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很多最珍贵的文化往往是最不实用、最不合时宜的，因此也是最不安全、最易碎的。它们能在兵荒马乱中保存下来，都是因为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这样的守护者。

在当代华文世界，让人感动的一个范例，就足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对于昆曲的守护。

——余秋雨

一、寂寞艰辛

在烟尘滚滚的现代忙碌中，文化常常被挤在一边。有时大家想起它来，往往也是为了利用、搭台和包装，而不是想用文化的大构架来重塑社会。

这对文化人来说，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文化人能做的，至多是在面对一切社会实务时固守文化品位。至于这种固守能不能被肯定、被赞赏、被弘扬，那就顾不上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艰难的固守。有一些远离当代时空的脆薄文化，极为精致却又极易湮灭，只能靠几个文化人敏感的心、纤弱的手来小心翼翼地守护了。不仅守护，而且还要掸去灰尘、擦拭污渍、揩掉霉斑。寂寞，艰辛，但心里知道，繁忙的世人不会在乎这一切，只能靠我们。如果很多人终于明白了珍贵之所在，也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我们在高兴之余还怕碰坏了呢，因此更要紧紧地站在一边，不敢离开半步。

人类历史上，很多最珍贵的文化往往是最不实用、最不合时宜的，因此也是最不安全、最易碎的。它们能在兵荒马乱中保存下来，都是因为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这样的守护者。

在当代华文世界，让人感动的一个范例，就足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对于昆曲的守护。

二、传承憬悟

多年来，我每次见到白先勇先生，都会听到他谈昆曲。尤其这两年，我不管是盛夏还是寒冬去苏州，都会看到他在苏州市昆剧院打造昆曲《牡丹亭》。每次去香港，又都能看到街头贴着的他向香港市民讲述昆曲的海报。这位大作家似乎是下决心拼将晚年全然投入对昆曲的弘扬了。一腔赤诚，万里脚印，感人至深。

他在苏州打造昆曲其实十分艰难。现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戏曲剧团如果没有特殊的行政安排，要排演一台受观众欢迎的戏都十分困难，更何况他这么一个对大陆的行政架构和文化体制都非常陌生的外来人。但他最知道昆曲的稀世价值，更知道苏州是昆曲的诞生地，因此非要在这座古城创造一个理想化的奇迹不可。

他相信古老的昆曲在本质上是青春的艺术，因此一定要让最年轻俊丽的演员来担纲主演。他选中了沈丰英和俞玖林两位，他们在眉眼神情上都能传达出没有时代界限的江南春色，而且是真正的春色而不是秋天对春天的回忆。但是，如何让他们稚嫩的生命完满地传承昆曲艺术的最高技艺呢？他凭着自己对当今昆曲世界的充分理解，到南京找来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张继青女士，又越出省界到浙江找到了另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汪世瑜先生，动之以情，百般邀请，使两位已经不收学生的老一辈艺术家来到苏州，住下来，收了徒弟。白先生要两位年轻演员遵照剧坛祖例对师傅行跪拜礼，这在中国大陆早已是一件稀罕事，似乎成了新的一代对于传统文化重表虔诚的象征。然后就开始了，“魔鬼训练营”一般的紧张教学，并请浙江来的汪世瑜先生出任总导演。在中国大陆，各地艺术家归属不同的行政区划，虽然偶尔也会有一些合作，却很难在师徒传承、绝技授受等深度层面上接通血脉，但居然让白先生做到了。不仅如此，他还裁接更大的空间，调动了很多台湾的艺术精英，从剧本、舞台设计、灯光、服装、舞蹈等方面直接参与。他们人多具有国际等级的教育和实践背景，又因此而更加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东方神韵，一上手就把整台演出定在一个极高的水平线之上。于是，苏州市企图通过振兴昆曲来呈现千年古城风范的愿望，加倍地实现了。苏州的官员和艺术家们被白先勇先生的一片挚情所感动，也都焕发精神，悉心投入，终于惊讶地发现了这座城市的深巷间蕴藏的文化潜力。

这台《牡丹亭》在台北和香港造成的巨大轰动，已有大量报道，不用我来复述。在如此繁忙的都市生活中花费整整三个晚上的时间才看完一台戏，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奇怪的是，场场爆满，没有一个人离开，每次终场时掌声之响亮、赞叹之热烈，超乎异常。在香港的演出现场我就见到好些从来没有看过昆曲的工商界人士，他们说，从现在开始，自己就成了终身的昆曲迷。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白先勇先生和苏州昆剧院的蔡院长又打来电话告知，这台戏在苏州大学的演出也获得极大成功，观众大多是年轻的当代大学生，也对舞台上缓缓展出的一切深深陶醉。至此可以高兴地说一句：一条贯穿四百年的集体审美缆索终于被找到了。除了这条缆索，一切都不可解释。沈丰英、俞玖林的秀丽俊雅一下子囊括了人们失落了数百年的诗意人性，甚至超越了现代学府的深厚和现代都市的富裕，让后代憬悟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而又有可能唤回的美丽。这种似远似近的美丽，深深地刺激了当代，刺激了古城，又喜又痛，无以言表。

这些感动，也充分体现了白先勇先生和其他许多有心人平日寂寞守护的意义，使人们从惊讶中明白，每一个文化奇迹都不是来自于“假大空”的热闹。任何文化精品都不是大张旗鼓地评出来、奖出来、争出来的，真正的文化精品存在于巷陌深处，那儿，仅有轻轻地嘱托、幽幽的笛声。偶尔展示，则山河肃穆。   

苏州昆剧院的这台《牡丹亭》为什么会让当代观众那么喜欢？我认为是得力于“大刀阔斧”之后的“小心翼翼”。一大一小，一粗一细，相得益彰。

大刀阔斧，指的是在庞大的中华文化中严格汰选。中华文化时间长、规模大、名目多、品类杂，其中的任何一点都有三千理由申述自己弘扬于今天的必要性，结果一片眼花缭乱，造成今天的中国人一讲传统就负担重重又冲突重重的悲剧情景和滑稽情景。这就需要在至高的文化标准下来大刀阔斧地裁夺了。在审美领域的裁夺，更是关及一系列精微的艺术判断，包括对某种古今相通的感性触觉的捕捉，正少不了白先勇先生这种具有国际性艺术视野、东方美学情怀和自己创作实践的大文化人。

一旦选准，则视若至宝，立即变得无限虔诚和谦恭，连跪拜叩头都可以了，让远年的珍奇以最本真、最朴实的形象面对今世。因此，这种虔诚和谦恭中包含着充分的信心，既是对文明最精致部位的信心，又是对自身选择眼光的信心，以及对现代人的信心。由信心支撑的小心翼翼，台下每一个观众都能感受到。于是，他们先放心了，然后又把心放细、放软了。剧场门外市嚣如浪，而门内，连三四百年前一个最含蓄的眼神，一声最缥缈的叹息，也不会漏过。

与这种文化态度相反，我们常见的新排传统剧目，常常在开始的时候疏于选择，未能澄清美丑驳杂的陈年浑浊，而在排演过程中又呈现出一种现代蛮横，搓捏过度，排场过度，结果使观众在心理上一直由阵阵惊异加阵阵慌乱而摇曳不定，无法进入古典审美所必须具有的安静。

三、援助缘分

对于白先勇先生的长期守护，我在不经意间提供了学术援助。

后来，这种不经意变成了一种很深的缘分。

快二十年了。我先在上海昆剧团演出《长生殿》的剧场里初遇白先勇先生，后来担任他的话剧《游园惊梦》的文学顾问，大概在那时，他读到了我写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知道了我对昆曲的论述。十二年前台湾《联合报》召开昆曲研讨会邀我发表演讲，我又同时与白先勇先生举行了一次昆曲对谈在《中国时报》发表。当时我的《文化苦旅》等书还没有在台湾出版，我在台湾朋友心目中的印象，是一个背时的昆曲研究者。

其实我当时并不是一个像白先勇先生那样的“昆曲迷”，而是从文化研究的宏观图谱中，认识到了昆曲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我的文化研究，已经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思维，非常注意每一种文化范型对于一个民族的集体心理的对应关系。任何自称的重要都不算重要，任何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阐述也无法揭示真正的重要。我通过仔细地比较，发现曾经吸引这个民族广泛投入、并因此左右了集体心理的艺术样式，有唐诗和书法，而比唐诗和书法更深入的，则是昆曲。

我以大量史料证明，昆曲曾使这个民族的重要人群进入了整整两百年的审美痴迷状态，因此毫无疑问已渗入我们的文化基因。痴迷是一种不讲道理、也讲不清道理的集体感性选择，对于研究“集体无意识”极有帮助。

当我要用这样的观点来论定昆曲的文化定位时，遇到了很多学术障碍。坊间论述昆曲的文章已有一些，但大多就昆曲说昆曲，不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因此，我要大胆地把事情拿到中国戏曲的范围之内作比较已经十分艰难，例如大家早已认定关汉卿是顶峰、京剧是国粹；而更艰难的则是我并不想只在戏曲圈内，而是要在整体中国文化的大范畴内作这种论定。

至少，我面对着难以逾越的两座学术大山。一座是我敬重的王国维先生，他是中国戏剧史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但他早已论定中国戏曲的发达“至元代而止”，明清的戏曲根本无法与元剧相比。与王国维先生相反，另一座学术大山胡适之先生则用进化论的观点论定“昆曲不能自保于道咸之时，决不能中兴于既亡之后”，认为更应关注的是戏曲的近代形态。

总之，他们两位大师，一位着意于昆曲之前，一位着意于昆曲之后，独独把昆曲避开了。我要突破他们，全部依据只在于文化思维的观念不同，以及掌握的演出史料的比较充分。王国维先生以文学思维代替戏剧思维，又把自己的高层次赏析代替全民接受；胡适之先生热情地相信文化史在强胜弱败的必然选择中逐代进化，而不太在乎集体心理沉淀，即表面上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化现象未必退出了人们的心理构成。

在他们之后行世的文化人类学显然划出了另一个学术时代，但不要说王国维、胡适之先生，即便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无论是中国的戏曲界、艺术界、历史学界，还是整体文化界，对于这种学说仍然陌生。因此，我的论述长时间孤掌难鸣。

只有白先勇先生最早诚恳地对我说：“你用‘最高范型’来论述昆曲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我无保留地支持！”

他更以不懈的奔走和忙碌，减去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学术孤独。

这种尴尬而寂寞的情景，一直延续到前几年一件事情的发生：二OO一年五月十八日，联合国把昆曲评定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全名为a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并以评委会的最高票，列于同类文化遗产的首位。

当时我正在地球的某个角落考察早就湮灭的其他人类文明。听到这个消息，陡然一振，在第一分钟里想了想中国明代，在第二分钟里就想到了白先勇先生。

果然，他比我还兴奋。他觉得昆曲既然已经获得了可以代表中华文明而进入人类共同遗产的标志性地位，就应该以高贵而优美的实际面目让海内外人士感性地确认这种地位。这就是他开始策划苏州昆剧院版《牡丹亭》的动因。

我为了声援他，把十余年前对于昆曲的艰难论述编成一本书，首先收了十二年前在台湾的那份演讲稿，专门在苏州出版，名为《笛声何处》。出版社叫古吴轩，离白先生的排演场所不远。

这是对一段遥远的历史和一段我所经历的历史的交代，也是对一种文化态度的交代。

传来消息，世界遗产大会也要选在苏州召开了。于是我在《笛声何处》的自序中加了一句：“苏州有这个资格。种种理由中有一项，必与昆曲有关，我想。”

又传来消息，苏州要为世界遗产大会立一个纪念碑，苏州人民选我书写碑文。至于选我的理由，我想可以套用刚刚引过的那句话了：“种种理由中有一项，必与昆曲有关。”

（摘自《牡丹情缘——白先勇的昆曲之旅》，原载《新民晚报》2006年2月27日）

白先勇，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戏剧家。1937年生，广西桂林人，名将白崇禧之子。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Writer’s Workshop）文学创作硕士。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舞台剧本《游园惊梦》、电影剧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最后的贵族》等，撰有父亲白崇禧传纪《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牡丹情缘——白先勇的昆曲之旅》一书全面收录白先勇先生关于昆曲的随笔，以及与昆曲相关的精彩访问与对谈。自2004年起，白先勇策划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开始巡演，至2012年共演出200场，成为这一阶段著名的文化现象，有力推动了昆曲在中国社会以及欧美的传播。在这一期间，白先勇形成并表述了其独有的昆曲理念，不仅在众多访谈中披露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过程、深入的文化，还提出了“昆曲新美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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