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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国家元首，

凭什么头像印在国家货币上？

>>>文/酷哥<<<

“自由”这个词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电影《勇敢的心》主人公华莱士被处死时，呼喊的就是“自由”，在他那里，“自由”是指不为外族奴役。不被外族奴役当然好，但被本族奴役就自由了吗？千字君推荐一篇文章，供您参考。ps:本文首发于思想酷，感谢原创作者酷哥的大力支持，喜欢本文的朋友欢迎关注思想酷，每天都有原创好文。

著名法学家张千帆先生说，用中国当代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孟德斯鸠进高校的话肯定要“下岗”，因为他毕生只出了一本书。然而，两三百年后翻开这部书，非但没有过时之感，而且不时让人茅塞顿开、拍案称奇。

这部书就是《论法的精神》。很多人看到书名也许望而生畏，其实，这是一部政治哲学的著作，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法律书，书中内容涉及经济贸易、婚姻家庭、生活方式，充分显示了作者的丰富知识和广阔视野。

但本书的名望，显然不是因为博收广取而来。作为西方政治学经典，它振聋发聩而又细致入微地讨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问题。

你所推崇的西方政治经典

绝大多数都源自本书

经典中的经典！

《论法的精神》

西方政治与法律奠基之作

先知书店经典

  《论法的精神》￥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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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自由”下了一个

最精炼的定义

毫无疑问，孟德斯鸠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无数思想家在拼命搅动社会，高喊民主自由。孟德斯鸠也在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但他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他的温和渐进理性，更像是英国的柏克，而和法国本土的激进形同陌路：

“人能感受过去的滥用并看到纠错办法，但是人还看到纠错本身也会滥用。人可以留着弊病，如果害怕更糟糕的事发生的话；人也可以留着优势，如果怀疑更好的是否存在。”

只此一句，就把他和那些功利主义者等“半调子”自由主义区分开来。他属于偏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行列，而这在法国人当中非常少见。在孟德斯鸠那里，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这是关于自由的最精炼的定义。孟德斯鸠的解答不仅精确，而且具有最高的普适性。 再听听这句：

“在具有最好法律的国家，就是第二天就要上刑场的罪犯，也比一个专制国家的高官还要自由。”

这点评，经典到家了！

假如法律可以惩罚言论

那更应该惩罚沉默

值得关注的是，孟德斯鸠清醒认识到法律制裁的局限性，以及思想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法律仅负责惩罚外在行为。”

“只是在言论预备、伴随或追随犯罪行为的时候，言论才成为犯罪。”

“沉默有时比任何言论表达得都多，没有什么比它更模棱两可了。”

假如法律可以惩罚言论，那似乎更应该惩罚沉默，但是这又如何可行呢？ 170年之后，他的真知灼见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所肯定。在1919年的“抵制征兵系列案”中，霍姆斯大法官发展了“清楚与现存危险”标准，大意正是只有当言论会产生清楚而非模糊、迫在眉睫而非遥不可及的社会危害时，法律才能予以禁止或惩罚。当代美国关于言论自由的宪法规则，就是建立在霍姆斯的“清楚与现存危险”标准之上，而后者与孟氏论断的相似之处，清晰可见。

孟德斯鸠因此总结道：

“宪法就是要防止任何人被迫做法律并不强制他做的事情，或被禁止做法律允许他做的事情。”

正是孟德斯鸠限政理论的这一核心思想，开启了国家现代化之路！

他为美国的建立

提供了最重要的灵感

比孟德斯鸠稍早几十年的中国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号称中国启蒙第一人，和孟德斯鸠一样，都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批判，都主张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但黄宗羲的主旨是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封建统治，孟德斯鸠则是要推翻封建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两人的出发点不同。孟德斯鸠的主张推动了国家发展，顺应了历史潮流，获得大多数人民的强烈支持。

“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这种批判，首先来自对权力的清醒认识。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里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要一劳永逸地找寻一种最好方式的思路。与此相对的则是寻找“最不坏”的解决方案。孟德斯鸠把权力看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邪恶，他思考的是如何使之变得不那么邪恶，而又能发挥它必不可少的作用：

“无论在哪种政体下，一切权力都可能被滥用，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按人的本性，一旦掌握了权力，通常会将权力用到极限才肯罢手。这种源自人性的问题，不是仅凭道德的力量可以扼制住的。”

“从权力是对事物的支配这一特性看，要防止滥用权力，唯有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是最为有效的。”

联邦法官詹姆斯·罗巴特公开裁定特朗普总统违宪

循着这一思路，孟德斯鸠给出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严谨，也是能最有效防止国家被滥用的解决方案，即将国家权力拆分为能相互制约的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从人类的实践情况看，凡真正按此方案设计体制的国家，都能最大限度防止国家权力不被强人滥用，从而最大限度确保人民的自由不被剥夺。

这是本书对后世最大的贡献！众所周知，联邦制是麦迪逊等美国立宪者的独创，但《论法的精神》为联邦主义者提供了最初的灵感。一种政治理念相当快地落实到实际政治生活里，这是人类政治观念史上少有的成就。这是因为孟德斯鸠跟别的思想家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抽象观念的制造者，孟德斯鸠的整个学说富有极强的经验感。 

专制的国家原则是恐怖

作为中国的读者，阅读本书不仅不会感觉枯燥，甚至会有一种亲切感---相当多的人不知道，本书中多处涉及中国。

比如，孟德斯鸠在书中气愤地写下这段话：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也是最喜欢骗人的民族，因为中国的法律禁止暴力，但允许欺诈。”

事实上，中国历代朝廷都是禁止商业欺诈的（这当然不用说），而且还出台过一批法令来保护消费者权益，但问题是，虽然有相关法律，但是我们看不到有效的执行，如此，制假贩假当然大行其道。

今天很多人在探究中国的问题到底是出自人性、制度还是文化。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坏的”方面有两点是突出的，一是无信，一是贪欲：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

“如果贪利之心……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

孟德斯鸠所认为的中国民族性里的这些特点，正是两千多年专制政体高压下形成的畸形性格。不过，孟德斯鸠看法更深一层：

“绝对地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

正因如此，启蒙曾经、现在依然是中国最紧迫的任务。

孟德斯鸠在写作中，参阅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并与来自或到过中国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关于中国，他下了很深的功夫。比如他对中国历史的总体评价：

“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二十二个相连续朝代，也就是说，经历了二十二次一般性的革命--不算无数次特别的革命。最初的三个朝代历时最久，因为施政明智，而且版图也不象后代那么大。但大体上可以说，所有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

本书出版于1748年，时值清乾隆十三年，比中国著名的“窑洞对”早了将近200年，可见孟德斯鸠思想的历史穿透力！

孟德斯鸠更看到了这种情形下的历史结局。事实上，权力体制的专制性使统治集团成员最终都落得极悲惨的命运，案例史不绝书，李商隐慨叹唐明皇“如何四海为天子，不如卢家有莫愁”，许多皇帝在被杀戮之前的唯一心愿就是“不复生帝王家”，皇权专制在明代达到空前，而结果之一就是崇祯帝在亡国自杀之前，以亲手杀戮自己的儿女为这场惨祸添上了怵目惊心的一幕。

孟德斯鸠强调说：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政府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相当于清王朝所谓的康乾雍盛世。看起来地理上相隔遥远，其间却似乎有着血脉上的深刻关联。刘勰说“异则胡越，合则肝胆”，诚然。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他走出体制的脚步

以批判为终生价值取向的孟德斯鸠，其实本人的生活环境非常优越。

1689年（清康熙28年-乾隆20年），孟德斯鸠出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园，曾祖父受封贵族头衔，祖父凭靠购买得来的波尔多高等法院职位跻身“穿袍贵族”。孟德斯鸠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大学毕业后做律师。25岁担任波尔多法院顾问，两年后继承其祖父、伯父一直占据的波尔多法庭议长职务，并获男爵封号。32岁那年，孟德斯鸠出版了《波斯人信札》，这部诙谐的作品为他带来不错的声誉。

虽然如鱼得水地身处体制之内，孟德斯鸠却从没有停止过观察和反思。他对法院内的种种陋习从未停止批判。作为全权庭长，他签署过一些令时人不能理解的判决。比如，他签署过一项不得驱逐“麻疯病人”的法案，并因此受到比亚里茨地区居民的强烈抵制。他说：“我实在找不到司法应该对这些麻疯病人保持冷漠的理由，尽管同事们可能觉得我太过热心……我只是想要消除这些人被隔离和驱逐的状态。”

在孟德斯鸠的法官生涯中，最浓厚一笔莫过于1725年11月11日波尔多高等法院重新开庭时他发表的演说。这部名为《审判与执法应以公平为准绳》的演说对当时的司法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演说稿一印出，立即被抢购一空再付重印，此后年年如此，法庭开庭之日，门口中都卖这篇讲演稿。因为，和法庭上那位正在口若悬河者相比，他遥远的前辈显然更深刻，更引人入胜。

在这篇演说中，孟德斯鸠对律师、检察官和法官都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质疑。

他讽刺律师：

“法庭知道你们正直……而且令你们不光彩的诉状至今从未出现。”

他批评检察官的软弱贪腐：

“你们大概一生一世都要因为你们的职责而惊恐不安……一边向你们的当事人展示公正，一边却又使公正对他们总是可望而不可及。”

他甚至批判他自己所代表的法官们：

“法官们终日面对各种各样的诡计和突然袭击，于是真理和谬误使他们同样不敢轻易置信……法官的难处与其说在防备辩护人作伪，毋宁说在于对付那些他为之尽心竭力的人的诡计。”

最精彩的段落，莫过于他模仿当事人的语气，对法律人的批评：

“我们来到你们面前，而你们却让我们蒙受耻辱；你们看到了我们的伤口，却不想在我们的伤口上敷些油膏；当我们在离你们很远的地方受到侮辱时，你们愿意帮我们争得公道，但有人在你们眼皮底下给我们更大的侮辱时，你们却什么话都不说；你们，高踞法庭之上，我们把你们当作神明，但你们却一声不吭，就像泥塑木雕的神像。至少请告诉我们，谁能说你们不是那些攻击我们的恶徒的同伙？”

身为高等法院的核心人物，孟德斯鸠庭长在这一刻似乎回到了理性和启蒙的自己。在反思的同时，也坚定了他离开这一体制的决心。后来他果真做出了这件“不肖”之事，毅然出售了这个世袭的、能给他带来稳定而丰厚收入的庭长职务，不顾亲朋所劝。

无论是作为法律史学还是比较制度学，《论法的精神》都代表了后人难以超越的境界。对急功近利、随波逐流的当代中国人来说，孟德斯鸠的最大启示，在于几十年甘坐冷板凳，敢为天下人不敢为、不敢想之事。假如他像大小贵族那样好逸恶劳，或像我们今天的学术界这样投机跟风，《论法的精神》就不可能诞生。在本书的背后，隐藏着孟氏本人坚毅沉稳、持之以恒、矢志不渝的精神。

他说过：

“衡量一个人真正的品德，是看他在知道没有人发觉的时候做些什么。”

这岂不就是孔子后人子思所讲的“慎独”？

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

结语

历史长河到了新的阶段，人们都会有思想和精神上的迷茫，很多人都愿意从“我们应该走哪条路”、“我们应该怎样活”的角度出发去思考。但是，多数学者在讨论的时候，还是从基本的观念和立场出发，或者从单一的思想逻辑出发。换言之，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在观念上、价值上应该有怎样的取向？

这样一种想法并不成熟。真正的学者——我指的是孟德斯鸠——之于今天的意义在于，他不只关心普遍性、价值性、观念性的东西，还应该关心和理解、甚至深入研究我们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的变化。

他对探究这一切有着不知疲倦的兴趣。他说过：

“我从未知道有什么苦恼是不能为一小时的读书所排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