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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12月2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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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老古。 近段时间，国内疫情再一次成为民众关心的话题。从3月12日以来，连续一周多，全国每日新增病例数突破千人。3月22日更是单日新增病例近5000人。 2020年疫情刚刚发展时，中国政府决定大规模采取隔离手段，这个决策并不容易做，但正好彼时处于春节期间，大部分的生产本来就处于停止状态。因此那一次的隔离手段，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不是很大。 除了湖北区域，余下的地方，应该受到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但此轮疫情就不一样了，这一次是自2020年初疫情后全国最大规模的疫情了，疫情涉及的省份已达到28个，数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不得不按下暂停键。 如何在严控疫情的同时又能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成为了横在当下最难解决的问题。 舆论反馈的变化
在此轮疫情中，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之前的封控手段，社交媒体上加油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很有默契地配合着防疫举措；但到了这一轮疫情，却有不少人在加油的同时，开始担心工作和生活，因为影响实在太大了。
背负着房贷、教育和赡养压力的普通劳动者，在封闭之下的痛苦指数与日俱增。
中国庞大的产业链往往以产业聚集的方式进行分布，一个地方往往聚集了一个行业中大部分中的某一生产环节，比如东莞大朗，就是全球毛线的生产中心。 相对于2020年春节时的防控手段，这一轮采取的封闭手段，对经济的影响是链条式的，上下游都会因为某一个环节的中止，全面受损。 也就是说，疫情影响的并非只是单一地方的经济，而是对某个产业链所涉及到的所有地区都会产生影响。 越是远离产业链的地区，对隔离和封闭就越不敏感，因为他们感受的痛苦有限。 相反，越是大城市，越是与外界产业协作紧密的地方，那人们对于隔离和封闭的痛苦感就越强。 另一方面，中国一共有2600个县，疫情发生三年来，绝大部分县城没有被封闭过，痛苦指数是很低的。 那这些地区的民众就会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加强管控的意见，因为他们与大城市里的产业链关系不是那么的直接，这些产业链受损，对他们的影响是间接的。 一般而言，人们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就是这样的，当自己的生活与某一手段的关系逻辑关系越直接，越清晰时，人们就越敏感，相反，则更加迟钝。 正是因为看到了上述变化，政府的防疫政策也开始了一定的调整，不但强调严控，同时还强调如何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不是只有一个新冠
我们在统计疫情时，往往只使用一个名词，那就是新冠肺炎或是新冠病毒。 然而事实上，病毒已经演化过多轮，从原始毒株到贝塔、到德尔塔，到奥密克戎，主要流行的病毒，已经至少经历了四轮演化。 而每一种病毒的传染率和致死率都不尽相同，甚至症状都不尽相同。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是不同的传染病。 比如，当下在中国流行的奥密克戎病毒，绝大部分感染者只有上呼吸道感染，那这时，他是不是还叫新冠肺炎，就值得商榷了。 我们当然要肯定中国政府的防疫举措，通过隔离手段，中国完美地阻挡了新冠原始毒株和德尔塔的侵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因为原始毒株和德尔塔的致死率都非常高，全世界各国的数据告诉我们，如若没有这些隔离手段，那中国肯定会出现医疗挤兑和人道灾难。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面对新的病毒。 不少人主张严控，他们的理由是，美国已经死亡一百万人了，如果中国也放松，那按人口比例，中国应该会死亡几百万人。 客观地说，当下世界各国政府提供的各种数据，都不是很准确的数据，这些数据会带来不少误导。 中国卫生部门刚刚宣布，这一轮疫情出现两名死亡病例，但经核查，这两例病例的死亡原因都是因为其他基础疾病。 这很容易理解，一些岁数已高且有多种疾病的老年人，一场感冒也能要导致过世，但我们不能理解为这是感冒导致的死亡。
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24日，中国大陆确诊病例增加了52192例，而由于感染新冠后死亡的病例仅有四例，除去这两例，只有2例。病死率为0.0038%，不足万分之一。 这个数据还排除了无症状感染者，如果计入无症状感染者，那病死率应会更低一个数量级。 中国的专家有时间和条件对极少数死亡病例进行研究，以判断具体的死因是什么。 但在那些大规模暴发疫情的国家和地区，是根本不会去进行分辨的，因为死的人数量多，医疗资源很紧张，不可能针对每一个死亡病例进行分析。 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死亡病例数量这个数据一定程度存在高估的情况。 我们设想一下，以奥密克戎这种高传染性的疾病，在某一地区大规模流行，这一地区往年一天会死亡一百人，那出现在官方的感染死亡数与其他疾病死亡者会不会产生数据重叠？当然会。有可能会出现的数据就是当天一共死亡一百二十人，但有八十人感染了新冠。 那这八十人都是因为新冠致死的吗？很明显，传染率越高的疾病，越容易出现大量的数据重叠。
同时，还会出现感染数低估的情况。 全世界只有中国在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在此轮疫情中，无症状感染者占比有时甚至远超确诊者，而在没有采取这种手段的国家和地区，就意味着感染人数这个数据也是非常不准确的。 比如香港的疫情，官方数据是感染超过了一百万，而香港政府高级顾问称，实际感染的人数应该在250万人左右。原本计划进行的全民核酸，也在这种情况下取消了，因为感染面太大了，全民核酸意义有限。 如果上述两个数据都是不准确的，那就会对人们的判断就会产生误导。 当然，我也不同意，简单地就认定奥密克戎伤害和流感一致，因为它的传染性足够高，是史上传染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 要做到准确分析其实不容易，因为还需要对比过往的死亡人口，才能分析出边际上病毒产生的致死率到底是多少。这个数据论证工作，眼下中国的专家做的并不多。 正是因为数据统计和分析上的不精准，关于奥密克戎的认识和应对举措，大家线上线下的分歧和争论流于形式，无法达成共识。 传染病的社会承受力，与经济强相关 一个地方要如何面对传染病，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的，因为这与经济高度相关。 我们假设一个未来，经济更加繁荣后的一百年，如果出现了一种对老年人风险很高的传染病，有可能会采取更加严格的手段，因为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储蓄，可以接受为了老年人的安全，短时内停止生产的现状。 人的行动是主观的，价值排序是会出现变化的。 就如同我们买车，当你收入越高时，你越倾向于购买安全指数更高的产品，你愿意付费在安全上，而当你收入很低时，那骑摩托车出行，也是一个无奈且当下最优的选择。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时的人们难道不知道隔离才能降低风险吗？当然是知道的，但1918年的世界的繁荣指数是远低于当下的，人们除了防止被感染外，还有更重要的需求，那就是防止被饿死。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不工作就得饿死，哪怕在西班牙大流感死亡率高达10%的最高峰，依然不能阻止人们出去工作。 因为人们总是在风险和收益中做抉择。 印度也有大批的贫民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储蓄，无法接受被隔离的生活，因为隔离意味着收入停掉，生活无以为继。 即便是在欧美社会，之所以无法实现像中国这样的隔离，也是因为有大量的人口是根本不储蓄的，月光族是欧美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状态。 中国社会之所以能承受一定的隔离手段，是因为中国人的储蓄率远高于欧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远高于印度，这个时候，中国人才有得选，才可以将隔离作为一种手段。 应对传染病，能进行大规模的隔离，是一种奢侈，意味着有选择。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无法进行隔离，并不仅仅是观念的不同，而是经济上不支持。
如若不出门明天就没饭吃了，你怎么可能隔离几百上千万人呢？这是不可能的。 但如若中国社会也成为欧美这样的人人月光，就不可能有得选的，只能与病毒共存。美国这种仅仅要求减少社会活动的防疫举措，就得印天量的钱来发给低收入者，否则就会出现另一种人道主义危机。 有得选，是中国这几十年来市场经济的成就，中国还没有走向欧美那种高税收、高福利模式。在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下，收入的大半上交政府了，个人的储蓄就非常少或几乎没有，是不可能实施这种隔离手段的。 同样的道理，当过一段时间就来一个隔离手段时，这会导致社会中的很多人储蓄耗空，生活无以为继，那这时让他们再接受严格的隔离手段就比较难了。 不少小老板生活的积蓄投入生产经营，持续数年的疫情，反复的关停也会导致他们储蓄耗尽，退出市场，而他们雇佣的员工也会减少收入。 我们甚至不敢想象 ，要是几个月搞一回，会发生什么？还能撑的下去吗？真到撑不下去那一天，任何手段都是会失效的。 越看越多的中国人，不再谈冠色变 中国人，并不是特殊人群，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不能想象，除中国外，所有国家的人都是不怕死的，只有中国人害怕，这是荒谬的。 人们总是向死而生，这个死，是一个概率上的计算。 每一天，都会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事件，但人们并不会因为会出现这种事件，我们就不出门了。我们会进行概率上的计算，如果风险概率不高，那人们根本不会把他当回事。 这种概率上的计算，往往是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比值决定的。 国外新冠大流行，你依然可以看到中国机场里排队出国留学的孩子们，是他们的父母根本不管儿女的死活吗？当然不是，是留学带来的收益与年轻人低致死率的风险比值的判断结果。 如果只是旅游，人们就会放弃出行了，因为收益与风险的比值计算的结果是不划算。 韩国一天新增二三十万例，死亡人数约200-300人左右，这个数据高不高，其实要理解起来比较复杂 。如前所述，我们需要更加精确地判断数据，要从边际上判断病毒带来的危害，而不仅仅是拿着这两个数据进行简单计算。 如果死亡率是万分之一，即便是眼下支持严控的人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没有人会认为，只要有一个人会死，那就应该在全社会搞这种严格的隔离手段。 同时，所有支持与病毒共存的朋友在面对死亡率是10%的传染病时，也会支持严控。这么高的死亡率，只要有条件严控，那就应该严控。 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病死率多少是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是需要专家给出来的，这个指标既要以我们过往面对的各种传染病作为依据，同时还需要考虑传染病带来的次生灾难，比如医疗挤兑等等。 但更重要的是，普通平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如若承受不了隔离了，那再多的专家分析，也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封控后，对病毒后果的心理承受力在一步一步增大，人们不再变冠色变了，这一轮有数万人感染了病毒，绝大多数人很快就恢复了，他们的亲身体验会让更多的人减少恐惧感。 中国社会未来如何面对病毒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史上传染性最强的病毒，读国内疫情报告你能发现不少一人传染数十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封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我也同意张文宏医生的判断，这是一个“倒春寒”，他的意思并非是病毒会消失，而是说病毒的危害越来越低了。 不管是新冠救治方案的调整，还是深圳东莞等地的防疫手段放松，都代表着中国社会需要在代价和收益上进行更加精细的计算。 不管怎么说，相对于全世界来说，中国抗疫已经赢了，已经躲过了伤害最大的病毒，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民众的生命健康，同时还保持了经济相当正常的发展。 但是，这一场战役，如果最后以严重伤害经济收场，那会给这一场胜利蒙上些许阴影。 往期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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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功夫财经 Author 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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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严控疫情的同时又能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成为横在当下最难解决的问题。
人的行动是主观的，价值排序是会出现变化的。1918年世界繁荣指数是远低于当下的，人们除了防止被感染外，还有更重要的需要，那就是防止被饿死。我们当然要肯定中国政府的防疫政策，通过隔离手段，中国区完美地阻挡了新冠原始毒株和德尔塔的侵袭，这都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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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计算方法是将几种病毒的后果和灾难混在一起来谈，这对当下的中国防疫，显然参考意义有限，这种主张是毫无科学素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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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护一个地方的老年人成为价值排序第一的事情时，那经济发展就会成为排序靠后的事，人们会接受更少的经济活动，以换来更多老年人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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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密克戎之所以导致全球开放，低病死率确实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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