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合规：变革时代的国企担当

研讨会合影

今天研讨会的总体背景，是我们国家正在开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这样一个新发展阶段，国企确实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尤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国企都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特别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化趋势及相关国家的博弈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革。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代，国企确实要担负非常重要的使命。如何在法治的框架下推进国企合规工作，更好地防控相关风险，促进高质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结合这样的总体背景，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企改革、法治建设和合规基础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新时代背景下国企法治与合规工作的考量因素和重点领域。

首先，我国的改革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国企直接相关。大家可能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启了以国企改革为重点的城市改革。通过当时的税制改革、金融改革，包括大家熟悉的利改税、拨改贷等，逐步确立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后来我们又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这些改革都是围绕国企展开的。上述改革为1992年以后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当然，近几年国资委也在继续推进国企改革。所以，国企一直在变革中成长和发展，在座的各位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体会的。

其次，国企改革与法治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在推进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国家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完善。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企改革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动力，由此形成的各类法律制度，是企业合规的重要的制度基础。当然，除了上述的改革之外，开放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很多新问题，从而推动了制度创新。在法治体系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这几个重要环节中，守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只有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等各类主体，都能够很好地遵从相关的法律、规则，才能形成相应的法律秩序、市场秩序和经济秩序。这对于良法善治的形成是最为重要的。

因此，我们今天理解合规，也要更多地从法治，从法律秩序的角度来考虑。国有企业能否做到合规，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秩序，而社会经济秩序是宪法及很多重要法律都专门强调予以保护的。事实上，国企的合规或法律遵从，事关法律秩序、社会经济秩序，对于企业和国家都至为重要，直接影响国家法治现代化和整体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从时代要求看，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典型的风险社会。从社会学角度，贝克、吉登斯等社会学家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法律和法学的角度看，各类主体时时处处面临着大量的法律风险。现代社会的重要时代特点，就是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和法治化“四化”并行。尤其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都会加大各类主体所面临的风险，导致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由此使合规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合规显得更为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合规工作要考量多种重要因素。在大家平常的工作中，包括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法律和规则的过程中，至少要考虑如下几类因素或重要法律价值，即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这几个方面都是在工作中需要平衡的。基于上述因素的考量，国有企业要主动合规、有效合规。只有这样，才能切实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确保在安全的发展环境或营商环境中推进企业自身的发展，才能够在合规过程中去发现价值，去实现价值创造。

因此，国企的主管部门、企业的主管领导，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法务部门、合规部门、风控部门在企业治理、促进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有企业的合规工作要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自身特点，确立合规工作的重点领域，不断提升工作的前瞻性。比如，今天的会议有北大法学院易继明教授讲知识产权问题，蒋大兴教授讲公司治理问题，何其生教授讲国际经贸领域的国企规则问题，这些都是合规的重点领域。又如，在数据治理或数据合规方面，普遍面临着很多问题，这同样是合规的重点领域，必须提高工作的前瞻性。此外，从经济法的角度看，还有一些合规的重点领域需要强调。比如，税务合规方面，现在税法制度复杂，变化大，税务风险在增加；在金融合规方面，金融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在严监管的背景之下，如何做好金融合规工作非常重要；在竞争合规方面，特别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方面，很多企业倍感压力巨大。上述几个方面，也都是国企合规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

在新发展阶段，要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国家构建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发展法治”，即“发展型法治”，这是对国家法治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为此，大家应加强“发展法学”的研究，思考我们的法治如何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处理好“法治与发展”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着力研究的重要问题。

最后，我代表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再次祝愿本次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