也并非是可以总结出一系列的规律，随处可见的“黑天鹅”事件总是成为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而一些“政治强人”往往是左右这些黑天鹅事件发生并发展的决定因素。

康德在1795年写下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中说，大多数人们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除非是出于防卫，这应该不难理解：因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致人们总是喜欢在一些无风险的行动中显示强硬，而面对明显的危险则往往会退避软弱。历史事实也证明，独裁国家发动战争的几率远远大于民主国家，因为一个人的犯错冲动往往会大于群体的犯错冲动，因为群体总是利益交错、相互制衡的，尤其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而康德提出的这个理论就是“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是一种国际关系、政治学和哲学的理论，主张所有坚守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这一理论认为，“民主国家是不会发生战争的”，这主要是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约束机制决定的；转型中的“民主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大；而“非民主国家”则频繁地发生战争等，应该说这种理论是有着充足的事实根据的。

当然这一理论也会让人有所谓民主国家发动对所谓“非民主国家”侵略行为找借口的担心。但民主对战争的抑制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

基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要保证中国的和平环境，需要开放心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提升生产力，需要包容理性的大国气度，训练民主意识。一个平等、公开、透明的言论环境，完成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使人民使用现代理性思维方式成为习惯，则中国之幸，和平之路自然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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