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可能与可为——基于日韩政策经验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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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 王莹聪 王嘉琦.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可能与可为——基于日韩政策经验的比较分析,2024,30(5):090-100.DOI:10.3969/j.issn.1673-8454.2024.05.009
国际比较教育
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可能与可为——基于日韩政策经验的比较分析李 刚 王莹聪 王嘉琦摘 要： 数字教材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而数字教材制度化又是实现数字教材普及的关键抓手，具有本体性价值（教学意义）、工具性价值（技术意义），以及教育范式革新“引爆器”这一终极性价值。但在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中，可能会遭遇技术之于教育的“不良免疫”反应，包括数字教材标准难以统一、去情境化教学弊端显现、公众对数字教材存在认知偏差等现实困境。日本、韩国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起步较早、体系较为完善，加之与我国相似的地缘政治与文化背景，从国际比较视角下，对日韩数字教材制度化的政策规制及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分析和异同点比较，明确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应然向度、实然困境和推进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发现：日韩关于数字教材制度化的政策相似点在于政策走向、多方合力和关注健康，在发展态势、内容侧重上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数字教材制度化的战略支撑与顶层设计，健全基础设施与突破技术瓶颈，吸纳社会力量共建一体化数字教材系统等建议，以期为我国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提供参考借鉴，推动教材数字化发展。
关键词： 数智时代；数字教材；政策体系；国际比较；教育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 G423.3；G4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454（2024）05-0090-11
作者简介： 李刚，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吉林长春 130024）；王莹聪，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24）；王嘉琦，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24）
基金项目： 2023年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综合改革“揭榜领题”一般项目“促进高校本科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U’型深度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以小学教育专业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作为知识内容的载体，教材需要通过某种媒介实现。任何一种教材形态的形成都与媒介的演变有关，都离不开教材供需双方对当前可供媒介的选择。[1]教材经历了从口授教材、手抄教材、纸质教材、音像教材、电子教材到数字教材的不同形式，[2]数字教材建设是当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已有关于数字教材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数字教材的发展历程、内涵特征、国外政策解读等方面，有关建立起大众对数字教材的认知与素养，以及国家政策助推数字教材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
日韩两国与我国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有着相似的地缘政治与文化背景，加之日韩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起步较早、体系更为完善。因此，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深入挖掘日韩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的异同，明确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应然向度、实然困境和推进路径，以期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杠杆，从而撬动整体变革。
一、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宏观趋势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数字经济、数字中国的时代应答，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也是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动力引擎。数字教材的开发和推广应用被视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支点，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3]但在数字教材系统开发与使用的过程中，数实融合的相互排斥性和数字技术存在的局限性等不足，导致数字教材尚未得到普遍认同，因此纸质教材向数字教材的转型不应只局限于教学媒介的升级，更需要国家政策对数字教材的正面管控与侧面支持，以实现大众理念与认知的变革。
（一）价值意蕴：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应然向度
当前教育界对数字教材的定义尚未统一，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数字教材的发展历程、特征性质等显性方面对其进行定义，如阿耶·伊斯蒂亚娜·莎丽（Ayu Istiana Sari）认为，数字教材是通过阅读移动设备和在线电子书平台在学术领域获取大量知识。[4]张瑞认为，满足从辅助到协同的功能层、从单一到多元的形式层、从机械到智能的技术层这三项条件的教育资源即为数字教材。[5]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将数字教材定义为：通过教育资源与数字化媒介的融合，依据课程标准和国家审定的出版标准，由电子书、教辅资料、在线课程、应用于教学的交互工具等综合教学资源包构成的个性化交互性教科书形态。所谓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转化的过程，通过制度体系的完备与秩序的建构来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即国家通过确立方针政策来助推数字教材推广应用，以达成公众对数字教材普遍信心的过程。
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要将教育资源与数字技术相结合。[6]之后，《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与质量标准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等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数字教材是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的重要抓手。如今数字教材已在诸多先行试验区，如上海、广东、江苏、河南等地取得显著成效，体现出数字教材具备的多重价值。
1.本体性价值：推动教材体系的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7]
建设教材体系需全方位把握教材类型，从用途来看，教材可分为基础教育教材、职业教育教材、学科教育教材三大类；从结构来看，可分为基于学科逻辑结构和基于心理结构建设的教材。数智时代背景下，人类正在不断探索与机器的相处之道，教材也不例外。数字教材作为一种新兴教材形式，使用频率正在急剧飙升，在不久的将来有望持平甚至超越纸质教材。数字教材制度化将带动教材体系定位由培养“技术人”走向培养“完整人”，彰显数智时代教学的意义。[8]
2.工具性价值：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
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预言，在2045年左右，人工智能将达到一个“奇点”，跨越这个临界点，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智慧，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在与机器的共生共存中开启一个新时代。[9]马克·普兰斯基（Marc Prensky）在2001年曾提出“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的概念，将那些伴随着数字技术和新媒体长大的一代人称作数字时代的原住民。[10]当代青少年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典型代表，不仅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得心应手，而且其学习方式、认知特点也可能和上一代人迥然不同。数字教材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综合应用，为实现教学智能化、学习个性化提供了支持，知识和内容的呈现与传递具有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等特征，顺应了当代青少年的发展需求。
3.终极性价值：驱动教育范式的革新
数字教材制度化的溢出性“头雁效应”将会激发教育教学变革制度化的“群雁活力”。疫情期间，全国大中小学教师在线教学的高效性，彰显了数字教材的方便性。教师角色随之改变，由传统的教书匠转向新技术的应用者、数字素养的培育者、督促学生坚守教育伦理的卫道者；基于学生立场，数字教材将借助音频、视频、虚拟现实等技术，帮助理解困难学生或残障学生更容易理解教材内容，起到强化学生主体性发展的作用；基于教学质量监管立场，数字教材制度化将为数字教材的设计和使用确立统一的标准，促进管理科学化。此外，数字教材制度化也使教师的权威地位得以消解，教师对于知识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学生可以从海量的数字教材内容中获取知识，促成师生平等共生式教育关系。数字教材制度化还将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规模化、利用大数据测写技术催生自适应学习模式、拓宽教育场域、完善教育评价。
（二）现实藩篱：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实然困境
在国际教育技术领域，有一个颇为著名的问题叫“乔布斯之问”：“为什么IT技术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11]尽管当前数字技术已推动教学方法、教学工具、教学技术等方面的进步，但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尚未引发实质性变革。数字技术为教育变革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我国的数字教材建设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具备应对全部危机的理念和策略，这也是当前我国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实然困境。
1.数字教材标准尚未统一，开发者、出版者有可能逾越“标准困境”
虽然我国已经出台多项有关教材内容审定和程序管理的文件，如《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等，但尚未建立统一的数字教材标准体系，目前许多数字教材是在缺乏严格监管的情况下自发进入教育市场的，[12]长此以往势必会引发教材市场的乱象，难以保证内容的科学性和导向性。面对这种情况，需加强数字教材在教学性和技术性上的双重标准：一方面，教学性是教材的生命属性，向学生传递知识与技能是教材的存在之根；另一方面，技术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性支撑，是课程教学变革的核心影响因素，数字教材的可持续性发展构建在技术性基础设施底座之上。
2.去情境化教学弊端显现，教材使用过程中数实融合受阻
所谓“去情境化”，是指将知识从具体的情境中抽象出来，超越生活情境，成为一个概括性的知识。教育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教育情境、教育过程、教育结果评测都涉及多方面因素。数字化同样是一套复杂性系统，涉及信息技术的基础层、平台层与应用层，因此数字化技术与教育资源的融合可谓阻力重重。传统的纸质教材经过长期的投入实践并依据师生反馈不断修改，在教材中不断加强所学知识与真实生活情境的联系。如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2教材在第44页“DNA的结构”一节中，附上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DNA雕塑，促进科学知识融入生活情景。若数字教材显现出去情境化弊端，将会导致学生在观看数字教材时难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教学情境，亦难以及时抽离，进而引发教材使用过程中的数实融合受阻。
3.公众对数字教材存在认知偏差，师生的数字素养与态度有待进一步深化
数字教材的开发者、审核者、使用者都是鲜活的人，若没有各环节不同主体的认同与支持，数字教材的建设将举步维艰，因此数字教材建设的关键是人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因此，教育部于2022年12月发布《教师数字素养》，从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5个维度，明确了未来教师应该具备的数字素养。[13]但仅从教师角度立法要求远远不够，当前公众对数字教材仍存在认知偏差。由于数字教材未经审定且未列入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所以现阶段使用的数字教材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材，只能作为教学辅助资源。因此，我国大部分地区中小学教师对于采用数字教材尚处于观望阶段。此外，实践培训的缺位也使许多教师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有部分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对数字教材过于乐观，甚至盲目扩展到所有学段和所有学科，把技术当成教学的“万金油”。因此，公众对于数字教材的认知、其自身的数字素养与态度均有待进一步深化。
二、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微观机制
从根本上讲，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14]从国际比较视角下，对日韩数字教材制度化的政策规制及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分析和异同点比较，可为我国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一）日韩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的政策经验
1.日本数字教材建设的政策规制及历程
日本较早关注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为此推出一系列教育数字化改革计划，其中不乏提到数字教材建设的政策文件。纵观日本数字教材制度化历程（见图1），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夯实基础阶段、试点施行阶段和普及化阶段。
（1）夯实基础阶段（2000—2009年）
日本属于较早开发数字教材的国家之一。1993年，日本第一本磁盘传输式数字教材问世。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正式开启教育信息化兼数字教材建设之路。2009年，时任总务大臣的原口一博发表了《原口设想》，提出“再造地区的纽带：到2020年，所有年龄层的人都能够使用宽带服务”，并提出了“未来学校共同型教育改革”项目。其中一个目标是“2015年全国中小学生全都配备电子教科书”。[15]日本文部科学省在10所公立小学校、8所公立初中和2所特殊学校进行了调研，发现电子教材在试验校应用过程中的一些不足。[16]之后，日本政府对其进行了调整，并相继推出《e-Japan（2001）》和《u-Japan（2004）》两大教育数字化方针，又推出《i-Japan（2015）》，阐述了数字社会前景下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发展方向。[17]
（2）试点施行阶段（2010—2018年)
2010年5月，随着《新信息技术战略》的问世，日本将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确立为国家战略，并决定自2011年开始以试点的形式开展数字教材建设。[18]随后日本教育界相继创立数字教材学会和《数字教材研究》学术期刊，旨在推进数字教材理论与实践研究。2018年6月，日本发布《颁布部分修订<学校教育法>等的法律（通知）》，明确指出数字教材已得到法律认可，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的内容可以做到同步，分阶段引入数字教材是适宜的。此外，有视力障碍和发育障碍的学生能够通过放大字符、改变颜色和字体以及朗读等功能更容易地理解教材内容。[19]这成为日本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的里程碑，自此日本数字教材发展开始迈入“快车道”。但由于当时世界各国尚未达成全面普及数字教材的局面，加之出于对学生身心健康和信息技术安全性的忧虑，文部科学省规定采用数字教材的授课时间不多于总课时的50%。[20]
（3）普及化阶段（2019年至今）
为保证师生具备使用数字教材的基本安全常识，文部科学省加大了科普力度，于2019年发布《有效使用数字教科书的实践案例集》，图文并茂地列出正确使用数字教材的方法。[21]同年12月推出“面向所有人的全球创新门户”(Global and Innovation Gateway for All，GIGA School）”计划，目的是在2023年之前为1000万名中小学生每人配备一台计算机，[22]后因新冠疫情使该计划被动提前实现。2020年4月，文部科学省批准在所有中小学教材上印刷教辅资源二维码和出版社网址。[23]2021年3月，文部科学省删除了“采用数字教材的授课时间不多于总课时的50%”的条例，同时公立中小学校每台终端的对应学生人数由2016年的6~7人骤减为0.9人，[24]实现了计算机在学校的普及化愿景。2023年6月，日本内阁审议通过第四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2023—2027年），指出教育资源将从“电子化”转向“最优化”，大力推进教材、校务、软硬件设施的数字化转型。[25]此外，日本内阁将于2024年展开修订小学教材的工作，届时将达成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数字教材的希冀。[26]
2.韩国数字教材建设的政策规制及历程
在信息爆炸式增长的网络时代背景下，韩国的教育不平衡问题愈发严重，然而纸质教材所能承载的知识传播量和速度有一定限制。因此，2002—2006年间，韩国政府开始敦促相关部门着力开展数字教材的设计、开发和应用等工作，并基于对未来教育的预测，尝试建立数字教材模型。纵观韩国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历程（见图2），可将其政策划分为三个时期：初步建设期、加快探索期和巩固发展期。
2007年3月，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颁布的《数字教科书普及推进计划》中提出，“由教材、参考书、题库、辞典等多个要素构成的多媒体教材将成为重点研发对象”，韩国数字教材计划的帷幕就此拉开。[27]为促进数字教材的系统化实施，韩国政府宣布实施中长期《促进数字教材商业化推广计划（2007—2011）》，该计划明确了数字教材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提出要完成包括开发数字教材、培训相关教师和教辅人员、建立智能化的教育环境、建立分销和质量保障体系、制定法律制度并提高公众对数字教材的认识、客观分析数字教材影响力大小在内的六项任务。[28]如图3所示，韩国数字教材的开发出现了六项主要进步，可见韩国政府作出广泛的努力来制定法律法规，不仅为数字教材的建设奠定了政策基础，更得到公众的重视和支持，达成关于使用数字教材全国范围内的共识。
（2）加快探索期（2011—2013年)
在这一阶段，韩国政府加快了对数字教材开发与实施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多项政策予以保障。2011年10月，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发布了《通往人才大国之路：推进智能教育战略施行计划》，强调将智慧教育列入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为新时代人才培养打造“智能化学习”环境。[29]之后，教育部（原教育科学技术部）又于2013年5月， 发布《数字教材的开发和激活计划》，要求开发完整的数字教材系统，建立起能够把学生家庭学习和课堂学习相联系起来的数字教材基础。[30]随着数字教材体系逐渐成型，韩国政府决定放慢步伐，一方面，缩小数字教材研发所针对的年级和学科范围，更加关注数字教材的实际应用；另一方面，政府更加注重对数字技术的提升，以确保数字教材理性投入使用的可行性和适当性。
（3）巩固发展期（2014年至今）
与前期关注教师数字教材使用能力的提高不同，韩国政府现阶段更加关注学生的适应、操作、把控等能力的培养，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政策旨在为数字教材的应用提供外部专业支持。2014年7月，韩国教育部提出强制性的《中小学软件教育推广计划》，对所有学生进行系统的公共软件教育，以促进数字教材的有效应用。[31]2015年，韩国政府颁布《SMART学习的创新教育计划》，包括让学生通过移动设备终端访问学习内容、使用在线课程及在线评估系统、塑造信息化环境、开发SMART等类似平台以及配备云服务基础设施。[32]2017年，韩国开发出能够考察和评估学生在使用数字教材时学习行为的智能学习分析平台。[33]2023年2月，韩国教育部发布《以数字为基础的教育革新方案》，提出将于2023年选定300所学校，至2024年共确定700所学校为“数字先导学校”，率先在其正规课程和课后课程中应用人工智能数字教材，并计划于2025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应用人工智能数字教材。[34]
（二）日韩数字教材制度化的政策经验审视及比较
在教育领域，中日韩三国表现出各自在思维方式和教学实践方面的很多相似和不同之处。
1.共同特征
（1）政策走向
政策走向既包含催生出政策的时代背景，也包含一系列相关政策推进过程中的路径方向，还包含政策最终将会实现的目标。中日韩三国在儒家“学而优则仕”文化的长期浸染下，当前的社会发展均倾向于“学历社会”。正如陶行知所言“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35]在格外重视教育的国家环境中，日本和韩国均不间断地推出新的教育政策或文件。当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促进各国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变革、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之路，日韩在相同的环境下迈开了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的步伐。
此外，日韩的政策推进路径均为率先提出一个大愿景，其囊括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后续再细化成多个方面的中长期小目标和措施。日本“IT立国”政策三部曲中的第三个政策“i-Japan战略2015”，作为“e-Japan（2001）”“u-Japan（2004）”的后续，比前两份政策文件更全面、更细致地指出使用数字教材的重要性，明确了数字社会中三大关键领域，即电子政府和电子自治体领域、医疗和健康领域、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未来前景，为后续相关政策确立了官方前进方向；韩国在《数字教科书普及推进计划》中指出，数字教材今后将成为国家在教育领域的重点研发对象，以此拉开韩国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帷幕。
（2）多方合力
苏霍姆林斯基（Suhomlinski）提到“假如学生从四面八方看到召唤他们去追求知识、进行劳动和创造的明灯，假如点燃这种引导他们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知识明灯不是一个人，而是全体教师以及全社会，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36]社会性是教育的第一性，即教育产生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建立，又反作用地服务于建设一个使全体成员都能在广泛的协作中实现自我全面发展的社会。日韩两国在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过程中，始终重视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全民力量助力数字教材扩展，如日韩民间自发创立了数字教材学会和学术期刊，欢迎对数字教材研究有兴趣的科研人员加入研讨，从源头上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建设数字教材的队伍，旨在推进数字教材理论与实践研究。
（3）关注健康
数智时代良好的教育生态系统真正需要的是一套数据精准度高、实施标准明确、可操作性强、管理责权逻辑清晰的物联网大健康系统。在追求技术的时代，也应兼顾人的安全健康，要让技术去适应教育和人的需求，而不能让教育去迎合技术，使人成为数智时代的“边缘人”。日本出于对学生频繁使用数字教材的身心健康、衍生出来的人机关系异化等问题的忧虑，最初规定使用数字教材授课的时间不得多于本学期总课时的50%，在一系列实地调研并确认适当使用数字教材对学生发展大有裨益的情况下，才终于取消了该条例；韩国相较于数字教材建设初期的更关注硬件设施，现阶段更加关注学生的适应、操作、把控等能力的培养，力图实现更为安全健康的教育数字化。
2.差异特征
（1）发展态势：日本先慢后快，韩国先快后慢
日韩数字教材几乎在同一时间起步，但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日本前期重视对数字教材风险性的评估，文部科学省对10所公立小学校、8所公立初中和2所特殊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得出使用电子教材对学生学习知识与技能可以起到“脚手架”作用的结论之后，也仅决定试点实行数字教材，且对使用时长有不超过本学期总学时50%的限制。直至做好能够有效应对数字技术带来风险的预防措施，以及学生已经具备使用数字教材需注意的基本安全常识之后，才解除该限制。
韩国则采取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初期便进行了拉网式全覆盖的数字教材普及行动，通过硬件设施的配备齐全带动师生具备使用数字教材的基本常识，以“硬件”拉动“软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数字教材普及行动之后，韩国政府决定放慢脚步，纵深发展教育数字化。如2023年2月，韩国启动《数字驱动教育改革计划：释放教育中个性化学习机会》，旨在通过应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教材、创建使用高科技升级课堂的教师团队、开发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运营“数字化学习先导学校”、扩充数字基础架构等五个方面，赋能基础教育向数字化纵深发展，实现“全民教育”愿景。[37]
（2）侧重内容：日本先理后文，韩国全线并行
教育领域循序渐进的原则是指教学要按照学科的逻辑系统和学生认识发展的顺序进行，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与技能，形成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样，在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家也应考虑按照怎样的逻辑进行试点、应用、普及，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在数字教材应用的学科历程来看，日本先在理科或英语学科应用数字教材之后，再覆盖全部学科；韩国则从初期就尝试从全学科的范围试点应用数字教材。
日本政府考虑到数字教材的音频、视频、动画演示等功能能够更突出地满足对理科学习实验和英语练习发音的需求，因此率先在中小学的物化生英课堂上试行，二维码也同步印刷在物化生英课本上。韩国对数字教材的普及行动表现得更为大刀阔斧，无论是从一开始的目标应用范围，还是后续的试点范围都比日本要广一些。韩国政府试图通过塑造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搭建便利无阻的数字化学习平台或系统等措施，在潜移默化中带动全民使用数字教材的意识和常识。
三、日韩数字教材制度化的经验与启示
杜威认为，“只有人处于全人类的关系中，他的种种能力才会获得发展。”[38]日韩两国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要早于我国，其政策具有持续性与连贯性的特点，也为世界带来“东亚模板”的数字教材建设雏形。通过对日韩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具体规制和发展历程进行异同比较，可为我国的数字教材制度化建设提供经验与启示，助力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完善数字教材制度化的战略支撑与顶层设计
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具体落地离不开政策支持、顶层设计与资源投入的保驾护航。我国已相继出台《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意见》《上海市教育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3）》等众多文件，以支持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教材制度化的平稳运行。但由于涉及领域众多、教育自身的复杂性和惯性，目前有关数字教材建设的政策体系仍有诸多不完善，如“打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网络学习空间”与“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电话手表等电子产品进校园”之间就背道而驰。对此，需重视完善数字教材制度化的战略支撑与顶层设计。一方面，国家应从建立数字教材标准开始，构建从构思到审查再到出版使用的一体化规范体系，健全数字教材的相关政策制度；另一方面，学校及科研机构应继续强化数字教材的基础理论研究，引领数字教材的价值观和发展方向。
（二）健全基础设施与突破技术瓶颈
尽管信息技术正在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但作为一项新兴产业，仍存在技术瓶颈、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技术瓶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算法过程的复杂性、掩盖性造成的技术黑箱易带来数据伦理风险；二是同质化的媒体信息造成的“信息茧房”易消解对真实世界的深度感知；三是信息的无边界传播造成的媒介焦虑易降低人们感受到的社会可信度。即使目前已有ChatGPT、人工智能、元宇宙、智慧教育、自适应学习系统等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开发与应用，但多重技术瓶颈的存在仍使数字教材制度化的过程充满重重阻碍。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在数字经济、数字中国的大背景下，各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都构建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底座之上，因此需完善各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教材开发也应注意兼具教学性与技术性，实现自塑与他塑的融合推进。
（三）吸纳社会力量共建一体化数字教材系统
数字教材的制度化建设将是一个持续推进、不断破局的过程。随着数智时代的纵深发展，未来教材的发展态势也将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创、虚实互联与智能化布局的新特点。数字教材制度化是一项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应打造一体化数字教材建设生态系统，类似的说法还有联动机制、协同创新机制等。虽然上述说法不同，但表达的都是综合各种力量，增强教育合力，使教育达到最佳效果。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在为数字教材作贡献的共识基础上，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交流协作和多元投入，构建“政府主导、企业运营、院校实施”的数字教材制度化模式。其中，政府主导是影响数字教材的顶层支撑，企业运营起到中层硬件支持的作用，院校实施则会影响底层的数字教材使用大环境，三者形成合力，共创健康良性的数字教材生态，提高青少年学生使用数字教材的参与度、效率及效果，以打造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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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and Method of Institutionalizing Digital Textbooks：Comparis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Experience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
Gang LI1, Yingcong WANG2, Jiaqi WANG3（Facult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 Jilin）
Abstract: Digital textbooks are the breakthroug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as the key to realize the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has the ultimate value of ontological value, namely, teaching significance, instrumental value, namely, techn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detonator” of educational paradigm innovati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the “bad immune” reaction of technology to educationmay occur, including the difficulties in unifying the standards of digital textbooks, the disadvantages of de-contextualized teaching, and the public’s cognitive bias towards digital textbooks. Considering that Japan and South Korea’s digital textbook institutionalization system started earlier and the system is comparatively perfect, they facing similar geo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with China,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makes a panoramic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policy reg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digital textbooks in these two countries, and finds that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policies 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lie in the policy direction, multi-party joint efforts and concern for health,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trend and content emphasis. On this basi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with the strategic support and top-level design of digital textbooks, improve infrastructure and break through technical bottlenecks, and absorb social forces to build an integrated digital textbook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direction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in China, escort their smooth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nd promote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this lasting chang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Keywords: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Policy system;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ducation digitization编辑：李晓萍 校对：王天鹏
期刊简介
《中国教育信息化》创刊于1995年8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学术期刊。期刊内容力求全面深入地记录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建设进展、研究与应用成果和行业发展状况，开展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和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服务于国家教育宏观决策；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标准规范，及时追踪ICT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教育的融合，深度挖掘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服务于我国教育信息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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