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激活2021体育大年的终极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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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冉峰

体育大生意记者

新冠肺炎疫情阴霾笼罩了整个鼠年，战胜疫情、全面控制新冠病毒传播、各行各业回归常态成为大多数人的牛年愿望。对于体育界来说，新冠肺炎已经导致原定2020年的体育大赛全面延期，2021年成为特殊的“体育大年”。业界当然不希望2021年的赛程再有扰攘。

然而，2020年底，疫情在全球范围越演越烈，多个国家更出现传染力更强的变种病毒。这说明此前主流防疫措施，例如注意个人防护、公共场所消毒、限制人群聚集、执行隔离政策等，虽然有助于控制疫情蔓延，但始终无法切断病毒传播链。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佩戴口罩出席活动

战胜疫情的希望，最终寄托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应用之上。当足够比例的人群具有新冠病毒抗体时，病毒传播渠道将被明显限制。人与人之间的常态化交流接触，不再像此前一样，成为病毒流行的最佳通道。

疫苗同样被体育界寄予厚望。不但未来体育赛事回归正常节奏、开放观众入场，需要以疫情有效控制为基础，甚至对于延期到今年的奥运会、欧洲杯等大赛来说，疫苗才是保证赛事得以安全可控举行的最大支持。

体育界不愿承担进一步停摆损失

对比一年前全球体育界全面停摆的时期，目前全球主流体育赛事仍在鏖战，有的甚至已有限度地开放观众入场。然而，现时疫情传播的剧烈程度，却远比体育界停摆时期要高。体育大生意制作了一个图表，试图说明这一问题。

时间方面，我们挑选了两个日子对比。一个是2020年3月24日，国际奥委会宣布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至2021年。对于体育界来说，这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撞停体育产业的标志性事件，代表了业界对疫情破坏力的巅峰程度的理解。另一个是2020年12月31日，这是给世人留下无数悲哀、不安、恐惧的2020的最后一天。

区域方面，我们选择了六个区域对比。“全球”代表全球的疫情形势；美国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英国是疫情最严重的欧洲国家，欧洲杯半决赛和决赛举办地；日本是奥运会举办地；澳大利亚是南半球国家，2020年底当地处于夏季，理论上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较低；中国是疫情控制最有效的大国。

2020年两个日期新冠肺炎疫情情况对比

体育大生意制图

从以上图表可见，新冠病毒在2020底、北半球国家处于冬天时爆发新一波疫情。当时新增确诊数和新增死亡数均远高于奥运会被宣布延期的时期。即使在疫情防控成效明显的中国，也出现局部反弹。而澳大利亚2020年底的数据较低，一定程度上再佐证了新冠病毒喜冷怕热的特性。

假如体育界对防控疫情的态度，与奥运宣布延期日时保持一致，2020年底体育界恐怕要重新停摆。但事实上，2020年底的疫情传播加剧之时，欧洲五大足球联赛、北美三大职业联盟（MLB尚未到开赛日）、全球各项主流职业赛事，基本上都在进行当中。

可见，全球体育界对疫情的态度，在2020年下半年出现较明显的变化。从“闻疫情色变”，到顶着疫情高峰期继续办赛，全球体育界的“暂停键”，似乎不能再被按下。

经济冲击是最大的考量。东京都政府称东京奥运会延期损失可达28亿美元，欧洲俱乐部协会（ECA）估算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赛事停摆损失40亿欧元，体育商业研究机构Team Marketing Report测算NFL在疫情期间限制观众入场的措施造成比赛日收入大跌28亿美元……惊人的损失额度，令商业价值再强的赛事，也难以承受再一次停摆或延期。多个赛事主办方宁愿顶住压力，也要坚持办赛。

2021超级碗在观众和“纸板观众”注视下开赛

除了赛事组织的坚持之外，多个国家也从政策上给予办赛便利。典型如2月初落幕的NFL“超级碗”，赛事不但获准举行，还允许2.2万名观众入场观战。比赛前一天（美国时间2月7日），赛事举办地坦帕湾所在的佛罗里达州新增7486宗确诊病例。

疫苗才是终极武器

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已连续四周、死亡病例已连续两周出现下降。尽管谭德塞将此归功于“似乎是由于各国正以更加严格地方式落实公共卫生措施”，但从过去一年的疫情传播来看，新冠病毒无孔不入，“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从全球范围来看也难以坚持执行。每隔一段时间，疫情反弹就会出现。

所有坚持在这一时期办赛的体育赛事，都必须考虑“安全可控”的问题。体育赛事的恢复曾被视为疫情过后全社会回归正常的标志，但在疫情持续爆发期，体育赛事的举行有变成“添乱”的风险。

正在举行中的澳网，尝试验证一种效果：疫情期间是否能可控举行有观众入场的大型体育赛事。主办方原本预估比赛期间会有39万人次观众进场。虽然该数字只是2020年赛事的一半，但至少帮助赛事得到一定程度的门票收入补充。假如赛事按计划落幕，澳网可被视为成功通过摸底考：在得当的措施支持下，体育赛事可以开放观众入场。这对于年中奥运会、欧洲杯两大赛事来说均属喜讯。

作为摸底考，澳网既有典型意义，又有有利条件。典型意义在于，赛事将接待来自包括疫区在内的多个国家的球员和工作人员，他们是防控措施的重点关注对象。有利条件在于，澳大利亚目前处于夏季，赛前当地每天新增感染数字控制在个位数范围内，相对于其他欧美国家来说堪称“太平”。

然而即使具备有利条件，澳网仍然出现疫情反弹风波。首先是指定隔离酒店内部出现感染案例，然后一名隔离酒店工作人员的朋友染疫，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大幅增加、多个市区地点被官方指定为高风险地区。澳网举办城市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最终宣布从2月13日起紧急封城五天，澳网也从当天起空场比赛。

封城令下澳网临时采取空场措施

假如封城五天后疫情未见受控、澳网维持空场状态到比赛结束，摸底考的结果可以说不太乐观。澳网的措施已经比较严格，以包机方式接载球员抵澳。如果所在航班有确诊案例，球员需要在酒店隔离14天，期间不能离开酒店。然而有如此措施，仍无法阻止墨尔本出现境外输入病例，并且蔓延到隔离酒店以外的区域。

相比澳网，奥运会面临更高的疫情防控压力。奥运会的挑战在于要接待比澳网更多的客人，单是参赛运动员就多达1.1万名。大量外来人士入境，奥运期间东京当地的输入性案例风险远超当下的墨尔本。

欧洲杯则是战线太长。2020年欧洲杯原定由欧洲11个国家的12座城市共同办赛。表面上看，现正举行的欧洲俱乐部赛事也有较多跨国旅行的情况，欧洲足球界已积累疫情下比赛旅行的防控经验，有助于欧洲杯维持跨国举行的计划。但是欧洲杯赛程集中，球队旅行密度更大，因通勤而带来的感染或传播风险也更高。1月27日，欧足联主席塞弗林声称坚持跨国办赛的计划，看来欧洲足球界还是要“向难度挑战”。

体育大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竞赛、裁判、媒体与传播、市场与商务、后勤、综合……总系统下有分系统，分系统下有子系统，如此层层往下。每一套子系统需要独立顺利运行，同时与其他子系统顺利匹配，赛事才能正常运作。系统层级和分支越多，出现局部运行问题的可能性越大。防疫控制也是同样原理，办赛环节越多，越可能留下病毒传播的途径。

单纯靠事无巨细的防疫规划来堵住病毒传播漏洞，存在明显的执行难度。而且系统工程庞大，有的漏洞可能难以被发现。当赛事规模越大、防疫风险越高时，采用有效工具大幅降低疫情感染概率，才是效率最高的防疫策略。疫苗就是这样一款“终极武器”。

为体育场消毒的工作人员

无论病毒隐藏在系统中哪个环节，它需要最终进入人体才会造成感染案例，而以疫苗有效率最低要超过50%才能获得认证来计算，当相关赛事人员全部接种疫苗后，至少有一半人即使接触过病毒存在的环境也不会感染。再配合严格的防疫措施，剩下一半有感染风险的人，真正染疫的机会也会大大降低。对于奥运会、欧洲杯这种庞大的赛事系统来说，疫苗在人体上设置最后一道抵挡病毒的关卡，对系统局部故障或漏洞的担心可大大降低。

长远来说，疫苗当然更是推动各行各业回归正常状态的关键。当接种疫苗后拥有病毒抗疫的人达到足够比例、人类的新冠病毒实现群体免疫时，数万观众现场欢呼、运动员与观众的直接互动的场景，都可以再现于体育赛场上。

大赛使用疫苗有三大阻滞

中国、美国、欧洲、日韩、印度等多个全球重要的经济体，都已经开始执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不过这距离体育界获得疫苗支持，还有一定距离，所以奥运会和欧洲杯是否能树立起疫苗挡箭牌，也是未知之数。

首先是疫苗供应优先级别的问题。疫苗上市早期，其供应量难免有限，接种疫苗的对象挑选也十分严格。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考虑优先为高风险群体接种疫苗，如医疗系统人士、老年人、物流人员、冷冻品管理人员等等。运动员暂时不在此列。

部分赛事方倒是考虑将运动员标榜为“示范性人物”，希望通过运动员接种疫苗的宣传，来增加民众对疫苗的信任度。例如，美国黑人可能因为整体居住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率比白人高。据波士顿大学研究，前者死亡率是后者1.5倍。但因为各种原因，不少美国黑人对接种疫苗持保留态度。NBA就希望，假如詹姆斯、杜兰特、哈登等球星接种疫苗的话，喜欢篮球的美国黑人群体会更愿意参与疫苗接种。

假如詹姆斯较早接种疫苗，

可能是为了降低公众对疫苗的不信任度

不过这种示范性标榜也存在争议。一种声音认为，这只是运动员获得“接种特权”的一种借口。美国医学伦理学家迈克尔·古斯马诺说：“（黑人群体）的一种反应可能是：看，如果你有特权，你就有疫苗。”

古斯马诺还提出另外两种可能出现在黑人群体中的想法：有人会说，黑色和棕色人种不能享有平等的治疗权，除非他们能为白人提供娱乐，白人就会给他们疫苗，好让他们继续帮白人赚到亿万财富。有人会说，他们在拿有色人种运动员做实验。

上述五花八门的伦理争议，本质上是疫苗产能不足的产物。当疫苗供应量增加时，运动员接种的争议会相对平息。不过即使疫苗产能提升，疫苗在体育赛事的使用还面临下一项挑战——有效性问题。

在新冠病毒疫苗之前，历史上开发效率最高的疫苗是20世纪60年代的腮腺炎疫苗，开发时间为四年。一般来说，一款有效的疫苗需要三个阶段临床试验的结果支持，才能获批上市，所以疫苗从研发到上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冠疫苗仅用了一年开发，虽然“破了纪录”，但存在“特事特办”的特点，例如一边进行临床试验、一边申请有条件上市。在试验时间有限、试验样本有限的情况下，新冠疫苗的实际效果尚需时日验证。

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

第三期临床试验中保护效力达79%

距离欧洲杯和奥运会开幕只有四五个月时间。只有这段时间内推广疫苗接种的地区疫情明显受控、且有合适的论证支持这与新冠病毒开始接种有关，才能给疫苗的有效性做比较好的背书。也只有有效性这个前提成立，利用疫苗降低大赛病毒传播风险才有立足之地。

确保疫苗有效性后，体育大赛要如愿运用疫苗武器，还有最后一道阻滞——赛事相关人士的态度问题。其中运动员作为体育赛事最主要的参与主体，对疫苗持有多种意见。前文提及美国黑人不信任疫苗，部分黑人运动员也有这种态度。上世纪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美国公共卫生部以“免费治疗”为名，利用黑人做医学实验，给美国黑人造成巨大心理创伤，也诱发了其不信任疫苗的思想。另外还有网坛名将德约科维奇也曾发表过“疫苗无用”之类的言论。

还有运动员顾虑接种疫苗可能造成的日程影响。受产能、物流、贮存等因素影响，接种疫苗并非随心所欲，而是需要预约，而且预约的计划随时可能改变。接种疫苗后，接种者可能会出现局部身体反应。对于运动员来说，计划的变化以及副作用呈现，都将影响其训练或保持状态。尤其对于奥运项目的运动员来说，四年一次的奥运会需要有针对性的备战。当中有一部分人不愿因为疫苗而影响备战计划、最终影响其在奥运舞台上完成梦想的机会。

运动员的种种疑问，对赛事方推动疫苗接种带来阻力。事实上，不少运动员对于现时赛事的必要防疫措施，已经心怀不满。澳网期间，有隔离运动员抱怨无法训练、拖累状态，极端如法国球手佩尔雷甚至批评主办方“无耻”。C罗则曾经在社交网络上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胡说八道”。这些声音难免为赛事方带来压力。假如赛事方要力推强制接种疫苗，一定会爆发更多争议。

C罗有关核酸检测的言论是错误示范

其实说到底，疫情爆发后，体育赛事已经进入一种被动的变革状态，这势必要求无论赛事方还是运动员，都要接受现实。上述一些所谓忧虑，其实还是忧虑者停留在疫情前的思维，未能真正适应变化。例如担心疫苗影响状态，那么假如全体参赛者接种疫苗，大家都有可能状态受影响，公平性其实不会太明显的变化。只要比赛能在更低风险状态下举行，所谓的“状态下降”，又有什么值得过于计较呢？

但愿疫苗确有奇效，成为激活推迟一年的“体育大年”的真正“强心针”。

注：本文所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