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我不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往往是固定化的；我用“中国道路”，因为它更容易博采众长。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两个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

中国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转型在中国是重叠的。

——厉以宁

1.《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

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意味着“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正在向“橄榄形”或“鸡蛋形”收入分配结构转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的。

一个社会最怕的是出现一批又一批的绝望者。在社会水平流动渠道和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相继堵塞的环境中，绝望者增多了，他们认为自己注定就是失去前途的人，个人再怎么努力都是没有希望的。

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畅通，使每一个勤奋进取的工作者都会有前途。这将是社会风气的巨大转变，人们会记住，未来的前途主要来自个人的努力，而并非依赖于家庭出身、父辈的门第或者祖上留下的遗产。

科学技术的发展让“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异逐渐变小并逐步消失。

——厉以宁

2.《中国道路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家国有企业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关键在于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现代企业制度。

在一些现阶段仍有必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行业和企业，在股权相当分散的条件下，国有股减持到相对控股的程度，实际上意味着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增大了。这并不会影响国家控股经济在经济中的地位。

政府干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或政府为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都有损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是力求避免的。

——厉以宁

3.《中国道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不少中等收入国家经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中的矛盾爆发出来了，原有的发展优势渐渐消失了，它们迟迟不能越过人均GDP10000美元这道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一方面，由于国内工资收入水平的上升，这些国家无法同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某些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出口竞争中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同类商品更具有优势，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更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优势产业、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产品，中等收入国家的困难加大了，它们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机会没有了。

在中国，必须摆脱过去长时期内支撑经济增长率的模式，即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旧模式，转而实现投资与消费并重的拉动GDP增长的模式，再进而实现消费需求带动为主、投资需求带动为辅的拉动增长模式。

——厉以宁

4.《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

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分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

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户籍一元化。城区和农村不再有居民身份的差别，也不再有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

中国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转型在中国是重叠的。

所以中国城镇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双重转型成功之时。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能是双重转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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