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翻译中的一些往事

　　《中国文学》英文杂志1951年10月创刊。该杂志1950年由对外文联局局长、著名作家洪深倡议，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支持，叶君健负责筹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份面向西方读者，翻译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国家级大型对外文学刊物，是当时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的主要窗口。

　　叶君健，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1914年12月生于湖北红安。时任《中国文学》英文杂志副主编，实际上做着主编工作，中英文均由其审定。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丹麦文等多种语言和世界语。其精心翻译、编注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中译本，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好的译本”之一，曾荣获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颁发的“丹麦国旗勋章”。

▲叶君健

　　1957年1月25日，臧克家主编的《诗刊》创刊号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沁园春·长沙》等18首旧体诗词（按《诗刊》创刊号刊登顺序，其他17首分别为：《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清平乐·会昌》、《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七律·赠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当时寒风中的北京街头，曾出现人们排队争相购买的场景，人们阅读着、传颂着，一时间形成学习毛泽东诗词的热潮。

　　作为《中国文学》（英文版）的负责人，叶君健主动提出将这18首诗词翻译成英文并尽快在《中国文学》上发表，为此而奔走组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极其困难的处境中，仍一如既往，持续开展随后的《毛泽东诗词》英文翻译工作。

▲《中国文学》英文版

　　在《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一段回忆》一文中，叶君健写道：当时我们曾与“毛选翻译委员会”联系过，希望他们能给我们提供译文。他们认为这是文学作品，不在他们工作计划之内，未能提供。我们只有自己设法来完成翻译的任务。在这方面外文出版社英文组的负责人于宝榘曾协同作出过很大的努力，因为外文出版社也要出毛诗词英译的单行本。这18首诗词的英译文终于在1958年完成，在《中国文学》（英文版）第3期发表。同年9月，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英译单行本，是在《中国文学》（英文版）发表18首外，增加了《蝶恋花·答李淑一》（此为英籍专家戴乃迭女士翻译）。该单行本1959年3月曾再版。

　　《毛泽东诗词十九首》英译本发表后，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文艺报》1960年第22期以首篇的地位发表评论毛诗词英译的文章。文章从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悬挂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谈起，认为该词中“秦皇岛外打鱼船”句的标点原是句号，表示该句的意思到此完结。但英译本中该标点却为逗点，与下面的“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连成一气。文章说这是误译，建议重新修订译文，甚至重译。这篇文章自然引起译者的注意。后经研究，认为此意见可商榷，因为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句号仅代表节奏和音韵的一顿，并不一定表示意思的终结。

　　叶君健后来了解到，署名“酒泉”的作者，即为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的笔名。得知像袁水拍这样的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如此关心毛诗词英译工作，叶君健自然很高兴，因为他感到其本人对毛诗词的解释一直没有把握，现在有袁水拍来关注，许多难点会比较容易解决。叶君健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拟请袁水拍主管毛泽东诗词翻译定稿工作（主要是诗文的阐释）。经报上级批准，并商袁水拍同意，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由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钱锺书和叶君健（兼作小组一切事务性的组织和联系工作）为组员，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全部毛诗词，最后出单行本。作为组长的袁水拍对原作的解释具有最后的发言权，但乔冠华对原作的解释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钱锺书、叶君健主要是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

　　1958年，《诗刊》10月号发表毛泽东称赞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所作的《送瘟神二首》，10月3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后收入《毛主席诗词》时改题为《七律二首·送瘟神》。叶君健马上将这两首诗译成英文，连同《蝶恋花·答李淑一》一并在《中国文学》（英文版）1960年元月号发表。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送瘟神二首》。

　　1962年，《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毛泽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等6首词。新成立不久的英译本定稿小组随即完成这6首词的翻译，并在《中国文学》（英文版）1963年元月号发表。

　　1964年1月1日，《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该书共收入毛泽东诗词37首，其中10首诗词为第一次公开发表，即：《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因作者对已发表过的27首诗词，作了个别字句的修订），并翻译新发表的10首诗词，小组又增加了赵朴初，还请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译文的润色工作。1965年夏天初步完成这10首诗词的翻译工作。袁水拍通过中宣部将新译文及过去的旧译文一并发往国内的几个主要省市宣传部转各有关大学的英语教授征求意见。小组根据反馈回来的意见，对这10首诗词最后作出英译定稿，在《中国文学》（英文版）1966年5月号上发表。本来小组也要即将着手修订旧译，但不久开始“文化大革命”，袁水拍接受审查，钱锺书“靠边站”，乔冠华联系不上，接着叶君健也被“专政”。整个工作无奈停顿下来。

　　1974年秋天，袁水拍、叶君健可以自由行动后，见面所谈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最后完成毛诗词全部译文的定稿工作。袁水拍看了一下叶君健在“靠边站”前夕整理出来的译文，说剩下的问题不多，可以去会同钱锺书和苏尔·艾德勒作出初步的译文定稿。

　　1974年1月，钱锺书因哮喘引发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医生说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这年5月，他们从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小红楼迁入中国科学院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他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钱锺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

▲钱锺书

　　钱锺书，当代中国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作家。1910年11月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及西班牙文。归国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后相继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第七、第八届常务委员。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写道：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锺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这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水拍说：“钱锺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对方表示：钱锺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锺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叠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条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叠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锺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锺书旁边的椅上……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

　　毛诗词原作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字里行间隐含的政治含义颇深。这也是令译者不时感到困惑的地方。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作统一的注解。郭沫若曾经问毛泽东：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解释吧。

　　不过，1964年1月，《毛主席诗词》37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后，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的外国专家，在对专家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毛泽东说：你们几位做了很好的工作，不只是在文字翻译上帮了忙，在内容上也帮了忙。时隔仅10天，1月27日，应毛诗词英译者的请求，毛泽东专门就自己诗词中一些理解上有分歧的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共有32处，涉及22首诗词，2000余字。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回复袁水拍提出的有关诗词问题，充分表明毛泽东本人对诗词翻译工作的重视程度。

　　叶君健在文章中说，我们这几个翻译和译文定稿人当然也是读者，既要正确理解原作字句本身的意义，又要正确阐释其中的政治内涵。他认为袁水拍、乔冠华的素养高，见识广，所以当他感到对原作的体会与他们解释不一致时，在处理译文时总是以他们的看法为准——这也算是小组的一种组织原则吧。但他们的理解——特别是袁水拍——有时也不免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比如《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句，原出于《论语》，对此我们自然得加注释。叶君健根据旧译的注释用英文起草了一个关于孔子及此句原意的简单脚注。袁水拍在当时“批孔”的气氛下，作了如下修改和引伸：“孔丘，春秋时代政治上的顽固分子，反动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由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哀叹过去的一切像流水似地一去不复返。”这样一解释，“逝者如斯夫！”的调子就很低沉了。这显然与原作的意境不尽符合。

　　叶君健心里很不踏实，1975年在长沙访问毛泽东的老朋友周世钊时，专门就此句向他求教。周世钊说：原文“逝者如斯夫”后面还有“不舍昼夜”句，这是“川流不息”的意思，并非“批孔”，也毫无消极的含义，而是号召人们要不断努力，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因为紧接着的下阕是“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这个理解很重要，使叶君健意识到注释里面也有很大的政治，与原作的内容具有极为紧密的有机联系。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诗词的注释，是译文定稿过程中极其复杂、 细致且敏感的工作。

　　定稿小组成员深知，这个译本出去后，由于是在北京出版，一定会被国外人士当作是“官方定本”。注释自然也代表了这个“定本”的“官方”意见。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首次访华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祝酒词中引用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句的译文，就是引自定稿小组的译本，尽管美国当时已经出版了自己的毛诗词译本。有鉴于此，乔冠华最后建议，除毛泽东自己的注释外，其他人所作的注解一律撤销。所以最后出版的毛诗词译本，没有译者的注释。也许这是美中不足，但当时的考虑是慎重的。

　　翻译诗词，尤其是中国的旧体诗词，需要深厚的中、外文功底和文学造诣。首先得读懂原诗词，它的历史背景怎样，艺术表现如何，对某些字句的不同解释如何处理……真是难关重重。更何况这是毛泽东的诗词，真是责任重大，意义非同寻常。

　　臧克家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及，叶君健那段时间常常来到他家，就着一杯清茶与父亲促膝而坐，切磋、商讨遇到的一些问题。父亲也曾介绍叶君健访问过多年跟随毛泽东并喜爱诗词的郭化若将军。

　　叶君健曾对臧克家说过：由于外国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史实，特别是诗词中的文学语言缺乏深入的了解和修养，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闹出不少笑话。比如，将“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杨”“柳”，译成“杨树”“柳树”；将“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理解为“唐宗宋祖，文化修养不是太高，未能充分欣赏《国风》和《离骚》”；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的“风流人物”，理解为“风流倜傥”，即花花公子；将“黄洋界上炮声隆”中的“黄洋界”这一地名变成风景的描写，解释为“在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等等。

　　因此，对于毛诗词的理解，除了广泛听取有关专家学者和英语界人士的意见外，小组成员本身对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也都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斟酌，包括协助润色英语的专家苏尔·艾德勒。他不谙中文，正因为如此，作为毛诗词的第一个英语读者，对译文在英语中所产生的“诗”的效果特别敏感。他从英语“诗”的角度提出的意见，常成为小组讨论的中心。

▲毛泽东接见苏尔·艾德勒

　　五人小组的要求是：译文既要“信”，包括意义、意境和政治的“信”，又要“雅”，也就是具有相当高水平的“诗”，而且是现代的“诗”，不是古色古香的“诗”（因为原作所表达的是生气勃勃的现代生活和思想），虽然原作所采用的形式是中国的古典诗词。所幸小组中有赵朴初那样著名的诗人和钱锺书那样有修养的诗评家，这样，最后译文的“风格”，还基本上能达到一致认可的程度。

　　叶君健认为，国外有些汉学家，可能由于对我们的译文持有“官方定本”的主见，往往忽略了我们在“信”“雅”方面所作的努力，而喜欢表现自己，显示出他们对原作具有“独立见解”，而推出自己的译文，不理睬我们的解释。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讲，这种“百花齐放”的做法自然值得提倡和鼓励。但具有数千年历史和传统的汉文却是陷阱重重，稍一疏忽就会“失误”，或出现偏差。

　　这种现象说明另一个问题，即翻译困难，从中文翻译则更难，特别是具有深厚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中文，反之，不具有这种传统和特色的中文，恐怕也很难说是“文学语言”的中文，因而也不值得花那么大的气力去翻译。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确也应该“面向世界”。但把中文的“文学语言”转化成外文的“文学语言”，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钱锺书是唯一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毛泽东诗词》英译的文学家、学者。英译《毛泽东选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次重要的译事活动，因其特殊的政治性质和当时的保密制度，至今仍显得神秘莫测。钱锺书是参加时间最长、用力最勤、且最受倚重的译者之一，但他的具体工作情况亦不为外人所知。

　　王水照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中写道：

　　钱先生平日健谈无饰，对此事却三缄其口。只是有次听他发感慨道：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用他在《林纾的翻译》中的表述，是“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溜过去，没有一处困难躲闪得了”。当时听他这番议论，我立刻联想到其中恐有他参加《毛选》英译的甘苦体会在内。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钱锺书参加英译毛泽东诗词的甘苦体会呢。

　　1976年4月29日，《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据新华社电讯：毛泽东的39首（1976年《诗刊》1月复刊号发表毛泽东1965年所作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气魄雄伟的诗篇，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包括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波澜壮阔、天地翻覆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具有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意义和巨大的革命鼓舞作用，不仅为中国人民所热爱和传诵，也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群众所爱好和推崇。英译本的出版将会满足国外读者多年来的期望和需要。

▲《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外文出版社1976年版。

　　的确，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时曾向我外交部陪同人员表示想要一本英文版《毛泽东诗词》，但当时却找不出一本像样的《毛泽东诗词》送给他。1974年，中方接到消息，已辞去美国总统职务的尼克松拟再度访华。为满足尼克松当年未遂的心愿，几乎与毛诗词基本定稿的同时，外文出版社即开始着手《毛泽东诗词》39首英文版的装帧设计和印制出版工作。1976年2月，《毛泽东诗词》英译文送审稿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后，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决定先突击印装出版小八开特种精装甲种本两册，封面设计为紫红丝绸烫金字，书脊也是烫金字。目录前，是毛泽东在庐山的照片，并印有其亲笔签名；此外还附有用宣纸精印的毛泽东手迹：《忆秦娥·娄山关》词。3月2日，分别呈送毛泽东和尼克松各一册。

　　《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从1958年的19首版到1976年的39首版，历经近20年。此后《毛泽东诗词》又先后出版过18个语种版（仅日文版为42首），这无疑体现了全世界人民对毛泽东的敬爱和对毛泽东诗词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