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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节减肥遇上冬奥免税,中国体育产业亟需肥胖税的反哺

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 20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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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企业赞助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宣布对符合相关规定的北京冬奥会赞助商免征增值税。这是相关部门继2008年北京夏奥会、2014年青奥会等国际大赛后又一次对体育产业特事特办推出税收优惠政策。特事特办虽好,但中国体育产业更需要稳定系统可持续的税赋支持政策。对于目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体育产业而言,各部委若真能长期系统地为体育产业量身打造一套税收扶持政策,无疑将能最大程度激发出各方社会资源投身体育产业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我国针对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比较零散、单一,而且这些政策往往都是针对个别大赛的临时性策略,缺乏可持续性,总体来看税收政策对于中国体育产业的扶持和激励作用不大。自2014年国发46号文颁布以来,体育产业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国家层面密集出台一些扶持体育产业的政策。比如国发46号文就曾从税费层面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比如将体育服务、用品制造等内容及其支撑技术纳入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对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体育企业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但这些政策因为需要各大部委甚至地方执行部门彼此协调,往往无法落实,最终多沦为一纸空文,徒留一声嗟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体育产业一方面确实需要继续为自己争取税收层面的长期扶持政策,另一方面也需要认清体育因为小众而缺乏社会广泛关注度和参与度这一现状,转而要多从体育的服务属性做文章,通过体育手段来服务社会民生工程,进而联合其它部委一起争取优惠政策。比如,国发46号文将全民健康上升为了国家战略,而《健康中国2030》进一步强化了全民健身的重要性,并从七大层面明确了体育在全民健康中的重要作用。而当前在健康方面覆盖受众范围最广的就是肥胖问题,尤其是春节期间肥胖更是成为全民话题。而体育无疑是破解肥胖问题的头号利器,体育总局完全可以联合国家健康卫生委员会等部委一起调研欧美国家倡导的“肥胖税”(Fat Tax)方案,而欧美肥胖税的税收所得往往会用于发展体育产业。从“肥胖税”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曲线救国、从税赋优惠层面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一剂良药。



每逢佳节胖三斤。春节假期归来,胖成为国人最关心的话题之一,而央视财经频道适时推出的话题节目《财经数据绘:为什么要减肥》也随之引发热议并登上热搜榜。该节目援引了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的数据:目前中国平均肥胖率达12%左右,肥胖总人数超越美国高居世界第一。具体到各个省份,北京肥胖率高达25.9%,位居全国之首;“二胖”河北肥胖率为22.2%,且女性肥胖率高于男性,“三胖”新疆肥胖率为21.5%,且高收入男性肥胖率最高。肥胖率排在前十的省份无一例外都是北方省市:北京、河北、新疆、天津、黑龙江、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辽宁。



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根据身体质量指数(BMI)来判断人们是否肥胖。BMI测算是用体重的公斤数字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即体重kg÷身高m2。通常认为,BMI数值大于等于25即为超重,大于等于30则为肥胖,BMI 在18 - 25 之间才属于正常体重。


中国目前有超过1.68亿人为肥胖人口,并且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肥胖人口增速迅猛,中国的肥胖率在过去30年里足足翻了一番,这种速度远超欧美同期增速。二是国人腹部肥胖显著,中国肥胖人群多以向心型肥胖(梨型身材)为主,不少人年纪轻轻就挺起了“将军肚”。



肥胖已被视为“全球头号传染病”,不仅严重破坏全球人类的健康,而且也增加了各国的财政负担,浪费大量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这种浪费已经达到了令各国政府财政难以承担的程度。比如美国每年与肥胖相关的医疗支出高达1470亿美元, 英国自2010年起每年都需要追加20亿英镑用于肥胖综合病症的治疗。在这种情况,政府不得不通过立法征税等强制性手段来干预和解决肥胖问题,于是“肥胖税”(Fat Tax)应运而生。而中国目前肥胖人口数量激增,或许也是时候效法欧美考虑增设肥胖税的问题了。



早在1942年,美国生理学家AJ卡尔森就在《纽约时报》撰文建议对高热量食品征收特别税,此后陆续有学者对这一倡议进行研究。最终,肥胖税的概念在2006年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正式提出。世界卫生组织经过调研认为,征收肥胖税是解决由肥胖滋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为此,世界卫生组织还专门给一些有志于尝试征收肥胖税的成员国提供了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方案。而需要指出的是,“肥胖税”征收的对象并非肥胖患者,而是那些导致肥胖的“垃圾食品”。并且,世界卫生组织曾倡议,征税所得不能只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而要用于改善国民健康的健康膳食计划和体育健身计划。多说一句,世界卫生组织为呼吁各国重视肥胖问题,专门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鼓励下,欧美各国都开始认真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肥胖税”征收计划,丹麦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2011年,丹麦通过全国立法宣布,自2011年10月1日起,开始向富含饱和脂肪的食品征收肥胖税。所有饱和脂肪含量超过2.3%的食品,每公斤都必须缴纳16丹麦克朗(约合18.6元人民币),这迫使250克一包的黄油涨价了14.1%,连橄榄油的价格也上涨了7.1%。丹麦不仅是最早对使用饱和脂肪的食品征收肥胖税的国家,而且也是欧洲最早对碳酸饮料单独征税的国家之一,此外,丹麦对糖果已经征收了超过90年的特别附加税。而在德国、匈牙利、芬兰等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税种。


丹麦的肥胖税经过接近两年的试验,征收所得的肥胖税超过了2.16亿美金,这些税款主要用于青少年校园体育设施的修建和全民健身赛事的举办。并且,有数据显示,在肥胖税实施后,丹麦儿童的肥胖率出现了六十年来的首次下降。但因为丹麦民众认为该税种直接导致他们获取食物的成本增加,部分公民越境走私外国食品而滋生了新的社会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基层民众因为高热量食物价格上涨而不得不购买一些质量更加低劣的替代品,所以丹麦在实行肥胖税一年多之后就宣告废止。但丹麦仍在利用税收手段严格管控碳酸饮料和糖果,而相关收入主要用于开展青少年体育运动。



差不多与此同时,2010年8月,英国和爱尔兰也明确提出计划要对高脂肪食品开征特别税。时任英国首相的大卫-卡梅伦曾宣布,他的政府很可能会引入肥税作为解决英国肥胖问题的一部分。此后在2016年3月,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奥斯本宣布,英国计划主要针对含糖饮料征税,也包括一些口味过咸、太甜和过于油腻的高热量食物,这一税种也因此被媒体称为“脂肪税”。



奥斯本预计,脂肪税开征第一年,英国政府将增加多达7.36亿美元的税款,这一税收将用于支持学校开展更多的体育运动。罗马尼亚政府也曾论证通过向垃圾食品征收“肥胖税”以减少国内肥胖人口的可行性。具体征收肥胖税的对象是快餐食品、软性饮料和糖果,所得税款将用于支持国家卫生计划和体育健身设施的修建。



此外,英国保险公司曾专门针对肥胖顾客征收额外的保费。自2008年2月起,英国多家人寿保险公司决定对体形过于肥胖的投保人提升投保额度, 他们认为,肥胖人群患病率远高于一般民众, 当肥胖者投保后, 保险公司将承担更大的风险。在2009年4月,欧洲最大廉价航空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则提出,要向过于肥胖的乘客征收“肥胖税”,大约为正常机票的1/3额度。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也曾推出规定,体型“超出邻座界限”的肥胖乘客需要购买两张机票。

加拿大针对青少年肥胖问题推出了青少年健身退税方案,用以激励家长帮助18岁以下的子女控制体重。在这一政策下,父母可为子女报名参加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指定的体育运动项目,从而享受在每年申报个人所得税直降500元的额度。该措施鼓励10岁以下的孩子每天至少坚持30分钟的运动,10岁以上的孩子坚持60分钟的运动。



美国的 阿拉巴马州、 阿肯色州、 肯塔基州等 12 个州在2010年前后都曾有议员要求设立肥胖税,但与此同时,雀巢(Nestlé)、卡夫(Kraft)、纳贝斯克(Nabisco)、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宝洁(Procter & Gamble)、可口可乐(Coca-Cola)、玛氏(Mars)等一批顶级快消零食业巨头也纷纷斥巨资来进行政府游说以干预政策制订,同时还与权威科学家合作发表相关研究报告来引导公众舆论。在这方面,最擅长此道的就是可口可乐,在美国,可口可乐曾发起组建了非营利组织全球能量平衡网(Global Energy Balance Network),此外,在全球化过程中,可口可乐等公司还资助了一个名为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International Life Sciences Institute,简称ILSI)的国际非营利性食品组织,该组织深入亚洲多个国家来试图影响官员制订食品政策。



尽管美国零食巨头们能量惊人,并且能够利用一些科研机构来精准地左右各国政府在高热量食品方面的征税政策,但2016年,美国第五大城市费城还是决定开始征收汽水税,这些税收半数以上将用于资助当地学校体育运动的发展。而在这之前,费城已经禁止在学校区域贩卖含糖饮料以谋求减轻儿童的肥胖问题。据统计,费城目前有超过68%的成年人和41%的儿童存在肥胖问题。


在亚洲,第一个征收肥胖税的是印度的旅游热点地区喀拉拉邦。该邦在2016年宣布对快餐馆及食品零售连锁巨头销售的汉堡包、比萨饼、炸玉米饼、甜甜圈、三明治和意大利面食等快餐食品征收高达14.5%的“肥胖税”。此外,日本曾在2008年推出强制的腰围测量规定,凡40-75岁的在职男女均要接受年度腰围测量,男子腰围不得超过85厘米,女子不得超过90厘米,超标者不仅要接受强制的健康教育课程,而且雇主还要被政府罚款。



纵观目前各国尝试推行的肥胖税现状可谓是喜忧参半。一方面,通过强制税后可以促进公民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行使政府对公民健康权的维护义务,同时,还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减轻政府社会医疗保障的负担,提高政府对于体育产业的扶持力度。但另一方面,那些仍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基层民众往往对此非常反感,认为征收肥胖税涉嫌对部分企业和公众的歧视,政府这些保姆性措施会引起基层民众和一些企业的嘲讽和抗议。



自2017年以来,中国已经跃居成为全球第一大肥胖人口国家,而且我国近年来的肥胖率增长速度惊人。肥胖综合病症的频发不仅会让加大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危及国家的公共安全。因此, 肥胖问题早已不只是个人健康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强制干涉。在全民亟需对抗肥胖问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在坚持全民健身战略的同时也应考虑早日设立肥胖税。更重要的是,这种新型税收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效仿欧美国家主要用于反哺中国的体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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